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开放性批判: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斗争才刚刚开始!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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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那么,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开放性又是如何认识的?美国著名左翼杂志《每月评论》2018年5月刊发表了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文章“Marx's Open-Ended Critique”,对马克思的开放性批判进行了深刻分析。
原文 :《马克思的开放性批判》
熊一舟/编译
图片 | 网络
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放性
在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在所谓的“马克思复兴”(Marx revival)的背景下,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所产生的影响与以往一样巨大。对于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亡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发展。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人们试图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僵化、教条、决定论和封闭的思想家。但恰恰是他“对一切存在的无情批判”的开放性,一种内在否定了自由理论本身的开放性,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持久力。这种开放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不断自我改造的能力中看出,即通过扩大其经验和理论内涵,在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拥抱历史现实的更为宏大的场景。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开放性,长期以来被最具批判性的思想家所理解,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开放性还成为列宁、罗莎·卢森堡、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切·格瓦拉等革命思想家扩展其辩证观点的基础。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致力于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手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工作中给学者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马克思思想没有任何最终的完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前所未有地凸显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批判的内在不完整性。这不仅是因为任何个人都很难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项目,还因为这一项目的唯物主义科学特质,即需要无止境的历史和实证研究,并且无法通过超历史抽象将这一过程缩短。
马克思的作品表现了三个层次的不完整性。第一,《资本论》本身只有第一卷是在其在世时出版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从马克思的笔记中辑录的。第二,马克思的总体批判是不完整的。《资本论》仅是马克思计划撰写的六本书的第一本,其他基本内容涉及土地所有权、工资、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和危机等。第三,马克思的整个历史研究项目超越了对政治经济的批判,这一项目以他庞大的世界历史年表为象征。此外,马克思还留下了200多本重要的笔记,其中摘录了其他许多作者文章的节选。这显示了他的研究范围囊括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自然科学和数学。其中许多是在《资本论》出版后完成的,这意味着马克思努力将自己的分析扩展到各个领域,特别是通过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因此,马克思留下了一个巨大且不完整的文集,反映了跨度极大的科学研究范围。马克思将他的理论概念看作是“指导原则”,而不是等待确认的先验式假定。他的研究表明,有必要根据不断变化的证据,不断地改变他的临时性假设。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研究在科学上是开放式的,而他的研究基础又是极其缜密的。
马克思开放系统理论
今天,马克思经常被认为是“开放系统”观点的先驱。斯里兰卡马克思主义者库马尔·大卫(Kumar David)最近提出,马克思“不知不觉……创立了现代科学系统理论,这可以从他的政治经济学中看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成功地将开放系统的概念融入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将生态学的视角引入到他的分析中。他采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借鉴了德国物理学家罗兰·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和德国化学家贾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研究成果,并在当时物理学理论突破的基础上取得了成功。
因此,马克思能将他的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自然观有机联系起来。正如肯尼斯·斯托克斯(Kenneth Stokes)在《人与生物圈》中解释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模型明确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概念”,经济过程嵌入生物圈的观点(“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使马克思成为“现代开放系统方法的先驱”。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的,是看似对立的统一体。这一观点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从而进一步理解物质变换裂缝(metabolic rift)的概念。人类的生产和交换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循环流动,而是一种积累、掠夺和耗散的系统。所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都源自这些核心观点。
对马克思来说,这样的结论是一贯唯物主义的产物。用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的话来说,马克思所代表的辩证批判现实主义中“自然开放的深度”,“决定了认知必胜主义的虚伪性”。也就是说,思想和它的对象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恩格斯对此的解释可能最为有力:“从我们接受自然进化理论的那一刻起,我们对有机生命的所有概念都只近似于现实,否则就没有变化。当概念和现实完全一致的时候,有机世界的发展就走到了尽头。”
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
作为马克思的批判者,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用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来衡量其不朽的“伟大”。现在,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一次复兴了。这种重生来自多个方面,但它最有力的表达植根于回归马克思自己方法的尝试,并且都以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基础。这些新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梅扎罗斯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指导下,作为本国革命传统的玻利维亚主义激励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宣布建立新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北美和欧洲的复兴往往可以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危机首先唤醒了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之后便是马克思思想的全面复兴,包括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深入探究。源于早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和停滞理论,马克思主义引领了对金融化的批判,又在保罗·巴兰(Paul Baran)、保罗·斯威茨(Paul Sweezy)、哈利·马多夫(Harry Magdoff)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阐释。经济学家科斯塔斯·拉帕松(Costas Lapavitsas)在其开拓性的著述《没有生产的利润:金融如何利用我们》中提出了金融化理论,并在其日后对金融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转向了马克思的“异化获利”(profit upon alienation)概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久,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简·托波罗武斯基(Jan Toporowski) 出版了著名的《为什么世界经济需要一次金融危机》一书,在马克思和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的传统理论框架下,展示了作者几十年对该课题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复兴中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主要是与对资本主义生产、统治阶级国家和商品文化的批判有关的核心议题。这些领域曾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领域,但近年来却不被重视。因为上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受到质疑。除了伊斯塔法·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米歇尔·勒博维茨(Michael Lebowitz)和玛尔塔·哈奈克尔(Marta Harnecker)对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进行了阐述以外,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关于国家的理论方面并未取得多大进展,特别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具体的、符合特定历史时期且开放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些核心问题,才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继续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虽然必不可少,但必须让位于对处在转折和消解中的资本主义本身的更具根本性的批判。马克思诞生200年后,真正的斗争,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才刚刚开始。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8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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