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西方第一美女海伦与中国杨玉环，东西相异却彼此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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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族群和文化都不得不反思“我们是谁”。这既要回望自身的历史文化，也需彼此为镜。

原文 ：《不同文化内核的存异与沟通》

作者 | 中国戏曲学院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孙焘

图片 | 网络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遭遇，不仅是器物、制度层面的磨合，也有文化观念的碰撞。自晚清以降，中国对“世界强国”的态度皆以学习为主。但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文化内核部分难以移易。全球化过程越深入，文化内核的差异越突出。要避免“差异”转成“对立”，首先要有建立在深层比较之上的相互理解。

文化比较的深层问题在信仰追求方面，这里从两个“第一美女”的传说谈起。西方文化中的“第一美女”是海伦，她的故事来自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爱神阿芙罗狄忒利用“天下第一美女”海伦赢得“最美女神”之誉，竞争者之间的怨怼引发人间一场大战，海伦成了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在中国“四大美女”的传说中，杨玉环的故事最有戏剧性和命运感：天生丽质，万千宠爱，达到了幸运的极致，转而成为安史之乱的替罪羊，“宛转蛾眉马前死”……战争的实际缘由绝不会仅是女人，但经典故事叙述却反映着特定文化中的思维取向。两个经典故事所涉及的美女都被认为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区别也很明显：海伦被轻轻地放走了，而杨贵妃被无情处决。

“美”与价值观

受人尊敬的特洛伊长老们说起这个“罪魁祸首”时颇多纠结，首先赞叹“她的长相就像不死的女神”，又觉得这种欣赏的代价太大，还是把她送走吧！为“美”而战却是西方文化里一以贯之的传统，中世纪的骑士甘愿为倾慕的女子赴死，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为纪念七月革命而作的《自由引导人民》，也以一女子的形象来象征“自由”，挥手召唤着勇于牺牲的战士。中国传统文化恰相反，卷入政治和战争的女性都被斥为“红颜祸水”。唐明皇手下的将士们在面对“最美的女人”时一点都不纠结，一致要求处死她，才可以继续为君王效忠。

《自由引导人民》

这种差异涉及对“美”的观念歧异：从古希腊开始，“美”就是最高理想的化身，是公共的，每个人都可以去欣赏，海伦能被掠劫，她象征的“完美”却不归国王贵胄专有。理想不为一家一姓私据，是因“真”“善”和“美”等最高理念皆以超越人间的几何学为典范——无论人世间如何纷争扰攘，平面三角形的内角和永远都是180度。在古代中国，“美”却只是宇宙大化中暂时的华彩，多是掌权者的占有物——不仅女性被物化，举凡宫室、园林、字画也多为皇帝王公及其附庸所有。不仅红颜多薄命，自秦朝的阿房宫始，历代的宫殿珍玩也多在改朝换代之际难逃一炬。

你愿为何而死？

更深一层则为“终极关切”的不同。所谓“终极关切”就是人生中最大的意义来源，有一个明显的判断标准：“人愿意为了什么人或事物而死”。哲学家苏格拉底有其终身以之的真理境界，故不畏避死；宗教信众为信仰，艺术家们为创作，都甘愿舍弃其他的一切；群体以理念标签划分彼此，宗教战争和民族主义狂热多源于此。所有这些追求都远离人间烟火，向往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理想。人世苦短，能投入于永恒不灭者，此心方安。

传统的中国人最能取得共识的一句话是“为了孩子”，是用“生生不息”克服生死大限。愚公移山的故事有其深意：个人的力量在高山面前不值一提，但山再大也是有限的，人却可以无限地生息繁衍。若以无限对有限，最终的胜利者还是人。然而，如此宏壮大业若能成立，却有一个必要条件：愚公的子孙不仅要无限繁衍，还不能有任何一人对世世代代搬运土石提出疑问。现实虽然没有寓言那样极端，但“不肖子孙”总是一种极严重的指责。“肖”是“肖似”，要跟前人一般模样，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超稳定的农业社会现已不在。今人的迷茫是：后辈“不听话”，何得慰此生？

不求“完美”

中国的士大夫更重视把“生生不息”提炼为理想和价值。孟子说“舍生而取义”，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此“道”来自于农业文明中有常而又莫测的“天道”，落实在人伦纲常的“道理”，体现在各种技艺里的“门道”。此“道”是人间性的，在多变的、丰富的生活中才能学而时习之。电影《海上钢琴师》中长居游轮的艺术家宁死不登岸，因为害怕人世间的复杂。这边天上的神仙姐姐们却总想下凡，嫁个穷书生，做家务，养孩子。

在人间，没有绝对纯粹之物。中国人理解的“真”与“善”总有一定适用范围，真相总有多面，规则贵在变通。特定形态的“美”也总是片面的、暂时的，“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执念于一隅声色，汲汲于壮观美景，反而会让人变得固执和偏狭。所以，《道德经》告诫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传统的美学观念是以不求“完美”。木秀风摧，月盈则亏，一旦美到极处，就要“完了”。

互为他山石

海伦与杨贵妃，相隔万里千年，彼此不相识。中国自古有高原、大漠与大洋为屏障，百余年来方始放眼远望。

中国的有识之士曾慑服于西人强大的科技和组织力，之后努力掌握以至逐渐赶超。在“现代化”的追求中，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于理解科技、制度背后的理念。技术创新的源头是不计现实功用的科学研究，总需有些疑问和好奇；现代社会讲求普遍规则，不承认人治的“求情”和“通融”；美感领域则更多体现着观念更替之际的矛盾，例如每个城市都有一模一样的民俗步行街，每条步行街都售卖一样的“传统老酸奶”；年轻人也紧跟潮流，用一样的破洞裤子表现个性不羁。

如今西方文化也面对着深刻的挑战。科学技术让今人越来越接近诸神的世界，千里眼、顺风耳、日行千里皆已平常，游戏和虚拟现实里的魔法也远多于七十二般变化……我们的生活已越出一切历史经验的参照系，人类正加速驶向未知的大洋。便捷的交通方式大大压缩了空间距离，社会生活里却产生更多隔阂。人们的理想、原则、观念、审美取向固当坚守，但族群殊异，所悬理想必不能一致。若不能在异中见同，观念中的差异终究导向现实纷争，而今日的冲突规模却早已不是特洛伊战争可比。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族群和文化都不得不反思“我们是谁”。这既要回望自身的历史文化，也需彼此为镜。中国与欧美各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也都需要升级各自的操作系统：一方面，用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去克服功利和短视，敬畏契约和规则，鼓励自由的创造；另一方面，人类除了有民族、宗教、习俗、阶层、观念的分别，还有相通的美食、装饰、童真的欢笑、对逝者的哀伤。把人联结在一起的不是通天塔，而是同类感和同情心。

若有一日，杨玉环的美不被专私，众人能坦然欣赏；人能欣赏海伦之美，又不为之大动干戈，就是兼美之境了。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1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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