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需要改革？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答案……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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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和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罗默这两位在经济领域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如果说罗默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那么诺德豪斯所研究的环境经济学的领域则属于小众的非主流领域，但他们的政策应用价值都很高。尤其是今年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下，通过颁奖的方式，诺奖评委会也表明，希望人们今天应该更多关注长期经济发展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原文 ：《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增长的动力与代价》
作者 |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
图片 | 网络
探索增长新动力是克服资源瓶颈的保障
以罗默为代表的一批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在近20年中不断完善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体系。很多学者不仅在企业技术创新领域拓展了他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他提出的以技术溢出效应为代表的正的外部性特征上，引入了教育、金融、制度设计等因素，从扎实的实证分析方法中也验证了它们对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贡献。内生增长理论大致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建立在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基础上的模型，第二种是将R&D、不完全竞争整合进增长框架的技术进步模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罗默都做出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乃至他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罗默曾于2015年受邀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他用自己对增长理论的远见，高度评价了中国城市化建设给中国经济发展致以的新动力。如果中国维持6%的增长，或者是3.5%，城市化率都高于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高于联合国预测数字的2—3亿。根据这两种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会大大增加。如果城市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就需要继续按城市化的道路发展。他同时指出，中国城市化发展会在未来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为了克服挑战，则需要建立合理的财政安排体系。他强调，政府之间或者政府培育市场中企业之间种种良好的竞争会营造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
解决好增长动力与其代价之间的平衡问题
诺德豪斯通过采用主流经济学所开拓的方法，对环境的负外部性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担等影响做出了缜密的测量，让整个世界看到了增长代价究竟有多高，然后基于科学的测量体系再来评估现有环境治理措施是否合适，这就给政策部门提供了非常可信的依据。
事实上，诺德豪斯曾在主流经济研究领域有很好的成果，尤其是他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是今天研究周期问题不可或缺的要素。年过不惑之后，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已收获颇丰的诺德豪斯开始艰难地转向气候变化经济学。当时，这个领域是一个非常偏门的学科。一方面，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尝试探索气候变化，诺德豪斯将要在几乎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从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路来。这蕴藏了很大的研究风险。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是不是一个问题，气候是不是在朝变暖的方向发展，以及就算如此，其原因是不是由人类经济活动引起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直都存有争议。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气候变化经济学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属于经济学里的冷门旁支。为此，1982年他给自己的坚持提供了两点理由：一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系统才可起作用；二是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出发生影响，比如干旱导致粮食歉收。
经过九年之久的学术成果相对沉寂期，直到2006年，“斯特恩报告”成功地引起世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广泛关注。人们才发现，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新文献都在不断地引用同一个名字：诺德豪斯，因为他开创性地构建出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这个分析框架迅速成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甚至连本来专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IPCC也逐步吸收了诺德豪斯的分析思想。如今，任何一个尝试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耕耘的研究者，都无法忽略诺德豪斯的论文和著作。他观察问题的视角、构建的模型、所用的数据、编写的程序、近30年的长期坚持，甚至他那委婉、中肯的行文风格，对后来的人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更加倾向于“经世济民”的价值取向
这次这两位学者的共同特点都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索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让人们真实感受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增长动力已经在现实世界中成为国家为什么会变得强大和富裕的原因所在；也让人们感受到温室气体和碳排放等气候变化问题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实际影响，告别过去因为认知能力的缺失而产生的过度悲观或过度麻木的态度。使得人们觉得经济学家再也不是那种满足于自己构建的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复杂世界”和自认为自己是比别人更加聪明的“意见领袖”，哪怕最后随着实证方法的进步和认识问题能力的加深，自己也会纠正过去存在的“偏见”，但依然不改自娱自乐的风格。
这次诺奖的获得更进一步验证了中国今天在推进的供给侧改革（探索增长的新动力）和三大攻坚战——金融系统性风险、环境保护、精准扶贫（为了降低增长的代价）的必要性，虽然这次诺奖评委的用意可能在告诉我们当下比贸易战更重要的是增长的动力和增长的代价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长期问题，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想传达一个更深远的意义：政府不应该把它们搞成互相对立、难以兼顾的两大目标——环境治理影响增长动力，而提升增长动力有可能会破坏环境治理的效果；而是要去遵循以诺德豪斯和罗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中所揭示的发展机制及其规律，从而尽快在今天的“后危机时代”产生良性循环、造福于人类的高质量的增长模式。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2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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