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新汉学，让世界读懂“学术的中国”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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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后，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国社会和现象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的构建，是中国以及海外学术界不可回避的挑战。在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与会者就中国研究的方法论和途径问题进行了思想碰撞。

新汉学：一种集大成的分析

陆克文（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

新汉学需要把重点放在分析和解释中国的核心概念上。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例，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西方学者们已经发展出了五个主要的分析流派，以便理解国际政治行为，分别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构建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当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用这些理论理解中国的国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我们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西方的学者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国际关系流派的存在？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解读中国对自己的传统以及现代化的应用？如果中国和西方没有共同的概念框架，就会面临深刻的误读、沟通不畅以及分析错误的问题。

我认为，真正高效能的新汉学必须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充分理解中国的国际政策、新术语的实际意义，而这就意味着要利用所有经典汉学的资源来理解这些新概念，及其之所以生成的历史文化内涵。

高效能的新汉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要进行信息的合成。汉学在内部建立了很多派别，这些派别要么叫做古典中国学，要么叫做现代中国学；有可能是儒家学者，也有可能是唐史学家，相互之间不能集大成。甚至有的派别是中国经济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没有把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结合起来，不能理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概念。在汉学领域发展出这么多的专业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认为，应该对中国有集大成的分析，让我们知道点怎么连成线，线怎么连成面，过去怎么联系到未来，政治和经济怎么联系在一起，又怎么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新汉学，我称之为中国合成，或者叫中国集大成，而不是简单的中国分析。

西方国家很关注，也很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不但想了解数据和事实，还想拥有一个更大的全局观。因此，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们有责任来协助形成这种大局观。我所建议的新汉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打破过去很多年来所形成的各个专科之间的人为的壁垒和藩篱，对中国进行更成熟的分析。

对于新汉学，我建议不要妄加标签。现代汉学的研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就算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解读也有可能不一样。我们应该要好好分析中国的发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要摒弃极端主义的想法，应当采取更具有建设性的态度。我们这一代面临着独特的挑战，比如气侯变化、技术的革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都会对未来的就业产生挑战，甚至是威胁。在地缘政治方面，我们看到了新变化、新格局。在全球的地缘经济方面也有新的挑战。中国自从1978年以来，开启了一条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道路。中国实现的转型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一系列转型和变革也绝不容易，只要了解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就会知道其背后饱含艰辛。因此，我们双方应该秉承谦卑的态度，互相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尤其在本世纪，汉学家们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即把所有复杂的线索扭到一起形成一股绳。

新汉学还面临一个挑战：我们不仅是因为相近的兴趣利益走到一起，还要在不同的文明当中、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当中找到共同的价值观。2008年，我第一次听到亚太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概念让我感受颇深。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我的感触更深了。学者们都在进一步地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传统的理念当中有平和、有和谐，还有康有为所说的大同。如何在新时代解释和理解所有的传统理念？在中国传统的佛家理念、道家理念中，我们能够找到西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命题。在西方基督教的世界观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人类共同命运的命题。所有这些价值观都是相通的。既然我们有这样共同的智慧，如何把这些共同的智慧、共通的价值观，转化成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引领我们走向未来，将是所有汉学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构建关系中国学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

中国学研究涉及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国学是怎样被理解的，什么叫做中国学。中国学怎样被理解，就涉及中国怎样被理解。有学者提出，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批判性的中国学，即我们在与研究中国的各国学者之间进行对话的时候，不仅有一些继承，有一些学习，也要纠错，也要批判。这里必须提到的一个批判是东方主义的中国学。这种观点认为，研究中国学应该从中国学怎样服务于西方文明出发。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学研究要区别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提倡人道主义的中国学，甚至可以说后人道主义的中国学，即研究中国需要看中国的人文发展与自然科学彼此之间的互动是什么。

那么，对中国学的反省与整理要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呢？从某种程度上说，不但要通过研究世界上的中国学学者，还要通过研究我们自己对概念的认识。我们研究世界上的中国学学者，以及包括我们自己是怎样研究中国的时候，是希望把中国的概念简化，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明确的对象。我们通过对中国学的反省，是希望把中国作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范畴。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中国，是可以在彼此之间进行对话的。无论是批判的中国学，还是人道主义的中国学，都是世界主义的中国学，是可以对话的，那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中国是同一个中国。

但是，确定中国学范畴这个事情看起来不可能，因为我们面临如此众多不同的确定中国学范畴的途径，而且中国学范畴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有观点认为，要找到在实际生活中能动性非常强的主体，来定义研究对象。但是，中国的范畴往往不能被客观定义。就西方的知识来说，一定先有本体，再进行研究。可是，中国学虽然似乎有一个没有人可以否认存在的本体，但是本体的范畴没有办法被划定。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这种现象的基础之上，我要提出另外一种中国学研究的可能途径，我称之为关系的中国学。中国学学者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来界定、执行与他所想象的读者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国学学者把其研究给某个社区的人看，但他并不在乎被其研究的人怎么看。研究者与其想象的读者之间的关系，往往在影响研究者。也有中国学学者试图与其研究对象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想象的，也可能是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通过这样一种关系中国学的途径，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学学者是怎样形成其学术的，他在研究过程当中是在与谁互动的，他所做的学问有什么样的困惑。这些都是他所存在的关系网络可以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追问中国学学者的过程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学如何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没有办法界定的人际关系网络、文化关系网络以及历史脉络中前进。关系中国学允许我们很自信地把中国作为一个范畴复杂化。这样的关系导向，不用担心中国学范畴在本体论上被否认。对于中国学学者而言，被最多问到的是你所讲的中国是什么。那么，根据关系中国学，你就可以反省，在自己思想里的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所关心的对话的对象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学范畴在本体论上不可被否认，但是中国学学者在关系网络上是不同的。每一个研究中国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合理的被研究的对象。

关系中国学试图在面对不同的中国学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研究途径。在关系中国学里，把中国作为本体固定下来，但是在知识论上是多元的。这样一来，在中国学研究中，中国是作为一个过程，尤其是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被固定的研究对象。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7期第5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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