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的中国，未来将发生“巨变”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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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的摩拜、小黄车，穿梭往来的快递小哥、无处不在的二维码……数字经济在无形中已渗透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场以数字化为依托、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制度全面铺开，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试点运行，移动支付化解了出门忘带钱的尴尬，形形色色的O2O给人们带来了足不出户的便利……
原文：《数字经济:擘画中国经济增长新图景》
本报记者 田林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纳入“数字经济”这个关键词，提出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增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些为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新力量
作为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的首部蓝皮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报告（2017）》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脉络清晰地梳理。数字经济概念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记录，数字经济一词最早产生于1994年3月1日美国《圣迭戈联合论坛报》的一篇报道。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系列报告，从政府角度判断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并将数字经济纳入官方统计中，这一系列报告对数字经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此数字经济概念被广泛使用。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开始将政策重心转向数字经济，冀望促进产业创新、拉动经济增长。根据《2015年经合组织数字经济展望报告》，截至2015年，80%的OECD成员国家都制定了数字经济国家战略框架。2016年,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蓝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在G20杭州峰会上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是全球首个由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不少国家纷纷开始了一轮新的“淘金热”。德国发布“数字战略2025”，“明确了德国制造转型和构建未来数字社会的思路”；英国出台《数字经济战略（2015—2018）》，旨在建设数字化强国；日本提出建设“超智能社会”，最大限度将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融合。
根据权威研究机构IDC发布的2018年中国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市场预测，到2021年，至少50%的全球GDP将会是数字化的，中国数字经济的比重将达55%。最近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30.3%，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力量。数字经济连同央企共同发展，助推中央企业成为“大国名片”，伴随着越来越多“大国重器”的产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腾讯公司CEO马化腾表示，数字经济纳入十九大报告是中国高层对其重视的一脉相承，是代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由“潮流追随”变为“趋势引领”
数字经济正以“变局者”的姿态，给全世界带来巨大变化。从消费者角度来说，通过参与分享经济，我们可以更多地使用他人所拥有的资产，从而获得许多新的免费或低成本的产品；对于生产者来说，“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IDC发布的2018年预测报告称，到2020年，投资者将使用平台/生态系统、数据价值和客户参与度作为评估所有企业的要素；数字化转型进入加速期，全球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不久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办的第五届统计论坛上，“中国数字化转型”成为与会嘉宾关注与讨论的焦点。“中国的数字经济充分展示了在创新方面的成功。”布鲁塞尔高级研究员Alicia Garcia-Herrero在会上说。参加此次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的腾讯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刘胜义表示，中国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独特样本。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很多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超过50%的中国人口都已接入移动网络，推动着中国在数字领域由“潮流追随者”转变为“趋势引领者”。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令世界惊叹，保持着几乎全球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以阿里巴巴、京东等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提供的重要平台支撑，极大地降低了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成本。海尔等传统企业积极转型，着力打造创业孵化平台，积极推动员工创客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激发了全社会的创业热情，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有力支撑。据国家发改委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887万户，同比增长13.2%，其中企业日均新增1.6万户。通过拥抱“数字”和走上“云端”,中小企业也获得更多扶持和机遇。工信部数据显示,制造业骨干企业“双创”平台普及率接近70%,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模式日渐丰富,中小企业活力增强。
“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网络平台都需要数字化，阿里巴巴、京东等的优势在于集聚了大量的数据，通过平台买卖双方连接起来，数字化是其运作基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副院长董明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强调，任何产业包括传统产业的升级、创新，比如海尔针对个性化的需求所进行的私人定制、滴滴打车软件等均建立在数字化的基础上。因此，数字化是非常核心关键的经济转型要素。数字经济带来的变革不只着眼于增量,更会撬动中国经济的存量转型。
“一带一路”倡议正加速中国创新并规模化影响世界。IDC预计，到2020年，中国500强企业的海外收入平均占比将超过30%。高铁、特高压输电、网购、移动支付、机器人、芯片、生物医药、航天、物联网等不断进入全球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消费升级等领域相关的政策和模式也开始规模化影响世界。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在网络和信息领域,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依靠自主创新，目前在技术和产业整体水平上仅次于美国,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从跟跑发展到并跑。”
未来面临技术制度层面的新挑战
近日，波士顿咨询发布的《数字经济下就业与人才研究报告》预计，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接近16万亿美元，总就业容量4.15亿。这表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数字经济将持续不断为中国各行各业带来发展契机。
在2017年12月26日举行的2018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工信部部长苗圩提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但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现有规则、体制、机制的碰撞，出现的新问题亦不容忽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新的经济、新的业态、新的动能。但他同时提出，现在比较困惑的问题是数字经济怎么来测量、怎么来确定，这是个难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David Byrne也认为，创新和技术的进步导致相当一部分产品功能不断增强，质量不断提升，但价格却不断下降，这种情况不仅对价格指数的编制是一种挑战，对不变价GDP核算也是一种挑战。“实际GDP可能被明显低估的一个领域，即由于云计算的兴起而带来的相关的经济变化。”
“信息技术可以让少数有才能的人为大市场服务，并获得相应的巨大回报。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供求规律虽然没有改变，但对生产力价值的影响和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智慧却非常深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Anton Korinek看到了数字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新一轮技术变革已经把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转化为所谓的“超级明星”部门，“数字创新赋予创新者垄断权，使他们在服务的市场上成为超级明星，这是近几十年来不平等加剧背后的根本驱动力之一。”
在微观层面，方兴未艾的数字经济面临很多技术、制度等层面的难题。首先，监管与治理难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企业的利益格局，但作为流量入口的平台经济体不断涌现，逐渐形成新的垄断。政府在监管与治理过程中如何达成相对平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的数据，其产权由谁所有？怎么使用？数据的拥有者、使用者、管理者之间的责权利如何确定？目前，数据的互联互通依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瓶颈，行业、地区之间的数据壁垒造成的体制机制障碍，与移动互联时代格格不入，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于数字经济实践。
其次，网络安全面临严峻挑战。2017年两度爆发的勒索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疯狂传播，影响遍及全球金融、能源、医疗等众多行业。对上述问题，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多个互联网企业、专家学者呼吁净化市场环境,杜绝不正当竞争。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数据就像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一样。政府应该建立信息、大数据的公共平台，以防止某些集团形成垄断，对经济发展造成伤害，这是政府的职责。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我们的法律体系需要时时检讨、补充、完善。
最后，数字化人才短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陈煜波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在定义数字人才的时候，不仅仅是ICT的技能人才，比如计算机编程、通信方面的人才，更重要的是ICT专业技能互补协同的跨界人才。政府部门应以需求为导向建立有效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从产业基础和创新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着手，通过打造产业优势、营造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多方位的保障性条件来吸引和留住数字人才。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1期第1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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