全国三分之一城市深陷“垃圾围城”，何解“垃圾之痛”？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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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治理一向是令世界各国政府头疼的治理难题。伴随着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创新发展升级，新产业不断出现，城市垃圾的种类和数量也急剧增加。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围城困局，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与此同时，我国有近140个城市没有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堆放和填埋的解决方式给土壤安全和水质带来了隐患。

报纸原文：《城市发展如何消解“垃圾之痛”》

本报记者 小白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国内现有约10亿部废旧手机的存量，回收率却只有2%左右。如何解决城市垃圾尤其是急剧增多的电子垃圾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城市规划、环境科学和环境经济等学科领域的几位学者，请他们从专业角度进行了分析。

垃圾问题已影响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敬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垃圾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反映。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产生的垃圾主要是生活垃圾，基本上可以在自然界环境中降解并回归自然，填埋成为主要的处理方式。工业文明后，我们产生的垃圾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快速增长的人口，特别是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在生产和生活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产业垃圾和生活垃圾。

其二，由于人们生产和消费的物质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垃圾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如电子废弃物（俗称电子垃圾，是指被废弃不再使用的电器或电子设备）等。2012年全世界产生的电子设备垃圾约为4890万吨，到2017年将达到6540万吨，差不多是纽约帝国大厦重量的200倍。

第三，垃圾对城镇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农村甚至出现了垃圾围村的现象。因垃圾而产生的政治事件、环境事件、社会事件等不断出现，已经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安全和健康。我们对垃圾的处理方式大都沿用之前的填埋模式，部分城市采用焚烧模式。无论是填埋和焚烧，如果处理不当，都会造成二次污染。

废旧手机的技术处理难题

电子垃圾回收处理问题起于家电、PC时代。起初，政府部门以“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推动废旧家电的回收处置。2008年，国务院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提出新的管理办法，并于2009年制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2012年，财政部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2014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修订，电话、手机均被纳入新名单之中。

目前，我国已经沉积了约10亿部废旧手机，回收率却不足2%，且被回收的旧手机中，仅有少部分进入正规拆解企业。对此，上海交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何义亮教授在采访中指出，废旧手机作为与个人使用关系密切的电子产品废弃物，与以往废弃家电相比，数量相对更大。手机的线路板里，有高价值可回收利用的贵重金属，如金、银、铜；也有一些会造成严重污染的重金属离子，如水银、铅、镉等。要把手机里有害的金属离子分离出去很难。现在有一些个体商户会做一些低层次的手机拆解和分离，但在回收有价值的零件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污染。

对废旧手机的利用是个难题。上海交大课题组正在研究电子垃圾处理，通过技术手段将手机金属部件进行拆解、粉碎和分离。具体做法是通过粉碎到很小的尺度，利用金属的比重不同，再进行分离，然后分别进行资源化处置。他指出，尽管有技术作为支撑，但还要基于政府的投入，建立规范化的资源回收基地，进行废旧手机的集中处理并形成一个链条，走规模化发展。而这在目前看来尚存在一定难度。

还有一个途径可能更为有效，那就是由手机和电子生产商建立一个生产、销售到回收的渠道。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商有自己的一套生产线，因此更适合建立回收资源的机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手机等电子产品产量越大，电子垃圾就越多，企业要对此进行考量。他建议倒逼企业建立回收机制，改变产品结构，尽量不使用有毒有害的物质成分，延长产品使用周期。“毕竟，对高尖端生产的产品，再用很低层次的方法拆解，是不协调、不对称的。所以说，必须要让生产商把这个链条负责起来。”

电子垃圾处理凸显的经济问题

6月，在厦门举办的2017两岸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上，与会的学者关注了“城市重塑与垃圾资源化”这一主题。大家表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依靠公众的力量。垃圾分类和回收只是开始，后续如何使用与再利用，通过商业模式提高这些资源的价值，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应利用技术创新、“互联网+”等做好垃圾的回收再利用。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志青对记者表示，手机等电子垃圾的回收所涉及的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作为垃圾的回收利用，废旧手机的垃圾回收面临双重市场。第一个是回收市场。回收需要成本，如果没有正面激励和约束，很难让回收者产生积极性。第二个市场就是回收资源利用，即回收后的废弃物在回收市场上有没有优势和较高的利用率。在第二个市场上，废旧手机的性价比不高，原因在于回收手机资源还要经过很多程序，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所以，从市场主体角度看，废旧手机的可利用性不高，经济价值不高，这也造成回收行业或者说循环经济无法在很多产业里落地。

要提高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就需要全社会和政府部门积极扶持循环经济。这种扶持首先应体现在规模上，要使之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其次政府要进行经济补贴，让其经济价值与新开发资源的价值相持平，这样循环经济产业才有竞争力。实际上，垃圾可回收产业都面临着这样的成本困境，只能在低水平上循环，无法做到有效提高回收资源的利用率，这是症结所在。第三，还有一个可能降低回收资源成本的有效渠道，就是推动垃圾的分类。从源头上进行垃圾分类，有助于降低回收过程中再处理的成本，这对整个循环经济产业来说很重要。为此，需要政府对之进行补贴和鼓励，同时还要提高全社会的节能环保意识，提高民众在垃圾分类方面的参与度。唯有做到这三点，才能突破以上瓶颈。

垃圾治理需要新观念

2015年以来，国家和地方继续从政策层面推动和支持垃圾分类工作。“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明确要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有效衔接；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垃圾分类的总体要求和目标。

敬东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垃圾是没有得到很好利用的资源。关于垃圾治理需要把握四个关键：一是理念的普及。全社会在生产和生活环节需要尽可能减少垃圾的产生，全社会需要知晓垃圾的减量化就是最大程度地节约资源。二是制度的保障。需要建立严格的垃圾分类收集制度并强制性推广实施，按照最新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年底，我国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三是技术的突破。需要建立一个垃圾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变废为宝。将循环经济模式作为城市垃圾治理的核心，关键的突破是垃圾再利用的无污染化技术突破。四是规划选址和技术突破的耦合性。合理布局垃圾收集、再利用、填埋和焚烧场地。如果有严格的垃圾分类收集制度和垃圾再利用无污染化技术的突破，垃圾的处理设施应该可以成为城市的亮点和市民活动的中心。例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市把新建的垃圾焚烧厂和城市生活设施融为一体，并且将之建为市民冬天滑雪的胜地，这一方案入选了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2011年度50大最佳发明”。

何义亮教授认为，在超大城市建设中，对以手机等电子垃圾为代表的废弃物的处理，也要有一个超前的模式来管理。创新不能仅仅强调在末端的处置上如何去创新，用什么创新的技术、工艺装备，这样始终是被动的。创新不仅仅包含末端分类处置和回收，还包括源头管理上的创新，即尽可能减少垃圾的产生。管理体制的创新同样也是创新的一部分。倒逼企业建立回收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机制体制的创新和管理的创新。“换一个思路，往往会有新的办法。超大城市人口太多了，如果完全靠消化的方式去解决它，那是行不通的。就如同依靠修更多的路来解决交通堵塞问题，终究赶不上车辆增长的速度，应该通过车辆管理来解决问题。所以说，发展的同时要考虑各方面如何平衡，这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6期第4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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