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社科报多年前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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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写下《乡愁》的余光中先生，离开了我们。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一路走好

2004年5月19日，余光中先生来到上海，出席为庆祝同济大学97周年校庆举办的“同济大学作家周”活动。余先生在上海期间，接受了本报特约记者的采访。

“一枝蜡烛三头烧”

授课、讲演、访问、写作，退休以后，余光中先生继续奔忙在两岸三地之间，他时常应邀来大陆高校讲演，同时为台湾、香港、大陆的报刊杂志写稿。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在大陆出书也已有几十种之多，他戏称自己是“一枝蜡烛三头烧”。能在两岸三地，以及海内外华人聚居区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忙碌之余，他也深感欣慰。

十多年来，他先后15次回到大陆，足迹踏遍东北、湖南、武汉、广州、苏州、常州、上海、北京等地。“少小离家老大回”，两岸几十年的阻隔，使他多年漂泊海外，远离本土，郁结心中的乡愁自然成为他许多作品的主题，因此他一再说，对他而言，每一次回大陆，回到中华文化的源头，都是还乡，都是他的“文化甘旅”。说到“文化甘旅”，余光中笑称这是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抬杠。

的确，与饱经沧桑的大陆同时代作家相比，余光中的写作治学生涯是安宁而闲适的，他的作品之中也罕见暴戾不平之气，少有苦难的政治记忆，对祖国文化的认同、赞赏和亲近，也使他较少大陆作家对传统的批判意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对文化教育的荒废和耽搁，大陆不少作家逐渐疏远和背离了传统，百废待兴，大陆的文化建设一度呈现出废墟上重建庙堂的芜杂气象。而寄居孤岛，游学欧美，长期处于欧风美雨的浸淫中的余光中却对中国古典文化和五四新文化传统都不陌生，有生之年得以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尘埃落定，老来竟是枝繁叶茂。

别样的乡愁

见到余先生，难免会提到《乡愁》一诗，这首1972年写成的短诗几乎成了诗人余光中的代名词。

余先生曾说，虽然他的写作兼及诗文、翻译和评论，创作中左手为文，右手为诗，著述十分庞杂，但人们认识他，恐怕多半是因他的这首乡愁诗，他也无意中被贴上了“乡愁诗人”的标签。记者问，如今，先生经常来大陆观光访问和讲演，过去常萦回于心挥之不去的深浓的乡愁，是否已经淡化，或转变为另一种情感？

余先生答到，乡愁的主题在他很多诗文中都存在，三十年前写下《乡愁》，是一种地理上的乡愁，今天，能经常回大陆了，可乡愁仍在，当然已是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乡愁了。历史的变迁引起了乡愁，乡愁可以属于历史文化。那么这种历史文化的乡愁该如何表达呢？余先生频繁地回大陆，写了不少还乡诗（不再是乡愁诗），如长文《山东甘旅》、《金陵子弟江湖客》、诗歌《登长城》、《访故宫》、《去成都》等。

《凝望》詩稿及致姚一葦信札三種

记者随即追问，在《新大陆，旧大陆》一文中，您提到宇宙的乡愁，是否为更高意义上的一种乡愁？先生笑曰，那是一种想象，一个人认同自己的民族，就会有或地理的或历史文化的乡愁，如果有一天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我们流放到外星球，就会认同共同的地球母亲，从而唤起宇宙的乡愁。乡愁的范围变了，意义也会改变。

一个政治家能多读诗总是令人高兴的事

记者问余先生，《乡愁》一诗可能并不是您最出色最满意的作品，如今却在两岸广为流传，这已不再仅仅是个人抒怀，在此文学除了单纯的审美功能以外，拥有了额外的政治意义。余先生的解释是，文学作品终于发生政治的影响，这不是作家能够控制的现象。作家写一个作品表达自己的情感，作品因读者接受，因时代变化而发生了政治的意义，历史上也常有此现象。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政治比较短暂，而文化的意义比较悠久。作家只管表达内心的情感，至于作品将来有多少政治效应或其他作用，那不是作家个人能够决定的。谈到温家宝总理在访美演讲时诵读《乡愁》一事，余先生说，诗可以表达人民心中的感情，执政者可以由此考察民情，如《诗经》就是古代官员到民间采风所得。一个政治家多读诗总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大陆是母亲

余光中先生出生在南京，21岁时离开大陆，不仅出生在中国，他写作的文化源头亦在中国――《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余先生坦言，一个人妻子、朋友、情人都可以改变，但母亲只有一个――中国；说到台湾，他也充满了感情，他在台湾住了几十年，从年轻的讲师到退休教授，从为人子到为人夫为人父，人生中重要的一切变化都发生在那里，对台湾当然有份责任，他把台湾比作妻子；而香港仿佛情人，他在香港教书10年，生活安定，写作丰收，对香港也怀有感情；他研究、教授西洋文学，从事翻译，去欧洲多国访问，在美留学教书五年，但这一切相对于中国文化本位而言，都是外遇。

他强调说，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福佬（闽南人）、客家人，还是1949年前后去台湾的外省人，都属于中华民族，人种、语言、民情风俗与大陆没有什么不同，崇拜的女神妈祖同是海峡两岸的守护神。历史上，英人治港150年，日本伪满占领东北14年，但是异族统治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渊源，日占台湾50年，海峡两岸因政治原因又隔离了50年，台湾和祖国大陆100年的分离，是政治造成的局势。而他只认定一个大原则――无论政治如何，他相信中华文化的魅力会把所有的中国人召唤回来，要相信文化的力量。不要为了50年的政治隔阂而抛弃了5000年的中华文化。

台湾文化的困境

当记者问起，今天台湾的文化现状，台湾如何应对日渐逼迫的全球化趋势，面对国学教育的日渐式微，余光中先生不无忧虑地说，今天，台湾的文化界认同中华文化的读书人都很焦虑，政治上执政党“去中国化”，有意淡化、疏远中国文化，另外，当前台湾也面临着全球化的压力和引诱，更容易会疏远中华文化，台湾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台湾受本土化压力，认同所谓台湾文学史，如今的台湾文学不完全受五四影响，有不少作家排斥古典，也排斥大陆的现当代文学，有些人跟着西方走，只有少数人自己有定律，能走自己的路。在台湾古典文学不是一门显学，面临着重重危机，很多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当然也有人论争，认同的问题到处发生。大陆是个大社会，不觉得有压力，而在台湾，常会感到认同的压力。

守护我们美丽的中文

在英语强势文化的影响之下，中国先后已有十几亿人开始学习英语，因为据说要与世界接轨，要跟西方交流。余光中先生说，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在学习西方语言丈化的同时，多少要了解两个传统：一是《诗经》以来的大传统，一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白话文小传统。他说，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学，应该与菲律宾、印度人不同，要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如果在认识西方时没有相应的本位的文化观，那么我们很可能在欧风美雨的鼓吹中丧失自我。

余先生说，近年来，台湾很不幸地面临着三股力量的纠缠：一是所谓本土化，认同台湾的主体性；一是所谓全球化；而现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中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地带――中国化，台湾有某些人认为要“去中国化”，很多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化研究所，其实台湾文化完全是从祖国大陆传去的，中华文化天经地义应由所有中国人来传承和发扬。中文的第一世界当在大陆本土；第二世界在中国的台、港、澳地区；第三世界则是南洋各地华人居住区和暂住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中间。

余光中先生强调，中华文化是一个同心圆，圆圈有远近，有大小，圆心一样，都指向中国。现在全国拼命学英文，对本国语言文字的注意力难免就降低了。功力不够的译者译出西化的中文，报刊杂志电视上充斥着有问题的中文，我们天天处在这样一个语境里，不是有心人，不是真正懂得中英文异同的人很容易会迷失，所以作家、学者、中文教师某种意义上也是参与语言国防的战士。在同济大学作家周的见面会上，余光中先生倡导在学习西方语言、文化的同时，在热心与全球接轨之余，不要忘记我们中华丈化，不要忘记优美的中文，我们对母语应有敬爱之心。他提请在座的作家评论家们注意，在把中文接到手时，要好好看待，等把它移交给下一代，应让美丽的中文更加美丽，这是多年以来他最大的心愿。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920期第8版，《乡愁诗人的文化甘旅——访余光中先生》，本报特约记者 张瑞燕，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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