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诗词好坏，成于生态环境，哪怕新诗旧体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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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来有“诗国”之称，其诗史已有三千多年，可这三千多年的诗史，截至清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再到律诗绝句，再到词曲，形式虽有变化，却并未因形式的演变而引起什么纷争。待到晚清黄遵宪发起“诗界革命”，似乎闹出些动静，但由于其只“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梁启超），闹得并不是很大，亦没闹出几首值得称道的诗来，所以很快便销声敛迹了。倒是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在诗界引起的轰动颇大，一百多年来不仅余波未平，还时不时地出现一些小高潮。这里既有“新诗”与“旧体诗”的争论，也有新诗内部的纷争，煞是引人注目。自胡适的《尝试集》印行，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问世，新诗确乎是以一种狂飚突进的姿态，为自由精神呐喊，为白话文运动开路，这一历史功绩怕是谁也不好否认。

原文：《诗的好坏在于诗的本身》

作者：青岛理工大学教授 柳士同

如此论诗，未免有些武断了

不过，尽管新诗轰动一时，大有一统天下之势，可写旧体诗的仍然大有人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写的诗基本上都是旧体，就连以《女神》问鼎诗坛的郭沫若，后来不也动不动就来首旧体诗词吗？如今虽然大部分设有诗歌栏目的文学期刊，也都是以刊登新诗为主，但写旧体诗的人依旧绵延不绝。近年来似乎还越来越多，尤其为许多离退休的老人所喜爱；且有各种公开发行，抑或自行印刷的报刊和诗集面世。只是没见什么有影响的诗作，旧体诗终也难成气候。可尽管不成气候，推崇旧体诗的人对新诗的批评却仍在继续，有的甚至借“复兴”古典诗词之名，试图否定百年新诗史，断言百年新诗是“失败”的。比如，有些人就一味强调诗的“音乐性”，认为诗是可以唱的，这是诗之为诗的本质特征。因为古典诗词具有很强音乐性，是可以唱的，新诗则做不到；所以旧体诗才叫诗，新诗则几乎失去了诗的特征，不能称其为诗了。如此论诗，未免有些武断了。凭什么说诗的本质特征是“音乐性”呢？凭什么说诗必须是能“唱”的呢？追溯到远古，文字尚未出现抑或尚未成熟之时，诗的确只有通过吟唱才能流传，才便于记忆。即使《荷马史诗》那种大部头的巨著，也得靠诗人荷马一句句唱出来，才得以流传后世。可我们就因此而断言，史诗都是可以唱的，不能唱的史诗根本就不是诗？据说孔子能唱“诗三百”，可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有人唱过么？可见，大约从五言诗开始，诗就不再是只为歌唱而写了。

如果诗的本质特征是音乐性，那听音乐即可，何必读诗呢？诗毕竟不是音乐，古典诗词的所谓“唱”，不过是吟诵的一种形式。古人诵读散文同样有腔有调，莫非散文也具有音乐性了？况且古人的吟诵基本上是一个腔调，与诗词的内容并无多少关联。“词牌”更是固定的腔调，一开始词牌与词的内容还多少相符，之后便与内容渐行渐远，以致完全不搭界，后人也没人再按词牌的原调歌唱了。所谓诗的音乐性实际上指的是诗的韵律和节奏，是指诗读起来是否琅琅上口，是否给人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美感。汉语诗的韵律，是由汉字的韵母和声调来决定的。凡汉字都有声调，现代汉语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古代汉语亦有“平上去入”，一旦平仄按一定的节奏交错起来读，自然就有韵律感了。至于韵律是否美，则由诗句本身来决定，与诗是旧体还是新体关系不大。因此，片面地强调诗的音乐性，未免有些舍本逐末，实乃皮毛之见。实际上，许多新诗诵读起来，往往比旧体诗更具节奏感和韵律感，也更适于表达更丰富更复杂的感情。可见，新诗朗诵起来同样能体现其“音乐美”；听众从中获得的美感，丝毫不比听旧体诗词的朗诵逊色。

关键是营造一个良好的诗歌生态环境

由于古典诗词的格律已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久而久之，这一模式必然会束缚诗人的手脚乃至思想。语言的发展、语音的变化，早已使人们很难按既定的格律写作。古代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是以双音节词为主，尤其是大量的外来词都是双音节乃至多音节的。外来词所指均为中国20世纪以前未曾有过的现代概念，如此一来，“五言”“七言”显然不够用，以旧体诗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难免就会捉襟见肘，勉为其难。同时，就以“韵律”而言，现代人写旧体诗，合乎格律的实在不多，内容也往往流于浅薄。我们如果对此做更深入的探讨的话，就会发现，新诗的诞生不仅仅是为了摆脱“格律”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为了冲出思想的牢笼。百年前，正是新诗启动的白话文运动，高举起思想解放的大旗；四十年前，又是新诗的“朦胧诗”派，启动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所以，新诗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而且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其开拓作用都是功不可没的。

中国古代诗歌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的确有过几度辉煌，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最灿烂夺目的一部份。可它们都分别经历了数百年的创造和积累，新诗的历史仅有百年，而在这百年之中，其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命运多舛。古时，历代朝野都比较看重诗，虽有文字狱，还出过“乌台诗案”，但那多关乎诗的内容，在形式上被指斥为“犯上作乱”的似乎还没有过。可近百年来的新诗，不仅在内容上，即使在形式上，也时常受到各种干扰。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人指责“朦胧诗”是“精神污染”；还振振有词地说，“朦胧诗”看不懂，看不懂就是“精神污染”——真不明白，你既然看不懂，它又如何污染你呢？待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当炒作蔚然成风时，诗人们也不甘寂寞了。既然商品可以通过炒作而成名，而诗和诗人怎么就不能通过炒作而成名，而畅销了呢？如果说1986年的诗歌大潮还带有某种实验和探索性质，其中亦不乏佳作的话，之后的“梨花体”“羊羔体”以及“口水诗”“下半身写作”等等，就实在有损诗品了。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诗人似乎不弄出点怪动静来，就不会有人注意你。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诗坛也难以幸免，有些明明是糟烂不堪的诗作，可它们不仅能获得各种奖，还能赢得某些著名诗评家的赞扬，再加上媒体的鼓噪，这就不能不使新诗的创作愈发混乱了。

诗的好坏在于诗的本身，也就是说关键是营造一个良好的诗歌生态环境，并创作出真正的好诗来。至于新体还是旧体，选择的自由全在诗人自己。认为哪种形式好，以自己创作的诗为证。比如，杨宪益、邵燕祥诸公，晚年都写了不少旧体诗，只是所写多为讽喻诗，虽然诗人自己谦称为“打油”，其入木三分的批判力度，却非他人所及。旧体诗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谁喜欢写尽可写，尤其是老年人，自娱自乐颐养天年，倒也未尝不可，但要以此为诗坛“正宗”，那就大错特错了。回顾百年来新诗的发展以及语言的变化，窃以为，就反映现代社会波澜壮阔的生活、表达现代人复杂而又微妙的思想感情而言，新诗写起来分明要比旧体更为得心应手，也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0期第6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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