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没有主体间性维度！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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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思想界流行一种回归潮：有回归苏格拉底式智慧的（如张志扬），有回归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如刘小枫），有回归儒家生活哲学的（如张祥龙、黄玉顺）。回归代表一种指向，即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尤其是对现代性的不满，对消费社会的不满。然而，所有的回归者像他们的西方导师一样，都严重忽略了现代性启蒙理性的主体间性结构及其对现代社会正义结构在人义论基础上的奠定，因而对现代性问题和中国现代性的问题的诊断出现巨大偏差。我们更应该回归的是现代性的理性启蒙，回归对现代性理性启蒙的完整理解——亦即回归对现代启蒙理性之主体间性结构的重新理解。

原文 ：《中国不能没有主体间性维度》

作者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吴兴明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赵良杰

图片 | 网络

将现代性等同于工具理性

自哈曼、赫尔德以来，西方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现代性批判的核心，是将现代性等同于工具理性，是基于此对现代性启蒙理性主体间性结构的取消，而这一取消在一系列反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想潮流中是一以贯之的。哈贝马斯将这一思想潮流命名为反对“1789年理念”的伟大同盟。“在该同盟里，诸如列奥·施特劳斯、海德格尔以及阿诺德·盖伦这样彼此差异极其明显的宏儒大哲并肩作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们把现代理性和工具理性等同起来，这种等同意味着告别（现代性）。”实际上，在当代中国，该同盟的中国传人已经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一股以“重新理解西方”的名义告别现代性的思想逆潮。

在整个现代性哲学话语中，对现代性进行整体性批判的思想家都将现代价值系统化约缩减为失控的工具理性及其系统化的构成物：在马克思那里是资本自主增值的逻辑，在尼采那里是奴隶道德栅栏的筑建，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是目的理性系统（经济系统或官僚系统）的铁笼，在批判理论家那里是工具理性的系统化，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技术坐架，在德里达那里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巴塔耶那里是物化实践领域的扩展，在福柯那里是规训体制的普遍化，在张志扬、刘小枫那里是技术理性与本能欲望的普遍宰制……总而言之，将现代启蒙理性的完整结构减缩为主客体之间的工具理性，也就是将奠定现代性合法性基础的主体间性结构取消，然后将整个社会理解为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的体制化和系统化贯彻所形成的目的理性系统——这是几乎所有现代性批判所共同遵循的一套思想进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批判现代性，告别现代性，朝现代性理性分化的方向往回溯的思想潮流，一种具有审美主义色彩的原始哲学的思想潮流，海德格尔、德里达、巴塔耶、福柯、波德里亚、施特劳斯、刘小枫、张志扬……等等，概莫能外。

主体间性：启蒙现代性基本价值依据

面对人类历史中触目惊心的“非理性恐怖”，哈贝马斯却着意要拯救现代理性的“规范性硬核”。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规范性内涵不是以主体的自我反思为基础（黑格尔），不能看作是一个宏观社会主体的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进程（实践哲学）。相反，它以社会的主体间性网络为基础。“现在，无论是文化的反思化、规范和价值的普遍化、社会化主体的个体化，还是批判意识、自主意志和个体化的增强——一度被归结到主体实践当中的合理因素的强化——都是以主体间性网络作为前提条件。”现代性的规范性内涵不能简化为单一的科技进步，也不能还原为个人主义的结果——这种简化和还原，均将现代性规范内涵的主体间性内涵扭曲成主体操纵世界的目的性行为，从而忽视了现代生活世界的交互性、平等性以及自由开放性。

哈氏认为，现代性的规范内涵是生活世界交往结构之合理化潜能的释放，其合理化潜能来自于对未遭破损的交互主体性一般结构的“关系直观”，即交互主体性的一般结构确立了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现代性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张扬，对平等的主观权利的确认，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肯定，都以主体之间交互性对称平等关系为基础。启蒙现代性的基本价值更根本的依据是主体间性，是对“主体之间交互性对称的平等关系”的“直观”。未遭损害的主体间性结构是现代正义秩序得以建构的基础，其对称性保证了每个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平等性及其不可废黜的“应然性”。“道德规则和伦理规则——以及所有‘社会规范’——的有效性基础则是‘基于有关价值的共识或基于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承认’”。现代人义论对主体自律的强调，对主体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的信念——这些价值往往被看做是个人主义的结果，在根基上却都以主体之间的承认结构为前提。

对位准确的现代性批判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面对现代性危机，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种是主体哲学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同时，走向对理性他者的呼唤，这是一种告别现代性的道路；另一条是主体间性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批判现代性危机的同时坚持以主体间性原则补充、修正和完善现代理性，这是一条向前推进启蒙现代性的道路。从主体间性角度看，引人注目的现代性危机就不应理解为“物化”意识形态的统治或对无法预知的神秘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而应理解成生活世界主体间性结构的破损和扭曲，理解成“一种遭到彻底扭曲的日常交往模式。”“黑格尔所说的分裂的总体性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实践在扭曲的交往中表现为遭到破坏的主体间性。”这样，所谓技术理性统治或工具理性霸权，其实质是策略—目的行为对生活世界一般性主体间性结构的破坏，是经济和行政等目的性行为系统对生活世界对称性交往结构的侵越和殖民。失去了现代性的规范内涵，在现代性内部推进现代性、矫正现代性危机就失去了依据。

在主体哲学视域内，人们将现代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将现代性危机诊断为工具理性对世界的创造性力量、拯救性瞬间和超验因素的压制，诊断为理性的他者的消失。由于拒绝了现代理性的主体间性维度，在主体哲学内部就只能寄希望于先于和高于工具理性的酒神精神（尼采）、存在（海德格尔）、弥赛亚瞬间（本雅明）、自主权（巴塔耶）、肉身（福科）、延异（德里达）、古典理性（施特劳斯、刘小枫）、上帝（舍勒、刘小枫）、无形之神（张志扬）等理性的他者来抑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其结果必然是走向告别现代性的审美主义或神秘主义，走向泯灭现代性分化、彻底否定现代性成就的原始哲学。但是，这些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理性他者抵制任何经验性分析，以此为据亦无法形成可以切实对抗工具理性的体制性力量。“‘本质之思’拒绝了一切经验问题和规范问题，而这些问题本来可以用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来加以处理，或用论证形式来加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批判理论家在诊断危机时慷慨陈词，但迟迟拿不出切实的替代性方案，他们“不过是把显而易见的社会病理给神秘化了”。其结果是，为了避免工具理性对拯救性瞬间或他者之域的侵蚀，批判者在理性与他者、经验世界与超验价值之间划出一道不可跨越的界限（存在论差异），站在理性他者高端价值立场上扫视民众的日常生活。“尼采把他的继承者都吸引到了超验的现象上面，以致超验用一种鄙夷的态度超越了日常生活实践，并且认为日常生活实践只是派生的和非本真的。”但是，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从生活世界主体间性结构和日常生活交往结构遭到破损的角度，对现代性危机进行了对位准确的经验性诊断，在不否定现代性基本成就的前提下，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救治方案。

审视中国启蒙进程结构性残缺

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问题显得尤为严重。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性一直走在误解启蒙现代性规范内涵的路途之上，以致有学者指出：启蒙现代性主体间性结构的缺失“标示出中国现代性启蒙的结构残缺和扭曲”。换言之，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理性主体间性结构对现代社会正义秩序的深度奠基，在中国的现代性理解中并未得到明确意识。

按哈氏分析，主体性原则的这两重含义以生活世界主体间结构为基础，最终坐实为现代性规范内涵不同层面的意义：文化的反思性、社会的普遍主义原则以及个人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但是，在中国的现代性理解中，主体性的反思原则的丰富含义被简化为科学，主体性的自由原则被篡改成安顿个体生命意义的人生观。长期以来，在基础哲学层面，人们要么从客观层面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化，理解为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么从主观层面将现代性理解为个性的独立与个人的自主，理解为个体精神层面上的自由。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的现代性理解中颇具代表性，它表明中国现代性一直在科学与人生观的两极理解启蒙现代性。最终，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对现代性的科学理解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一般皆赞同：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历史的发展也可以科学地归纳出一些法则。”如此，在一种扭曲的思想视野中，奠基于主体间性结构的现代性规范内涵总是被纳入到主客体框架来理解，即被纳入到科学或人生意义问题的角度来理解。

一方面，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旗号迅速演变为科学原则对民主原则的论证、包含和取代，最终落实为一种独特的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以历史目的论的方式实现了对生活世界整体的包裹和统摄。如此，生活世界各领域（政治、法律、文化等）的独立性被取消，成为为经济发展和历史进步服务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现代性的规范内涵成为一种认识论视野中的“唯心主义”和代表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法权”。于是，启蒙原则的人本价值论及其对人平等自由地位的规定被取消了；整个社会成为实现未来历史目的的“大写主体”，人成为实现未来乌托邦目标的工具（螺丝钉），社会规则系统的全面手段化以及文化知识领域的诸多失度亦由此而来。凡此种种，在理论根源上都可看作是科学主义对现代规范的还原所带来的结果。

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鉴于科学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如张志扬、刘小枫等人对历史理性的反思），中国思想界的存在论转向又走向了对现代性规范内涵的审美主义同化。现世和日常生活领域成为需要审美和诗意的神圣之光朗照的污浊之域，失去了自足的价值根据；对生活意义的深度冥思取代了对社会人际正义秩序的关注，最终演变成当前思想界批判现代性、告别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想洪流。但是，不走出主体哲学的死结，缺乏现代思想的主体间性维度，缺乏对现代理性规范性硬核的清醒意识，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审视几乎没有希望走出科学主义还原和审美主义同化的两极悖谬。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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