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字的“星系”，“恒星”汉字照亮了周边文字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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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开始注意中国民族古文字间尤其是汉字与我国南方民族古文字间的关系研究。总体而言，这项工作尚处草创阶段，其水平远远落后于对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各自研究及综合与比较研究，更落后于对各民族语言间的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批准号为10BYY049），不仅是一个文字学课题，而且超出文字学层面。它对于弘扬中华各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团结、认识中华民族关系史都有着极大意义。

原文：《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任重道远》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元鹿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朱建军

文字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

从宏观上来说，文字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无关系，另一种是存在关系。根据我们的研究，部分文字与汉字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如良渚文字、花山崖壁画等。而大多数文字与汉字发生了传播和交流的关系，如水文、壮文等。当几种文字有关系时，可分为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关系。这三种类型是从理论上来划分的，事实上，文字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几乎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一种文字往往受到多种符号的影响，如古壮文产生的渊源物主要有图画和刻画符号两大类，它的借源字和拼合字是在楷体汉字的影响下产生的；哥巴文文字体系中，不仅借用了东巴文、藏文，还借用了汉字。

如果我们把世界文字看作是整个宇宙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字就是宇宙中的一个星系，“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则是这个星系中的一角，然而，这一角却内容丰富。汉字作为中国大地上最为主流的文字，像一颗恒星一样照耀着周边的行星和卫星，它对周边文字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周边文字也会对汉字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并非只是一个单一的恒星系统，而是分为多个系统和层次的。包括参照了汉字的形体和造字理念，形成的“汉字系文字”，如壮文等；参照了汉字的形体，又带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文字，如水文等。有的文字的发生与汉字无关，但它又像另一颗恒星一样对周边文字产生影响，如纳西东巴文，它对哥巴文、玛丽玛莎文产生了影响。历史古文字则像未知的星云图一般，尽管目前尚不知晓其源流、时代等，但却也与周边的文字发生了联系。我们正是利用了这些蛛丝马迹来断定其性质、特征等。绘出一幅中华民族古文字的“关系图”，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必须不断加强小范围内的文字关系研究，从而完善全局图。

文字关系具有深层意义

可以说，每种文字都与周边的文字存在关系，而且往往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是由于每个民族、部落都不能离开周边的民族、部落而存在，民族之间、部落之间都会发生交流。在一个文化较为强势的民族或部落对周边的民族或部落产生影响的同时，周边民族或部落也会对这个文化较为强势的民族或部落产生影响。这种交流不仅表现在文化交流、语言交流上，也表现在文字交流上。

我们反其道行之，立足于文字传播、交流、互渗、接触的关系研究，就可以发现许多语言、族源、地域不明的符号的性质和特点。如通过比较三星堆文字与古汉字在文字体态和文字制度上的异同，我们发现，在三星堆文字中，其中部分与汉字形体相近的文字，有可能来源于汉字，或者是由于文字普遍的规律而形成的不同民族的形近字。甲骨文与三星堆文字可能是同源关系，甲骨文之前的古文字阶段可能是两者共同的源头。

南方多数民族文字的发生都与汉字产生了联系，正是由于汉字是其中主流的文字，会对周边民族的文字产生不同程度上的影响。中国的许多民族古文字，如水文、壮文、彝文、哥巴文等，都有借源于汉字的形体。由此可见，汉字在南方民族古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探寻文字关系的一般规律

第一，不同文字之间存在关系，但亲缘度不同。

有些文字参照了另一种文字的文字制度、造字机制的理念，如壮文、侗文、字喃等，吸收汉字或汉字部件，利用汉字的会意、形声、假借等方式造出一批新字；同时它们对汉字、汉字部件、汉字的构字方式等加以改造，使其与自身语言特点大致相适应。

有些文字借用了另一种文字的符号体态，或完全借用，或有所改变。如水文中完全借用了汉字中的天干地支。不同程度地借用另一种文字，所体现出的亲缘关系不同。从外观上来看，形体上的接近更让读者认为两种文字的亲缘关系更近，形体上没有联系则会认为没有亲缘关系。事实上，我们除了将符号体态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也应该将借用的文字理念纳入文字亲缘关系中来。

第二，不同文字之间的影响阶段不同，导致影响存在差异。

某种文字在另一种文字发生时未产生影响，但在文字发展中有过影响；某种文字在另一种文字发生时即产生了影响。在此两种情况下，这种文字对另两种文字产生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

以汉字对东巴文和哥巴文的影响为例。汉字没有参与东巴文的发生，从渊源上来说，两者之间毫无关系，东巴文的性质没有发生改变，是一种自源文字。但在东巴文发展过程中，汉字频繁进入，汉字对东巴文与纳西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汉字参与了哥巴文的发生，从本质上确定了哥巴文的性质，哥巴文是一种拼盘文字。另外，哥巴文确立了一字一音节，文字与语言也基本实现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看出是深受汉字的影响的。

第三，文字关系研究中，参照文字是可以变化的，不同阶段的文字应当有不同的参照文字。

文字关系研究，势必涉及几种文字的研究。在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一般会选择熟悉的、典型的、对周边文字产生过多种影响的文字作为参照文字，如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字关系时往往会采用汉字作为最主要的参照文字。汉字作为成熟文字的代表，确实对周边文字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与早期文字的比较中，尤其在我们发现了早期文字初始阶段的文字之后，将汉字作为参照文字就并不很合适了。此时，我们如果把东巴文作为参照文字，则更具有可比性和说服力，因为它弥补了汉字之前的文字形态，对许多文字（特别是早期文字）的研究有启发意义。可以说，东巴文是衡量早期文字发展的标杆。通过对纳西东巴文与尔苏沙巴文在文字制度和文字体态方面的关系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呈现出系统的相似性。由此我们判定，尔苏沙巴文字是一种原始表意文字，处于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过渡的语段文字阶段，比东巴文更为原始。尔苏沙巴文与纳西东巴文存在诸多相似性，这可能是由于源异理同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二者之间具有同源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具有同源关系，则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二者之间是一种源流关系，尔苏沙巴文是纳西东巴文的发展的早期阶段，纳西东巴文是对尔苏沙巴文的进一步发展；另外一种可能是二者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是由一种共同的文字发展而形成的两种文字。

此外，东巴文还对即便是与之既不同源也没有互相影响关系的文字具有研究上的参考价值。最能体现东巴文这类作用的典型例子莫过于东巴文对于汉古文字研究的启发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董作宾、刘又辛、裘锡圭、李静生、喻遂生等多位学者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文字学者们已经坚信，东巴文对汉字研究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东巴文与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的关系，可以认为是有同有异。

从“同”的一面看，东巴文与汉字，在类型学上有着相似性。如果说甲骨文以来的汉字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表词—意音文字，那么，东巴文也已经是一种含有相当的表词—意音文字成分的文字系统了。东巴文绝不是一种纯粹的“早期文字”或“原始文字”。可以说，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东巴文必然会发展成为与汉字极为相似、相近的表词—意音文字系统。

从“异”的一面看，东巴文与汉古文字相比，还是有其相对落后的方面。而这一方面，董作宾先生早有清晰的认识，他在七十年前就敏锐地指出：“在文字的演变过程中，么些文算是童年，而今日所能看到的汉古象形字，已到了少年时代了。”马叙伦先生也很早就指出：“我国云南么些族的文字，几乎可以说是汉文的前身……”

所以，东巴文与汉字的这种“同中有异”的特殊关系，使得对于二者之间的比较有了特别丰富的意义。如果说，二者的相同一面对于两种文字的个别字的考释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那么，二者的相异一面，则对于两种文字的发展历史的研究更具有难能可贵的启发意义。

随着本课题的完成，汉字与南方民族文字的关系研究已揭开了序幕并初具规模，但仍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等着继续探索，任重而道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9期第5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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