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美国法学史上的巅峰时代，大师辈出，理论层出不穷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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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原文：《也许这样的世纪已不再有》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田雷

钱钟书先生曾讲过一个古老的“段子”，读过《围城》的人都知道。有位外国友人读了《围城》后，钦佩不已之余想要登门拜访，钱先生在电话里告诉这位女士：“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文学领域，我是外行，无法辨明钱先生此言的真意。但在现代法学的学术环境内，认识“下蛋母鸡”却是极重要的事情。不然的话，面对着眼花缭乱的理论流派，读者只能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也因此只能被动地遇上自己所依附的理论，而无法做到主动选择。《非凡的时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就是一本带领读者认识“下蛋母鸡”的“生蛋”回忆录。

正因为如此，这本收入了美国当代法学十杰访谈录的文集，就有了非常特别的意义。仅就篇幅而言，它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大部头，但却比任何“导论+简史”体例的法学理论作品，更能系统地展现美国法学理论在过去五十年来的全景以及流变。不仅如此，访谈录的文体——如本书编者哈克尼教授所言，他坚持做“面对面”的访谈——也让本书具有非常亲切的阅读界面，这是访谈所具有的“在场感、自发感和人性感”所赋予的。其中不乏深入这些学术大师之内心世界的“个人脚本”，让晚生后学读起来不能不感慨万千，未必一定是面对着前辈感到“高山仰止”，其实更多是发现他们作为常人的一面，了解他们缜密而系统的论述背后的焦虑与期望、体验与情感。

站在今天的学术环境内去阅读这本访谈录，我们感到本书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哈克尼教授在选择访谈对象时做到了“兼容并包”。在学界，这四个字往往是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极难——更多的时候，真相事实上更残酷，越是主张思想自由市场的流派，反而越懂得要党同伐异。哈克尼教授是一位左派学者，如果回到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理论场域，在左翼批判法学和右翼法经济学的角逐对抗中，他当然会是批判法学阵营的学生、法律经济学的批判者。这点从访谈录的字里行间就不难发现，哈克尼显然同批判法学教父肯尼迪教授相谈甚欢，而在对波斯纳的访谈中却多少有些话不投机。但本书却没有因编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偏好而变成“左翼法学理论读本”（或者“右翼”）。

而且，左右二元对立的归类，在大多数时候实在是懒人思想的工具包。真相往往在细节中。比如，麦金农教授这位激进女权主义法学家就在访谈中坦陈，她很尊重波斯纳，对芝加哥的法经济学表现出了难得一见的温情脉脉（事实上，哈克尼教授在导言内就提到了这一点，他当时用了“令人大跌眼镜”这一短语）。基本上可以说，在这本访谈录内，受访学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排列是平衡的，而且基本上反映出了美国高校近十年来在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力量对比。

与此相关的是，本书并不是站在21世纪的法学前沿战地上，而更像是编者哈克尼教授所喜欢的“知识考古学”。哈克尼教授在选择访谈对象时并不“势利”，完全没有用量化指标去统计他们的“法律评论”期刊发文数或引证率，以此决定谁来入选，而是特别注重受访学者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某一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不用在数据库内做搜查，就可以想到在本书内露脸的某几位学者，由于他们所处理论流派在80年代后的衰落或边缘化，未必就是那么如雷贯耳、著作等身，若是与同列本书的波斯纳或阿克曼相比，“差距”可不是那么一点点。就此而言，这本书为当下读者保留了美国法学理论在“百家争鸣”时代的理论横断面，正如本书的名字，那是一段“非凡的时光”，是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而我更愿意称之为“闪亮的日子”。但时光不再，对于我们而言，那都是一段“告别的年代”。

几乎在每一次访谈的最后，哈克尼教授都向受访的前辈提出了随着时代流转法学发生转型的问题，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那一代“习惯于咆哮和怒吼”（肯尼迪语）的学术大师们竟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对于本书所聚焦的那个大理论时代，这些受访者大都感到“令人兴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有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你还有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律理论、批判种族理论、法律与社会，以及其他领域，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波斯纳语）。而“现在全都消停了”（波斯纳语），这是“元理论之死”（萨拉特语）的时代，“那样的对话不会有了”（弗里德语），用“专业主义缓冲、保护并掩饰了研究者，使之与政治不生瓜葛”（霍维茨语），现如今“大家都是混口饭吃”（波斯纳语）。

在这个哈克尼所讲的“人人都搞技术……各自只顾着自己的事情，出成果、开小会”的年代，这本访谈录就是为我们复现出这么一段美国法律理论所走过的“非凡的时光”。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读本书，他们也许会有如同肯尼迪教授在访谈最后所讲的反应：“喔噢，那会儿原来是这样的。”但时光难倒回，“也许这样的世纪已不再有”，“习惯于咆哮和怒吼”也会出现“争论疲劳”，搞不好还会导致思想越多、学术越少的怪现状。但理论的追求确实无可替代，我们虽无法摆脱学术体制以及时代对学者个体的约束，但只有首先自觉意识到我们生存在一段狭窄的理论光谱中，才能避免井蛙效应——学者可以狭窄，有时候甚至必须要“narrow”些，但不能不知道自己的狭窄。或许这本“兼容并包”的访谈录，可以让我们追求理论的心灵产生震撼，如同年轻的孩子抬头仰望，看到“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哪怕这种震撼只是一时，随着书本的合上，大家又各自回归学术的常态。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8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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