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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

今年是中国首批成功申遗30周年。今年的7月，中国的鼓浪屿和可可西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通过终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拥有世界遗产数量已经增至52个，位居世界第二。

原文：《在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传播中国话语》

本报记者　杜娟

党的十九大报告发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号召。在这一背景下，必须对我国的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经验进行深刻地总结与讨论，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做出理论上的贡献，促进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交流，以此确立中华文明在世界人类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

坚守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的需求

1997年12月3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世界遗产委员会21届大会。大会决定：将平遥古城“一城两寺”（平遥古城、双林寺、镇国寺）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西平遥被称为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也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且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

“保存平遥古城，就是为了开发旅游吗？不是的。重要的是留存中国的完整内涵，像平遥就是明清以来县州府城的典范，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内涵，是当地当时的生活方式和形态。”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阮仪三如是说。阮仪三认为，申遗是为了抢救与留存，是为了“在发展中坚守，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不失去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见证。”

有学者表示，现在对申遗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认识还不够清晰。许多人简单地认为，文化遗产就是搞旅游开发，拉动经济，急于挖掘遗产的短期效益，而对文化遗产本身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探究还远远不够。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联合中心主任杜晓帆2007—201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文化专员期间，主要负责组织编写平遥古城民居缮修和环境治理管理导则。他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很多遗产地急于把现有的资源推出去搞旅游经济，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要加强自己的文化话语权，更重要的是把地方的故事讲好、讲完整，把当地的历史研究清楚，形成立体的认识，包括这个地区历史延续的过程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还包括当时它和周边的关系。在这方面，现在整体上研究的力量还不够。”

敦煌莫高窟作为1987年中国首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六个遗产之一，在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认为它最能代表“丝绸之路精神”。“敦煌艺术的形式表现为多元文化的共存，代表了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和平交流、平等对话、互利共赢的传统，与中国文化崇尚和谐，与佛教文化崇尚和平、利他的精神有密切关系。”张先堂说，“敦煌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我们传播敦煌文化遗产的价值，就是为了弘扬丝绸之路的精神，唤醒‘一带一路’国家共同的记忆。”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指出，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总量跃居世界最前列，也表明中国是真正的“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我们应该从这一高度来看待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撰文指出，进入新千年之后，经济全球化时代积累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严重地威胁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持通过文化间的对话，促进文明间的相互尊重，建设和平，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精神，更紧密地把对遗产的保护与人类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光明日报》11月15日）

建立完备体制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近日，在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国家文化创新论坛上，如何构建“世界文化遗产谱系中的中国话语”这一主题引起了不少业内学者的浓厚兴趣。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异常凸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备；其次是保护运行体制不够顺畅；第三，管理协调机构不够完备；第四，社会参与机制不够健全。其中，由于赖以依存的社会环境日益变化，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和流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人员老化、后继乏人、税负过重、宣传力度不够、非遗资料抢救整理缺位的问题。

怎样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业界和学界一直在进行探索和尝试。“话语是建筑在实践基础上的，而仅仅谈话语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将之提升到道路的层面，也就是模式。”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认为，应该关注申遗这三十年来的历程所带来的文化成就，以及它对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他认为，必须梳理好这几方面的工作：其一，思想和教育方面的启蒙作用；其二，公民素质的涵养，包括怎样保护文化遗产；其三就是要注重文化能量的转化与集聚。这应该是一种旧的、潜在的实力和一种新的文化能量之间的转换。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著名画家李磊认为，大量没有被列入的文化遗产项，也需要我们给予关注和开发，以开放的态度来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上海市文广局公共文化处处长杨庆红把着眼点放在了“人”上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它的载体不是物，而是人。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一直是人在传承人类的文化。”所以，要把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2015年文化部与教育部联手推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计划，把遗产保护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创新了人才培养的模式。　　

不久前，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智库高峰论坛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魁立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对“物”的保护，而是对“物”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内涵的保护。当下非遗保护中还存在着把“非物”当做“物”来保护的倾向，这一问题值得警惕。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民俗研究》主编张士闪教授认为，非遗保护制度建设的本质，是通过改进、设计国家层面的“礼”的规则，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融合的“礼俗互动”，而如何以共有、共享、共益为关键词，激活地方社区的组织机制，优化国家政治设计与地方社会运行的逻辑贯通，仍是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虽然博物馆将保护“非遗”上升到一种行为自觉还是最近十来年的事，但现在，博物馆已成为“非遗”保护不可忽缺的重要力量。西安博物院副院长王锋钧认为，应该尽快建立文化遗产资源谱系资源库，利用各种文化遗产结合历史文献，来佐证人文历史，用历史文献来诠释文化遗产，互为印证，发现其价值和意义。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也曾表示，在文物活化利用形式上需要进行新的探索，提升打造新的业态，允许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文物保护活化利用领域，对文物活化的投资过程中，彰显文物的遗产价值是第一位的，先要解决有序开放的问题，同时要依法进入，坚守文物保护底线是必须的。

在全球文化视野下构建中国话语

中国的文化遗产在世界上进行展示和传播，不仅仅需要保护，更重要的是展示其背后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杜晓帆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策略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文化多样性。世界文化遗产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都是达到文化的多样性的两个抓手。今后，在选择文化遗产进行申报的时候，可以更有计划、更讲究方法，选择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项目，确定长期和短期目标，这样产生的世界遗产名录才能真正代表中国。

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姜义华十分看重文化遗产的话语权问题。他认为：“我们从《春秋》到《资治通鉴》，到后来的历代史书，有编年史，有制度史，这是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要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谱系中构建中国话语，首先要有规则的制定权。”他提出要尽快制定一些大的战略，争取能够在国际上有发言权。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认为，文化活动不是表面的拼盘，互动和相互渗透构成了文化谱系形成的前提。他认为，民族融合包括了文化的交流互动，传承并创造优势文化奉献给世界，是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为此，他提出要借助申报文化遗产，来重建中华文化符号系统，恢复儒家文化象征。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指出，所谓构建中国话语，就是要求我们在这样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缝隙中间，去寻找一个既与世界体系相互容纳，又能创造出一套本土性话语的过程。中国话语要在全球话语体系之内，又必须是不同的东西，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展示作为开端，去寻找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性与共性，去寻找中国话语的空间。

如何让中国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构建自身的话语权，如何在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是孟建近年来一直在致力思考与研究的课题。他认为，首先，要从全新研究的维度，让世界进一步认同中华文明的独特地位和巨大作用。伴随着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伴随着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跃居世界前列，中国文化生命力、影响力的世界性认定和全球性认同，应当引进世界最权威组织的评定的维度。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创新之举。其次，从文化谱系的视角，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同放异彩。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提供精神力量。第三，从世遗体系的构成展开探讨，彰显中囯文化软实力的独特魅力和巨大影响。

-The end-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9期第1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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