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印第安文明、黄金、废除奴隶制、经济奇迹，“足球王国”巴西不止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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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通史》

刘文龙  万瑜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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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万国通史”丛书共约80本，分多辑推出，均为国内权威史学家独立著述的原创作品，非多人合编。

第一辑共十二本，在学界和读者群中好评如潮。其中《土耳其通史》《加拿大通史》《墨西哥通史》填补了中国出版领域的空白；《俄罗斯通史（1917—1991）》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立项、“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资助，《英国通史》、《埃及通史》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上海图书奖，《拜占庭帝国通史》入选“上海‘十二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第二辑共十本，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立项，包括刘文龙、万瑜的《巴西通史》，郑家馨的《南非通史》，顾卫民的《葡萄牙海洋帝国史》等。此次推出的《巴西通史》是第二辑的第一本，秉承第一辑原创、权威、高端的经典品位。

内容简介

本书展现了巴西从古至今的历史。

包括印第安人时代、圣保罗捕奴队的远征、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拓殖、从黄金钻石热转向农业开发、帝国的独立、巴拉圭战争、奴隶制的废除、第一共和国时期、1891年《宪法》与政治骚动、从瓦加斯威权主义体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政治、军人独裁政权与“巴西经济奇迹”、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经济文化、卢拉的社会改革及其大国梦、罗塞夫政府下的巴西等各个阶段。

既包括土著人的惨遭屠戮、奴隶的抗争史、对巴拉圭的不义之战，又包括频繁的军事政变、近现代巴西的民族大融合、当代巴西人的热情和乐观。

分析了整个巴西民族从分化到融合、从本能的抗争到思想觉醒，直至走向民主的过程。

作者简介

刘文龙

复旦大学教授。1964—1968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外语系学习西班牙语。1972—1974年在意大利罗马大学哲学与文学院讲授现代汉语。1983—1985 年在墨西哥学院历史研究中心作为访问学者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研究。长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1969—2000 年）和国际问题研究院（2000—2002 年）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拉丁美洲文化概论》、《世界文化史（近代卷）》（主编之一）、《中国与拉丁美洲文化交流志》（合著）、《西半球的裂变》（合著）等。发表论文有《美洲的发现——新旧文化交汇的结晶》、《全球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拉美文化的独特性》等数十篇。

万瑜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研究员，复旦大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复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拉丁美洲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拉丁美洲地区和国家经济、外交及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金砖国家合作与发展等。在国内外公开发表有多篇学术论文，主持、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拉丁美洲研究项目。

精彩书摘

奴隶制危机与巴拉圭战争

19世纪40年代末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威胁；世界市场对蔗糖、咖啡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奴隶制的持久存在，因为依靠黑奴劳动力生产的这些产品已变成整个国家的主要财富。大部分奴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40年代末输入的。奴隶贩子成功地躲避了英国人的拦截线，每年将5万多名奴隶输入国内，而这些黑奴也确实不知道还存在给予他们自由的一项法律。

尽管巴西普遍实行了同英国结盟和合作的政策，但是两国之间并不存在全面和谐。从巴西独立起直到1865年，由于黑人奴隶交易问题，里约热内卢政府与伦敦政府周期性地发生争吵。

进入17世纪之后，作为贩卖黑人的主要强国英国，通过把非洲奴隶贩运到美洲，获得了巨额财富，从而为其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但是，到了19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英国开始阻止奴隶交易。1807年英国在殖民地废除了这种贸易。禁止黑奴交易的立法，是由相应立法方案的撰写者威尔伯福斯为首的自由派作出人道主义努力的结果。英国曾借助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取得了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内部进行贸易的权利，并向那里供应奴隶。然而一个世纪不到英国又变成废除黑奴贸易的先锋。

这是有其经济根源的：英国资本主义高潮表明，雇佣劳动比奴隶劳动更具有优越性；此外，蔗糖生产者、加勒比地区的英属殖民地拥有的非洲劳动力已呈现饱和状态，并不需要持续输入。面对这种形势，英国的社会制度可以让人道主义特别显露和胜利。威尔伯福斯及其同伴真诚地为此而努力，他们的确取得了成果。此外，由于不需要输入更多的黑奴，英国就有志于阻止其他国家为蔗糖生产和另一些农业项目储备劳动力。如果英国人持续向巴西施压，使之停止输入奴隶，那么这不仅有其人道的理由，而且也同样有希望阻止巴西的东北部在蔗糖生产方面同英属安的列斯群岛进行竞争。

1815年，在英国的压力下，维也纳会议决定，快速推动废除黑奴制，同时阻止国家间的奴隶贩卖。此外，英国说服了葡萄牙，让它签订协议停止将非洲黑人贩卖到赤道以北地区。1817年，葡萄牙和英国签订了另一项更全面的条约：两国建立混合委员会，以共同关注消除赤道以北地区的奴隶贸易，两国船只行使海上警察的职能。当1825年英国承认巴西独立之时，它坚持要求帝国政府认同1817年的条约。最终，在1826年，英国人成功地使得巴西签署另一项附加条约，这一条约预设它在被批准之后3年最终废除奴隶贸易，并且解放由该日之后非法输入的所有黑人。同时，保留混合委员会及其公海巡查权直到1843年，以保障条约所规定条款的执行。

1826年的条约从未得到巴西大庄园主的赞同或支持，他们为了扩大其蔗糖和咖啡生产，渴望从外部输入劳动力。他们感到获得这些劳动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输入奴隶；另一个办法，在于提供合乎规定的短工，以此来吸引自由劳动者，但是这种做法是同其习惯和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背道而驰的。因此，大庄园主施加压力，通过拖延批准，设法继续输入非洲奴隶，其目标是让巴西政府不实施1826年的条约。

在理论上，禁止将奴隶输入巴西的条款在1833年生效，但是正是在这个日期，输入的奴隶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随后数年，非法输入的奴隶一直在增加，每年至少5万人。黑奴的走私者大多数是葡萄牙人，他们都是一些品行不端的不务正业者，却有能力干出任何暴行。安哥拉殖民当局和在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领事馆都是奴隶交易的同谋者，而巴西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禁止。由于英国船只针对悬挂巴西国旗航行的船只会采取行动，所以这些活动易于带来多种事故。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巴西奴隶主的地位看上去还相当稳固，但是他们已处于一种临界点：随后其统治权将必然被削弱。这一点不只是由巴西现实决定的，而且也是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相关联的。到19世纪中期，英国越来越严厉地打击奴隶贸易，更有力地利用它对巴西政府的影响，阻止任何贩奴活动。1845年8月8日，在英国通过了“伊沃丁纪要”（Acta de Ewerdin），授权英国船只可夺取任何被疑载有奴隶的船只，并将奴隶贩子送上高级海事法庭。在英国的压力下，1850年巴西公布多项法规，最终禁止在本国的奴隶贸易。

19世纪50年代中期，实际上向巴西输入奴隶已经停止，于是自由民与奴隶人数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在这一时期，约有550万自由民，而奴隶为250万人。结果，为了扩大生产特别是咖啡生产不得不利用法定自由民。实际上自由劳动力越来越广泛地被使用，而同时奴隶的价格日益昂贵。一些企业租用奴隶作为工人进行工作，这种做法也日益普遍。过去用来购买奴隶的资金现在被更广泛地投入到各个企业组织。一些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欧洲移民劳动力。

正是在这些岁月，在金融界中诞生了与英国人有联系的巴西首位银行家毛亚（Maua）男爵。1854年，巴西建成了第一条铁路，其长15公里。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火车头的汽笛声，成为巴西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样，19世纪中期开始巴西奴隶制经济危机的信号出现了。但是，这一制度还有一定的生命力。然而源自北美一切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的特征，已导致一种尖锐的社会冲突，而北美比巴西具有更高水平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种植园类型的奴隶制并不构成一种孤立的制度，而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美国已积极渡过的这一进程，在50年代中期的巴西才刚刚开始。这里发展缓慢，因为国家相对落后。但是，巴西于1865年陷入对巴拉圭的战争，并延宕到1870年，它受到这场战争的多重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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