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权益保护不好，怎么生二孩？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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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人口国情和人口国策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实施两年半后，并没有迎来全国人口出生率的巨幅增长。抑制“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其中，母亲（女性）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无法获得充足的生育支持，正在成为阻碍“全面二孩”政策难以全面落地的关键因素。

原文 ：《完善制度安排支持政策落地》

作者 |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叶慧娟

图片 | 网络

生育“二孩”女性遭遇就业歧视和职场排斥   二孩政策的出台客观上加剧了已存在的女性就业歧视问题。从媒体报道和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实行“二孩”政策后，很多用人单位不断提高女性录用标准；招工过程中要求女性提供个人婚育情况信息，不仅侵犯了女性的隐私，还导致一些女性因单位称其隐瞒真实信息、欲单方解除合同而对簿公堂的；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状况致使用人单位直言“不太想要女性”。在竞发展争与用人成本的压力下，一些用人单位通过停缴社保、不合理调整工作岗位等措施变相逼迫备孕或已怀孕女职员辞职；一些已生育二孩的女性不仅产假权益得不到保障，还往往在生育后被单位边缘化，遭遇工作岗位不合理调整、工资收入不合理下降、晋升机会减少等问题。二孩政策的推出，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但也使得职业领域中原本存在的对女性的隐性歧视显性化和显性歧视加剧化。

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降低了女性的生产力水平    虽然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位居世界第一，虽然《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在受教育年限、工作意愿、学习工作成绩与成就感等方面与男性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在很多方面正在赶超男性。但由于女性是生育子女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因生育带来的照料负担、经济负担、家庭与工作冲突等问题，直接导致女性职业发展路径的停滞甚至中断。相关调查数据表明，近60%的女性职业中断的原因是生育，平均中断时长为3.4年。生育职业中断带来的人力资本贬值、职业空窗期、年龄增长、工作经验积累中断、失业经历、雇主歧视等一系列的劣势累积，使女性职业期待降低，职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职业发展机会封闭，遭受“母亲收入惩罚”。

生育二孩女性普遍缺乏生育保障与生育支持    生育保障体系通过向女性提供生育津贴、医疗服务和产假等，帮助她们恢复劳动能力，重返工作岗位；而充足的照料支持可以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增加育儿和就业之间的兼容性与平衡性，减少中断职业的可能。调查数据显示，有过职业中断经历的女性生育保障和生育支持普遍不足。

虽然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于女性就业、怀孕、生育、哺乳期间的相关权益等事项都做了规定，但其内容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在具体落实阶段缺乏具体惩罚保障措施，无法提供准确、详细的法律依据和认定标准，对现实中屡屡发生的就业性别歧视、权益侵害、企业变相威逼辞职等行为无法发挥有效规制作用。此外，受托幼公共服务短缺或较为昂贵、保姆市场良莠不齐、费用偏高，住房空间有限、家庭支持不足等因素制约，生育女性从单位和社会甚至是家庭获得的生育支持都较为有限。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是国家解决劳动力短缺和严重老龄化问题的重大举措。而女性因为生二孩在职场遭遇职业瓶颈和歧视的难题的破解，既需要个人和企业的共同责任承担，更需要国家政府的支持。国家应基于人口红利的长远规划，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建构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社会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对生育二孩的女性及相关用人单位进行政策支持和政策保护。

国家应引导社会承认育儿劳动的价值，从制度层面探索、完善生育产假和配偶产假制度，鼓励男女共同分担育儿责任；探索、鼓励生育二孩的多层次性生育保险制度、津贴制度和补助金制度，保障女性生育期间的就业权益、基本经济收入和医疗需求，合理分摊因生育带来的女性用人成本。同时，出台托幼事业的发展规划，提供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完善托幼公共服务，降低养育成本；修改完善相关立法和执法，明确妇女的就业、婚育权益的明细与标准，为女性赋权，加强对女性就业歧视和侵犯女性劳动权益等行为的监察力度与执法实效。

唯有通过政策支持、制度安排与观念引导，营造关怀女性和性别平等的支持性政策环境，才能保障女性作为公民在家庭与就业方面的合法权益，解除她们生育二孩的思想顾虑和心理僵局，进而确保“全面二孩”政策红利的落地与实现。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0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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