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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 《点将录》从“沙场”转向“文论”,火药味从未停止

罗时进 社会科学报 201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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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来,《点将录》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文艺评论形式了,学林、画苑、诗坛、书坛、印坛……不少学术、文学、艺术门类都被“点”过。

原文 :《从“战斗”的到“文论”的<点将录>》

作者 | 苏州大学   罗时进

图片 | 网络


来龙去脉


“‘战斗’的《点将录》”这个提法不是我的臆造,它出自廖沫沙先生发表于1941年8月12日《华商报》上的《“点将录”式的战斗》一文。该文将《东林点将录》归到韩敬名下,而说王绍徽有《东林同志录》,是不准确的,但提出的“‘点将录’式的战斗方法”,倒是一语中的。

  

关于《东林点将录》的来龙去脉,晚明和清代的许多史料都可参看,这里略举两首诗。明末常熟诗人秦徵兰曾作《天启宫词》百首,第六十二首与《点将录》有关:“星名次第列银光,点将标题当饮章。圣主青年方好武,卷头先问李天王。”诗后有自注:“邹之麟用《水浒传》天罡、地煞星名配东林诸人,以供谈谑之资。如托塔天王则李三才也,天罡星及时雨则叶向高也。崔呈秀廉得之,名之《点将录》。佳纸细书,与《天鉴录》《同志录》同付忠贤。忠贤乘间以达御览,上不解‘托塔天王’为何语。忠贤述《水浒传》溪东西移塔事,上忽鼓掌曰‘勇哉’!忠贤于是匿其书,不复上闻。”盖这段话为听闻,并不准确,故陈田《明诗纪事》录此诗并本事时将“邹之麟”用“或”代之,“天罡星及时雨”则径去“天罡星”三字。

  


清乾隆间诗人张晋《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有《点将录》云:“点将录,同志录,天鉴录,群枉害正苦不足。九千岁,势熏天,或进或退操其权。只须览此已晓然。编名记数一百八,群枉鸱张众正黜。崔呈秀,王绍徽,甘作鹰犬胡为哉。君不见,一波未平一波起,三朝要典又作矣。”后亦有注,记述崔呈秀等依附魏忠贤,以“九千岁”称之。魏党人顾秉谦等之前已经编成《缙绅便览》一册,将叶向高、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进之魏忠贤,作为打击的对象。接着王绍徽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以便按名黜汰。关于崔呈秀复进《同志录》《天鉴录》的内容,张晋所云与计六奇《明季北略》等记载稍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都是《点将录》式的“战斗”行为的一个部分,是“据以收拾东林”(叶德辉语)的准备,造成的结果是“群小无不登用,善类一空。”

  


这一《点将录》不过是东汉党锢碑、元祐党人碑的翻版,是借《水浒传》情节念的歪经。所幸晚明畸形的政治生态在甲申之变后并没有复制、延续,《点将录》作为“战斗方法”缺少了发挥作用的社会空间。


产生了一种新的文论体式

  

然而这种以狡狯之笔罗织政治性“黑名单”的形式,其根柢在说部,倒也有“聊作谈资”的一面,最终与七略裁士、九品论人等品评月旦人物的传统,以及戏为绝句、主客图、宗派图等文学批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文论体式——诗坛点将录。从文体发展角度言之,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的创化之功极为重要。刘永翔先生在《<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序》中说:“诗坛点将录之作,清诗人铁云舒氏所创也。其源盖出自前代之《东林点将录》,而化宦海党争之具,为词场评骘之资,犹演兵事而为行棋,善哉,其谁曰不可哉?而谈艺论文,自此遂别开一体”,所论极是。

  


众所周知,《点将录》在民国时期颇有流行之势。我比较好奇的是,自《乾嘉诗坛点将录》出现至清末百余年中是否有类似的作品?偶阅常熟人孙景贤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刊行的小说《轰天雷》,其第十四回《论维新初翻点将录读序文归结轰天雷》开篇有道:

  

这日,众人齐集鹣斋家里,彼此说了一回套话。云仲开言道:“吾前日看明邹之麟的《点将录》,很有趣味,想将五年来著名的新党人物,照他比拟起来,以供谈助。”仲玉道:“这《点将录》,不是洪亮吉已翻过了么?”云仲道:“不差,他是将袁简斋拟宋江的。吾想得几个:王闿运可拟白衣秀士王伦,翁同龢可拟托塔天王晁盖,寿富可拟小旋风柴进,那康有为兄弟,不用说,就是及时雨、铁扇子了。”

  


接着众人用“一副上面镌的都是《水浒》上人物”的牙筹飞觞行令点将,历数当世维新党与革命党的风云人物,首点孙文,次点章炳麟,欲“将一百八个慢慢地找全了”。这里“邹之麟的《点将录》”显然应是王绍徽的《东林点将录》,而“将袁简斋拟宋江”的《点将录》即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舒文“因游戏之笔未免略肆雌黄,故未明著姓氏”(王汝玉语),被说成“洪亮吉已翻”,是可以理解的。从孙景贤《轰天雷》的这个故事情节可知,舒氏《点将录》至少在吴中、江南是流传的,而且进入了文学作品。这似乎可以看作民国时期仿作《点将录》的一个前奏,一个知识通道。

  

民国学者重新将“点将录”作为文艺评论形式使用,汪辟疆先生功莫大焉。1925年《甲寅》杂志分五期刊出其《光宣诗坛点将录》,一时洛阳纸贵,老辈名流大为激赏,文人间渴慕与之相识者甚众。客观来说,辟疆先生对激活《点将录》的文体功用贡献极大,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民国时期到底出现过多少《点将录》?这是有待探讨的。限于闻见,我所知的只有朱祖谋的《清词坛点将录》、大胆书生的《小说点将录》、柳亚子、胡怀琛的《南社点将录》、范镛的《诗坛点将录》、佚名《民国诗坛点将录》等。非文论性质的也间有出现,如柳亚子的《酒社点将录》、何玄通(即陈揖旗)的《福州报坛点将录》、古厂的《洋场才子点将录》等。国共合作时期,在山西晋城地区还出现了《抗日点将录》歌谣。

 

交错着双重色彩

  

从清末到民国,《点将录》似乎交错着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色彩,而完全将其作为文论体式采用的,当属钱仲联先生的“点将”系列。其中《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构思最早。钱先生认为《光宣诗坛点将录》“文词了无生气,为诗话之变相”,对部分评点亦不愿苟同,在杨无恙的鼓动下,作《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纠正其偏颇(见《梦苕庵诗话》)。连同后来所作的几部《点将录》,实际上除了舒位已经涉猎的乾嘉诗坛外,清代全部、近代重点诗人都进入了他的学术视野。这一《点将录》系列“生存人概不阑入,宁贻遗珠之憾,庶避标榜之嫌”,与前人所“点”明显不同,作为文学批评的“史论”色彩自然厚重了不少。

  


自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之后,仿作者每称“兴起戏作”,有些列榜名而无成文,有些天罡星三十六员和地煞星七十二员并不全。不过,虽然著述者以“戏作”做了挡箭牌,被“点”者斟酌褒贬而伤感情的事也时有发生。民国三十五年某君戏作《民国诗坛点将录》,将熊润桐列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熊氏闻之,不胜感慨,作七律一首以解嘲:“饥驱卖药到洋场,偶尔歌吟只自伤。岂谓迂儒堪落草,竟牵名姓附强梁。时衰尽有求全毁,计拙唯馀不谢方。莫讶曹公逊潘陆,本无人识古悲凉。”看来钱仲联先生“生存人概不阑入”,倒是智慧的做法。

  

近二三十年来,《点将录》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文艺评论形式了,学林、画苑、诗坛、书坛、印坛……不少学术、文学、艺术门类都被“点”过。其中良莠不齐,既有如石碣碑文者,也有封神榜、排行录一类,甚或有无聊文字。援“不品生存人”之例,本文就此收笔,不一一道来了。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6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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