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公共生活，被“瓦解”的乡村！|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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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缘单位，更是一个文化和伦理单位，因此，它们具有很强的自足自洽性。远溯新中国成立约七十年、近至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虽然社会变革几经发生，“三农”政策几经变化，但国家对乡村建设的期冀仍是初心未变：维持乡村共同体，并培育乡村的组织能力和内生发展能力。

原文：《公共生活消失，村庄何以再造？》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王丽惠

维系村庄共同体团结的机制有二：一是共同的文化和规范，它塑造相同的生活样式和认同秩序；二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制度，它通过产权共有实现利益连带和公共事务的治理。此外，共同而亲密的生产生活空间领域，也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村庄公共活动是在公共空间内进行的关于共同体文化、规范、治理的生产整合，维系着村庄的团结，规制着乡村的行动、村落价值、互助、合作，是共同体团结的展示及结果。

公共活动萎缩对村庄的瓦解

公共活动不仅彰显举村庆典的盛况、掎裳连袂的人气，也是村庄兴盛生机的表征，更是村庄内部治理有序、价值和规范有效的展演，是乡村发展软实力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然而，当下乡村公共活动却面临“情难了，缘难续”的尴尬境况。村庄公共活动由大到小、从超验仪式性到现实治理性、由公到私等，都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式萎缩。首先是组织困难，仪式文化活动被打麻将等棋牌活动取代，治理性公共活动因搭便车、钉子户谋利等行为而导致基础遭致侵蚀，互助性公共活动也远差市场化“一条龙”式购买服务省事，等等；公共活动的精神凝聚力和互惠吸引力不复存在。其次是公共活动的异化和工具化，比如笔者在广西调研时，发现祠堂修建等祀祖活动变成了家族间炫耀和竞争，许多已经十分困难的家庭还需要负担数千元的捐资，失却了公共活动救济贫困的底色；有些地方出义务工成为低保户的特殊义务；而乡村各类酒席攀比之风、借人情赚钱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村庄公共活动的萎缩，引发村庄共同体解体危机。　　

贺雪峰教授以“村庄生活的面向”来阐释村庄认同，当下中国农民生活面向越来越向乡村之外倾斜，是因为村庄无法为他们提供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村庄精神生活缔造和支持能力式微，最终也导致了村庄的原子化。随着公共活动的萎缩，村庄文化生产也逐渐消逝，使得原本离土不离乡的外出务工变成了逃离村庄的角逐。同时，导致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消减，一旦村民不再关心村庄发展，村民建设美好农村就变成国家为农村输血。

公共活动萎缩导致村庄价值评价、规范约束机制弱化、消失。公共活动是规范强化和重塑的时刻，也是各种价值观竞争、淘汰的场域，具有树风气、立德业的功能。公共活动缺失使乡村价值规范形成“劣币驱逐良币”，诸如贫困光荣、机会谋利、利己主义正当化等观念得以在乡村大行其道，引发村庄公序良俗和积极价值规范失范的发生。

最终结果就是村庄的社会合作和公共治理的瓦解。每一次村庄公共活动，也是一次村民自组织行动；定期的公共活动则强化村庄例行化组织。笔者在贵州锦屏农村调研时发现，经常的村内和村际斗牛活动，促使斗牛协会成立。在山区，牛与田休戚一体。牛主是40~60岁左右的种田精英，也是村庄农业的主要担纲者，斗牛协会实际上成为种田能手的议事组织；又如，举办一次尝新节活动，就要涉及全村统筹的分工、组织、财务监督、人事安排，为村庄公共治理、“一事一议”建设等奠定了动员和组织基础。公共活动萎缩与共同体瓦解并非发生于顷刻之间，而是由公至私的递减式烛尽光穷，其驱动是私利的凸显扩散。公共活动萎缩始于治理、出义务工等公益事业领域，然而，在“治理共同体”瓦解后，“乡亲共同体”、“家族共同体”也无法幸存，最终私人性的帮工与换工也无法维系，而被市场化购买服务替代，直到村庄公共精神消磨殆尽。此外，公共活动还是孕育乡贤的土壤，正如云南某村文化能人对笔者所说的，“活动搞不起来，人也叫不动，村里的活动再积极也没有意思。”

村庄公共活动式微探因

村庄公共活动萎缩，既有分散小农“善分不善合”的组织力薄弱问题，也有传统家国同构下差序格局的私文化观念原因，但更多是发生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现代化转型之中，映射出的乡村基层城镇化不仅没有反馈和充实乡村，反而加速了乡村的空洞。

首先，城市化吸纳农村劳动力，乡村人口尤其是中青年群体外流。例如被称为东方狂欢节的6·24日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等许多民族的传统节日。但由于外出务工者无法回村，村庄节日时已经没有了繁花锦簇的氛围，尽显冷清。云南滇中农村办事时，只有“路程千里，车程半日”的外出务工者才能回来参与，而出义务工和公益建设则只能依赖在村的少数村民。

其次，国家主导的乡村建设，常与乡村公共活动需求错位。村庄公共活动不在硬件配置，更多是在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方面。国家的乡村建设更多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公共活动处于边缘化地位。一位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告诉笔者，扶贫资金集中投入到农户建房和村庄基础设施上，而乡村文体活动的组织费用则十分不足。国家主导的乡村公共活动，也不能切中村民的需求，如农家书屋闲置、公共设施维护缺失等。由于许多自然村、行政村庄缺乏红白喜事、村庄聚餐、家族家宴的筵席场地与设施，村民只能选择到县城办事。但是，“县城办事吃一餐，村里办事吃两天；县城办事一家去一个，村里办事老人同去”，并且，村里办事需要知客操持，还有总管、外管和内管，有利于乡村整合。

第三，乡村治理能力培育不足。乡村治理能力包括能动治理和消极治理两方面。能动治理是发展社会组织、促进乡村自治；消极治理是对乡村社会道德范畴的规制、对越轨行为的规训。此二者，都需以村规民约治理一以贯之，使之稳定化，形成自下而上的乡村法治化路径。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然而，当下的乡村社会组织建设体系关注点片面且体系化不足，不仅党组织的带动力羸弱，对公共活动组织也缺乏足够的培育、尊重和引导。村庄公共活动囊括从村庄日常生活到价值文化范畴诸方面，其组织作用应予以重视。乡村治理形式化问题也普遍存在，社会规约缺乏执行力，失范行为无约束，冲击公共活动的组织基础。

“共同体是老的，社会是新的”。村庄公共活动保存并传承共同体文化，缔造现代社会共商共建共享治理机制，使村庄亘古更新，具有内生动力。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9期第8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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