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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 这四个字,让我更能读懂《白鹿原》……

韩佳蔚 社会科学报 20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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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先生的小说《白鹿原》描绘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巨变下陕西关中地区波澜壮阔的农村生活,其叙事不仅将自然景观、农田耕作、乡土人物、方言俗语等显性的乡村生活元素荟萃其中,而且将笔触延伸到社会人文语境的深层,以“耕读传家”作为乡村叙事的精魂。《白鹿原》的乡村叙事在关中平原上被称为“仁义白鹿村”的社会场域展开,主人公白嘉轩的宅院则是小说乡村叙事的重要人文景观。白家门楼上有题刻着“耕读传家”的玉石牌匾,明柱对联写着“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对联是对题字的诠释,上联对应“耕”、下联对应“读”。“耕读传家”既是中国农耕民族的信仰圭臬,也是维系“乡土中国”数千年社会稳健运行的重要法则。

原文 :《耕读传家:《白鹿原》乡村叙事的文化符号》

作者 | 长江师范学院  韩佳蔚

图片 | 网络


儒家文化构筑“乡土中国”意识形态


“耕读传家”在中国各地古门匾题字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为常见。“读”即“读经”,指读儒学经典,白家对联中“经书济世长”便是佐证,体现了中国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

  


中国图书分经史子集,儒学经典是中华典籍的核心文献,也是统治者经邦治国的大典。《礼记·经解》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儒家认为《诗》《书》、《乐》《易》《礼》《春秋》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并开创了中华民族的重教传统,将兴教办学当成“建国君民”的首要事务。教育的兴盛使民族文化薪火延续,也使那些承载着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儒学经典世代传承。尊师重教,并以儒学经典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核心教科书,儒家思想遂得以辐射到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白家将“耕读传家”镌刻于门匾,昭示了关中人民对办学兴教的执着和对子孙读经书的期待,也印证了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

  


在小说的乡村叙事中,主人公白嘉轩承负了陈忠实对中国农民形象的想象,也实证了儒家思想对关中文化和中国历史渗透的思想张力。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的守望者和实践者,他孝敬父母,给儿子取名孝文、孝武、孝义,彰显仁孝文化;奉行“耕读传家”,送儿子去白鹿书院读书,又教导他们下田劳动;他家境富裕,但一生以农业劳动为荣;他不仅是族长,还是“仁义白鹿村”的精神象征,以身作则维系“德仪门风”,兴仁义、正民风、施教化,有强烈的道德自律和他律意识。尽管他并未接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但对儒家思想的精义能够领悟和实行,被誉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

  


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自幼苦读、饱学儒雅、淡泊名利、造福桑梓。小说写朱先生“诵经”:“他大声朗涌,古代哲人镂刻下来的至理名篇似金石之声在清冷的空气中颤响”“诵读已经不是习惯而是他生命的需要”。对圣贤之道的彻悟使他成为名震一方的鸿儒,在思想文化层面成为白鹿原的精神领袖,如为白家题写“耕读传家”门匾,是白嘉轩的思想引领者;为白鹿村立“乡约”,传播儒家伦理道德,施教化,正乡俗;修《滋水县志》,载地方文史;执教白鹿书院,传授儒家经典;犁毁白嘉轩种植的罂粟,守护“耕读传家”观念;孤身劝退方巡抚20万清军,践行儒者舍身济世、护佑乡邦的理念;尤其是发表抗日宣言,爱国激情震撼关中。

  

陈忠实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显然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所不同,《白鹿原》对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礼仪规范、宗法观念、尊师重教、勤俭节约等都持肯定态度。小说有鲜明的倾向性,即对传统文化的缅怀和回归、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和憧憬,因此有学者称《白鹿原》为“新儒家小说”。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使《白鹿原》承载了厚重的儒家文化,小说的乡村叙事并非表层地书写乡村自然现象和人文景观,而是将笔触延伸到社会人文语境的深层,叙写了儒家经典对“乡土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漫射和构建。


“乡土中国”的农耕文化信仰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不仅将中国社会的特质论断为“乡土性的”,而且认为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字所代表的田地和农业劳动在中国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至关重要。拜读《乡土中国》,便可理解在儒学独尊的文化语境下,白家门匾题字将农业劳动与读圣贤书相提并论是多么的合情合理。

  


“乡土中国”,土地为金。在小说的乡村叙事里,无论白嘉轩还是鹿子霖,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其全部家财就是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农田是他们一辈子挥洒汗水的所在。白嘉轩是地主,但一生都未脱离农业劳动,对土地有着极深厚的感情,对精耕细作和勤俭节约有近乎崇拜的执念。县长请他做参议员,他说“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不愿也不会做官”。小说还刻画了他对待土地时态度的“豪狠”,当他发现了“风水宝地”,便抛弃“庄稼人的厚道”而“设计巧夺”。白嘉轩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有典范意义的形象,他是中国农民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其思想相当深刻,甚至就是“乡土哲学家”。朱先生则是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他虽然饱读诗书,中过举人,执教于白鹿书院,但终身未脱离农业劳动,是“耕读并重”思想的忠诚践行者。

  

周秦汉唐以来,关中一直是我国最负盛名的农耕区,关中文化正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缩影。《白鹿原》绘制了近现代社会巨变中关中农村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也书写了一部中国农耕文明的史诗。在农耕文明时代,农业是国计民生之命脉,理所当然地能与读圣贤书同为理家治国之根本。尽管《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世俗亦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重农固本”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已成为全民族理性思维之趋势。白家门匾题字将“耕读”并提,正是《白鹿原》乡村叙事的精魂所在。“耕读传家”作为小说乡村叙事中最为经典的文字符号,是研究者打开《白鹿原》厚重历史文化大门的钥匙,也是解读“乡土中国”社会形态特质的文化符号。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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