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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王洪才:高等教育学的“真正危机”在于研究定向的失误

2017-08-01 王洪才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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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兰州大学教育学院被撤。在此之前,南开大学高教所、山东大学高教发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教育学院也遭遇了被撤经历。这些事件促使人们反思高等教育学的发展。



报纸原文:《高等教育学发展需要迎难而上》

作者: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王洪才


高等教育学的“危机”事件


学科发展具有一些基本规律:(1)学科危机与一个学科在学校内的地位有关,如果该学科在学校内的影响力微弱就会有危机,反之就不会;(2)一个学科的校内地位与它在国内的地位密切相关,如果该学科在国内缺乏影响力,那么在校内也很难有影响力;(3)一个学科在国内有无影响力,与其研究有无特色有关,没有特色就很难有影响力,有了特色才有影响力;(4)学科危机有整体与局部之别,局部不能代表整体。同理,整体不代表局部,即整体不存在危机,不代表局部没有危机;(5)任何学科发展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平衡,都存在优胜劣汰效应,学科之间存在竞争有利于学科保持活力;(6)学科危机可能会带来学科发展转机。所以,存在危机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到危机根源,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危机。

  


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客观冷静看待事物的方法,以此对高等教育学发展状况进行判断就不会失之偏颇。事实也是如此,高等教育学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好的,无论从专业研究人员的规模和质量上讲,还是从后备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上讲,或是从每年的科研成果的总量和层次上讲,均是如此。但这些事实并不代表高等教育学不存在危机。那么高等教育学危机究竟源自何处呢?这需要从高等教育学研究范式说起。


高等教育学具有应用学科属性


可以说,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被撤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即高等教育发展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不得不说,这与我国“双一流”建设密切相关,正是“双一流”建设激发了高校内部优化布局的需求,这时,不符合学校发展布局需要的高等教育学科就面临着生存危机的考验。任何一个学科,要想获得健康发展,首先必须正确摆位。就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而言,它是一门应用性学科,所以,服务于高校发展是其天职,如果不能被学校发展所需要,那么就面临着被冷落的命运。显然,高等教育学科要为学校发展服务,如此就必须做校本研究,就必须研究国家教育发展政策,就必须研究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就必须善于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有了这些研究做基础,才可能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才可能成为学校规划发展必须倚重的力量。

  


然而,校本研究要做好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跨部门的资料收集工作,如果没有行政的授权,基本上是寸步难行的。所以,人们往往是怵头做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经常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如果获得行政授权的话,就容易受行政意志影响;如果不接受行政授权,则很难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面对这个困境,校本研究者最有效的途径是采用行动研究策略,即促使关键的行动者对自身进行反思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策略。但行动研究往往是零碎的,无法成为系统和长远的规划,从而不足以构建学科体系,也很难上升到理论层次,因而难以进行学术对话,最终可能流于一种经验交流与反思活动。

  

教育发展政策研究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功,因为高等教育发展无时无刻不与高等教育政策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掌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政策,就无法为学校改革发展出谋划策和为领导决策建言献策。要透彻地研究高等教育政策,不仅需要读懂政策文本的字面意义,更需要读懂政策文本背后的蕴意。显然,这对研究者的政策水平和理论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说,能够直接影响决策是对高等教育研究价值的最高承认,因为理论的价值在于能够指导实践。

  


研究高等教育规律是专业高等教育学者的必修课,但要想在高等教育规律探究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则非常困难。这也是对高等教育学术界最具挑战的部分。它不仅要求研究者理论功底深厚,具有跨学科的知识素养,而且必须熟悉方法论知识,如此才能保证理论探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然,关于高等教育规律的认识往往陷于个人主观臆断,很难经得起推敲,甚至会变成一种孤芳自赏。但从事纯理论研究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因为它不仅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研究者的意志品质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即必须能够坐得住冷板凳,必须能够抵御各种短期考核的压力,必须善于培育一个良好的理论研究氛围,此外还需要学校有一个比较宽容的学术环境。显然,这样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借鉴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功,因为这对于及时掌握国内外学术动态和国内外高教发展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在信息化时代,信息资源就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缺乏这些第一手资料,研究就很难做到有的放矢。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开始进入大众化中后期,迫切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推广国内高校的先进经验,因而,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就变成了一个急迫课题。如果高等教育研究者不能获得有效信息并及时处理,就可能会产生许多混淆视听的议论,并导致高校管理者作出错误的判断。目前许多高校简单搬用国外的经验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一个研究者如果对国外的教育背景特别是文化背景不理解的话,就很难对国外的教育发展状况作出科学的判断。同样,如果研究者不理解国内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特别是高校内部的决策机制的话,那么也很难真正掌握国内高等教育改革的状况。因此,对于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接收与理解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高等教育学危机需要标本兼治


可见,做好高等教育研究非常不容易,如果高等教育研究者不能审时度势、准确定位,就很难做出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就很难在高等教育研究大军中异军突起。所有成功的研究都是因为找到了自己适合的定位,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做出了有特色的研究成果,从而在高等教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研究特色,要想获得学术同行承认就非常困难。如果缺乏学术同行的承认,就很难影响学校领导决策。如果无法施加有效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边缘化的境遇。这种边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生存危机。

  


走出危机境遇的出路,说到底就是要加强内功修炼,确定自己的正确发展定位,做好为学校发展服务的工作,相信“有为即有位”。目前高等教育学面临的真正危机在于研究的高度同质化,即研究领域向政策解读集中,研究方法偏向于“历史+思辨”,研究结论的针对性不强,从而很难做出有特色的研究。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从事校本研究需要借助行政资源,而研究者普遍不善于与行政机关合作,从而很难获得有效资料。在此情境下,许多研究者采取了逃避策略,即转向历史,转向思辨,以此逃避资料获得的困难。但个体思辨与历史结合无法解答现实问题。所以,逃避策略是造成高等教育学边缘化的内在动因。

  

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需要研究者对政策文本具有很强的解读能力,显然这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如果不能对政策文件进行立体式解读,特别是不能把政策解读与学校发展现实有机结合起来,那么要发挥对学校决策的影响就很难。国内研究者虽然都比较重视政策研究,但往往局限于文本本身解读,很少进行深层的学理性解读,也很少将这种文本性解读转变为一种实践性解读,即把政策文献变成实践操作方案。这样就造成研究与实践“两张皮”现象,从而也加剧了高等教育学的边缘化趋势。

  


进行高等教育规律研究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心所在,因为它能够代表学科整体发展水平,而且学理性也最强。但如果缺乏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方法论训练,特别是缺乏哲学思辨的兴趣,就无法借鉴多学科发展成果,也就无法站在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上讨论问题并发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要站在学术前沿,需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洞察力,从而能够体察到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真正问题,并能够站在哲学的高度上认识高等教育问题的本质,进而能够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来影响高等教育决策过程。一句话,这种研究能力的提升不仅靠长期的研究方法磨砺和学术经验积累,而且靠顽强的钻研精神和责任担当意识来支撑。不得不说,目前广大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往往不足,也缺乏多学科知识背景,在钻研精神和担当意识上也存在一定欠缺,这才是高等教育学危机的真正源头。

  

在对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经验的研究中,缺乏真实的实地体验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一大致命伤;缺乏深层的文化理解能力又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一个根本的内伤;而缺乏对本校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需求的认识能力则是高等教育研究无法上层次和水平的根本原因。从而很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对国外经验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措施,并不真正关心它是否符合本土发展需要。如果忽视了对文化差异的关注,那么在比较借鉴中就难免会出现简单移植、照搬照抄的情况,出现“排异反应”情况就不可避免了。

  


说到底,高等教育学的真正危机在于研究定向的失误。这是因为大家往往把眼睛盯向了能够代表业绩的计划科研项目获得上,较少去从事扎扎实实的校本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以致研究重心普遍向热点问题倾斜,远离那些需要做艰辛的理论探索和繁琐的资料收集的工作,无心从事那些急需理论扶持的教师专业发展服务工作。从现实需要来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当前首位需要解答的问题,它与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为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服务应当是目前高等教育研究的最大课题。这一研究由于需要做扎实细致的工作,不易出成果而往往被搁置。校本研究存在资料收集困难、特别是难出高层次成果的问题,对研究者学术升迁的意义比较小,容易不受重视。于是,大家都涌向那些容易发表文章的政策解读上,这可谓是学术浮躁的一种表现。所以,高等教育学危机的根源从表面看是服务定向错误,而从深层看是学风浮躁的反映。只有标本兼治,才能真正解决高等教育学发展面临的危机,从而真正提升高等教育学的地位。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8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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