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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精准扶贫需要“上下联动”的力量》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守英

图片 | 网络

中国的精准扶贫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反贫战争中投入最大、参与人数最多，但议论也最多、后期影响更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事件，是人类史上一场伟大的试验。这件事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这个研究才刚刚开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扶贫是制度改革的减贫，通过改革开放权利，使一些被体制束缚的农民从贫困陷阱里跑出来。第二个阶段是区域扶贫战略。在第一波没有摆脱贫困的人，不能简单地说是扶贫工作不到位，更不能怪老百姓不努力。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反映，村里琢磨了各种产业，比如看人家种板栗，自己也种，但是第二年什么都种不出来，这种例子在90年代大量发生。原因在于硬基础设施的阻隔。在第二波反贫困中，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区域性扶贫战略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打通了老百姓与外面沟通的渠道，很多受环境阻隔的贫困人口走出去，并把外面的信息带进去，同时缓解了当地人跟自然之间的恶化状态；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一波的精准扶贫，动员各种力量，通过特殊的安排，让最后一批贫困人口进入小康。

此轮精准扶贫实施中，发掘了我们在乡村政策上的一些空白和缺失，仍然存在制度和政策性障碍，导致不该贫困的人还处于贫困状况；中国这套体制安排具有独特性，精准扶贫中，只要上下动真格做一件事的时候，自上而下由一个指挥棒带领大家脱贫，其效力无与伦比。这点只有中国做得到，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同时，有些做过的地方也与这一体制特征有关。一是关于贫困人口识别的问题。很多人对此是怀疑的，但从新县的情况来看，只要假定动真格，是能够做到的。难就难在是否真干。二是在精准扶贫中，乡村劳动力的利用十分重要。就反贫问题我有几个看法:

第一，贫困户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有些贫困户很难带动，在一次云南的调研中，我跟一些贫困户去聊，问他到底缺什么？政府做得怎么样？那个贫困户什么也不说。还有一次在毕节调研时，有个负责帮扶的人讲，他负责三户，其中有一户很难带动，有一次下雨，帮扶对象打电话说屋子漏雨，床被漏湿了。他立马赶过去，发现是他自己把床移到漏雨的地方。这些案例反映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去反思的。有些贫困户为什么会这样，需要好好思考。我们经常讲穷则思变，但是人由于各种挫折，可能会导致他对所有的东西都麻木。我们对贫困人口加以干预的时候可能需要想得更深一点，现在很多的干预措施还是偏表面、偏外在。

第二，扶贫政策的连续性需要深入研究。

我们不要指望一个政策、一个阶段就能解决贫困这样一个人类未解决的难题。尤其最后剩下来的这一批贫困人口，往往不是简单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可能是因为孩子上学，可能是因为经济活动的挫折，甚至可能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导致最后这批人的贫困。所以，反贫政策一定要有连续性。这次精准扶贫在总体上通过攻坚，可以将贫困群体往上拉一个台阶。但是，这些人要真正持久性地摆脱贫困，既需要想法激发和培育贫者的内生动力，也需要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第三，关于贫困地区的产业问题需要更具针对性的研究。

中国乡村的危机往往是由整个乡村各种结构的有机配合被破坏导致的，最后使农民完全依赖于农业这一根稻草。很多地方搞产业扶贫，但没有好好琢磨在如此贫困的地区产业如何长出来。产业扶贫出了一些荒唐事，比如有些地方养羊、养奶牛等，最后发现并不是真正的养，而是为了联手套取扶贫资金。从我们的调查来看，乡村产业的复杂度如果不提高，仅仅靠简单的农业经济活动，还是很难富裕起来的，需要加大农村产业的复杂性的深入研究，比如产业到底怎么形成？怎么提高它的复杂度？需要有对这些问题的充分认识，才有可能把贫困地区的产业真正做起来。

第四，精准扶贫的特殊群体值得关注。

对于最后剩下的这批贫困户，精准扶贫予以了充分关注。但是，贫困地区农民的分化问题需要细致研究。这一轮的精准扶贫的进步是精准到户，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特殊群体，目前和今后已经露头的特殊群体就是乡村里的老人。这些老人原来在农村务农，也出不去，之后他的孩子和孙子出去了，这就导致整个乡村的老人在不能动以后感到极度绝望，这也是未来贫困研究和进一步的反贫中非常需要关注的对象。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2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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