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我们，在社交平台一起“围观”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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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时代，围观灾难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体景观。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亲朋好友间嬉笑着转发这样的视频：某地街道上，暴雨成灾，数辆小汽车被冲得七零八落，等等。我们不禁要问，泛滥的灾难影像传播，是使我们更加完善理解世界，建立个体间、个体与社会间的关系，亦或是仅仅让我们深陷于一个更为庞大，却也更加无力、毫无作为的“媒介景观”中？
原文 ：《反思灾难影像的社交媒体传播》
作者 | 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朱述超
图片 | 网络
经挑选后的“真实”与“抽离”
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观看灾难新闻摄影的方式，由以往的单向接收，延伸至社交媒体上双向、高频的传播与讨论。社交媒体特有的即时、链接与对视觉感官的强调，能够快速激起观看者的情绪和共鸣。但换个角度看，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大量、重复且近距离的观看他人的灾难苦痛，可能激发更强烈的窥视、猎奇感，或因此感到悲悯疲乏、麻木无感。
社交媒体上的观看行为与环境，凸显并强化了观看者在观看他人的灾难苦痛时，多是站在一个较为优越、安逸且疏离的位置上。它强化了“优越感”与“疏离感”，显现了在当代社交媒体上观看灾难新闻摄影，是一种既感同身受，又易使情感快速抽离的集体观看文化与经验。
英国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指出，以往人们在特定的观赏空间观看，而现今则是在被影像主导的网络社会中观看，网络重新分配、拓展了观看空间，左右人们观看行为的是社交媒体的商业运作逻辑与人们的使用习性。
首先，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观看灾难新闻影像时，社交媒体在意的并不是信息是否意义重大、值不值得让所有人知道，而是这则影像是否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带来更庞大的接触率。其次，每一次灾难新闻影像的观看，也是观看者凭借其自身的文化知识、目的与兴趣，以及影像所带来的视觉冲击，继而加以挑选、衡量，并且选择投注其中，使自身也加入这种集体哀悼行为。
无论是经由社交媒体商业逻辑，还是凭借自身文化知识的观看行为，都显现了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观看，是“被挑选”出来的。以往，人们的观看经验是由大众媒体主导，受众被动接收；如今，则是由社交媒体商业机制与用户自身意识，交互影响、挑选、形塑而成。因此，发达国家遭受灾难的消息，总是因为其国际传播力强，广受世人关注，然而，第三世界国家往往是最惨不忍睹的影像，才能引起世界注意。
由社交平台商业运作机制与使用者观看习性交互形塑的观看文化，不断追求视觉影像的震撼。这使对他人灾难苦痛的观看也渐与真实生活经验相隔离，它排除了人们参与和观看时的任何积极性，也降低了观看时所带来的震惊与不适，人们对于每一个灾难苦痛，惯于忽略或拒绝多作进一步的认知与理解。毋宁说，这是以一种更粗暴、更旁观的形式，持续地消费与再现他人的灾难和苦痛。
兼具“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分享
分享行为，是社交媒体平台上最直接、最便利且最积极参与的行动方式。分享者观看灾难新闻影像后，产生了共鸣与理解，在判断社交媒体上的意见气候与预期回馈后，选择加以分享，并且有一定程度的动机与期待。
分享以好友为单位产生连结的特性，不仅使人们更加追求个人在社交媒体上所获得的认同、在意个人所呈现的形象，也会观察社交媒体上的氛围感受与媒介景观，自我衡量是否选择分享。因此，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创造的媒介景观，不仅是个人的观看与分享行为、单纯个体性的选择与认同，更是受到了社交媒体上集体性规则与评判的影响，是一种兼具“个体性选择”与“集体性规范”分享的媒介景观。
这种以影像为中介、被社交媒体强化的情绪与氛围，实质是一种隐性的集体规范。它暗示个体似乎唯有跟着分享、一同哀悼，才能证明自己的关注与同情心。但个体同时又有一种担忧，即害怕被认为是在塑造形象与跟风。这使得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灾难新闻摄影时，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分享文化：集体哀悼的“真实关注”或是“形象跟风”，似乎只有一线之隔。
进而言之，人们选择分享或不分享他人的灾难与苦痛，可能优先取决于自身所觉察的媒介景观与氛围，以及他人的评判，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内在感受。
社交媒体实时、链接的特性，确实增加与强化了人们接触、观看他人灾难苦痛的机会和经验，并使其以积极分享的方式加入关注与讨论。但网络的碎片化与娱乐化，决定了人们在网络上的关系是一种“流动的群聚”的行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不断追求“集体狂欢”，与他人建立短暂的共同存在，因此，社交媒体上对灾难影像的传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媒介景观：“集体狂欢式的哀悼”。对灾难影像的呈现是由个体与个体所在的社交媒体共同形塑，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主体的行动实践，审视社交媒体的潜能，推进更为积极的社会行动。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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