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民主发展就必然削弱国家权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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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个层面的民主实践有来自三方面的推动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实践表明，民主发展并不一定侵蚀乃至消解中央权威，国家对于由社会力量推动的民主发展也并不一定持消极乃至反对态度。正是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主动追求与被动压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促进并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

理念

全文大约3600字，阅读时长约为9分钟。

报纸原文：《民主发展是否必然削弱国家权威？》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汪仲启 湖北大学 万郁飞

在一些西方民主理论研究者和观察家看来，中国并没有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高潮中完成转型，也因此并非一个“民主国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当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民主发展路径的步伐，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更重要的是，由于认识到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中共领导人始终将民主作为旗帜和核心政治承诺。江泽民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胡锦涛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习近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中国的民主进程，可以说在根据地时期就已起步（最典型的诸如“三三制”“豆选”等），建国后很快就颁行了《宪法》，并初步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民主制度。虽然由于“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一度面临波折甚至几近中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再度扬帆起航。随着民主发展思想上、政治上的障碍被扫清，不仅高层政治回复民主集中制的“常态”，地方和基层的民主建设更是纷纷提上政治议程，各类民主实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形形色色的民主改革，涉及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既有为西方民主理论家所喜见的民主选举，也有带着浓郁中国特色的“基层群众自治”“民主协商”“民主恳谈”“两票制”“公推公选”“开放式决策”“人民听证会”“公民议事会”，等等。不容否认的是，当代中国的民主发展路径，并不同于西方主流“民主转型”理论所预设的所谓“从威权政体崩溃到民主政体建立”的过程。中国的民主发展，是在建构国家权威的基础 45 33691 45 15262 0 0 2109 0 0:00:15 0:00:07 0:00:08 3398，由中央、地方和社会共同推动的结果。在中国，民主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国家权威，而且二者之间有着一种奇特的相互依托与双向强化的关系：国家权威促进民主发展，民主发展巩固国家权威。在此基础上，有关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动因形成了如下几种界说。

一、政府主导论。这一观点秉持国家中心论视角，认为当代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民主实践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这里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这种政府主导在有的情况下表现为积极推动，在有的情况下则表现为有意控制或阻挠。比如，杨大力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机器，则很难完成多数有争议的制度改革。”徐湘林认为，从中国的现实经验着眼，“中国一切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都是以党的政策的变化为前提的，而党的政策的变化又是与党的核心领导层的理性选择密切相关的。”也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是推动政治改革的最重要力量。从改革的驱动力来看，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既存在于客观的制度环境之内，也存在于地方政府官员主观的内在需求之中。大部分地方官员都是希望通过创新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考评绩效，从而在政治职业发展甚至名利方面有所收获；当然也有不少政府官员是带着理想情怀，希望通过创新来服务于人民，为地方做出贡献的。地方政府创新的进路包括：权威的合理化，即在法治基础上限制权力和监督权力；行政结构区分化，即面对日趋多元的社会发展，政府做出职能调整；参与的扩大化，即把新的社会力量纳入体制并使政治参与制度化。

二、精英驱动论。丹尼斯·荣迪内利在总结西方政府创新的经验时归纳了创新的两个动因：1、源于绩效落差，即公众的期望与政治组织的绩效之间存在差距；2、源于政治领袖和政府外精英的“战略构想”，即政治精英分子作为行动主体能为政治发展设置进程，从而带来创新。这种观点看到了政治角色特别是政治精英的主体性行动，精英分子在政绩或理念驱动下会主动寻求民主创新，以迎合上级或民众的需求。胡鞍钢认为，政治领导人“思想解放”是重要的政治变革因素之一，也是发动中国改革的决定性因素。徐东涛、郎友兴等人的研究表明，杭州市之所以开启“开放式决策”的民主改革，与杭州的政治精英有着密切的关系。确切地说，开放式决策“是政治精英（治理精英）发动的，这是最直接和基本的因素。”不论地方政治精英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们的“主动谋划”是基层民主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三、国家与社会互动论。这一观点认为，中国民主发展的动力来自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而不仅仅限于政府或政治精英。这方面的代表理论是林尚立教授的建构民主理论。在《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战略与议程》一书中，林尚立指出，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建构结果。建构民主理论有几个基本条件，首先是人民有权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其次是人们在民主建构中要积极行动；再次是人民在民主建构中尊重规律，保持理性。由于民主建构不可能脱离国家，不可能是人民或社会的单方面行动，所以它必然是“人民构成的社会与国家的双向互动”。何增科也认为，实践证明，中国20多年的选举民主的突破性进展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等多方政治力量之间良性政治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共赢的合作政治博弈。这种理论模式，究其本质，乃在于将“行动论”与“条件论”加以结合，政党和国家作为主要行动者，社会力量作为重要的条件，二者结合创造出具体的民主制度。

四、经济社会发展论。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对民主政治的影响，邓小平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沪宁就提出，改革浪潮将大幅度地冲击和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必须形成新的权力结构与之相适应，而这个新的权力结构的目标和形态“必然是中国民主化的推进”。周光辉等也认为，市场化改革培育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所需要的公民社会，提升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文献研究表明，几乎所有有关中国民主发展机制的文献，不论作者强调哪一种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及经济社会变迁的基础性影响。

五、危机倒逼论。这种理论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的各级政府来说，其推动民主发展的具体动机是不同的，而发展和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是其决定推行民主改革的直接动因。“政府创新往往是被各种各样的尖锐矛盾和紧迫问题‘逼’出来的，经济增长主导的‘政绩’是政府创新的最大影响因素。”柯丹青等人通过研究中国的实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提出，并不是经济发展直接导致民主参与的扩大，而是由于经济改革导致了原有的统治能力和统治合法性的双重危机，使得领导人不得不寻求新的政治构架，以重建合法性、维持统治。“在中国，是成功的农村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在乡村的统治基础，不得不改变原先的统治方法，从而被动地导致了民主化发展。”何显明认为，浙江创新实践是内生于区域市场秩序扩展进程中的制度变迁过程，不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游离于市场化进程，单纯基于构建理想化的政府管理体系设计出来的分步骤实施的行政体制改革内容，而是应对市场化进程带来的地方治理挑战过程中，在政府管理各个环节进行的“适应性调整”。

六、 提升合法性与改善治理绩效论。这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主体推动力量毫无疑问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但中国政府并非被动应对危机而改革，而是为了主动追求合法性的提升与治理绩效的改善而改革。蔡禾认为，威权体制的“体系特征合法性”不足导致对“体系作为合法性”的高要求，但是威权体系内在的治理有效性困境，导致它难以实现常规化治理的有效性，只能依靠非常规化治理目标的开拓和有效治理来累积“体系作为合法性”。徐湘林认为，这种由中央主导和推动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领导人为重建统治合法性的理性选择。燕继荣也认为，国家用基层民主试验来启动民主化的步骤，舒缓来自社会底层的压力，巩固合法性基础，弥补民主回应机制不足等问题。何显明提出，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广泛兴起，是在坚持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实施的可控性治理创新，是地方政府在传统治理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力图通过调整政府角色定位，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增强公共管理的民主参与机制，把各种新生的体制外资源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以上种种理论界说虽有差异，但都抛弃了简单机械的“民主转型论”。首先，中国的民主发展，很显然并非以政治权威的松动为条件，而是政治权威的建立开启了民主发展的进程，政治权威还主动寻求并推动民主发展。其次，很多地方的民主创新经验表明，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固然是民主启动或维持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甚至像村民自治、乡镇领导干部选举改革等大量民主实践恰恰是在经济条件极为落后的地区率先开启。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并未完全展开的地方，民主政治就因执政集团的主动追求而有所发展。第三，中国各个层面的民主实践有来自三方面的推动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实践表明，民主发展并不一定侵蚀乃至消解中央权威，国家对于由社会力量推动的民主发展也并不一定持消极乃至反对态度。正是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主动追求与被动压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促进并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4期第3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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