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之“新”：创新中国文化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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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新文化运动，应该溯源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巨变，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在于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之弊，创新中国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新的精神动力系统。

原文 ：《新文化运动之“新”：创新中国文化》

作者 |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力之

图片 | 网络

1

“天朝型模”：

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

循着学术惯例，以1840年为界，可以大致地把之前定位为纯粹的中国文化话语时期。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中国社会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复制、自我循环的农业文明模型，也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对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足以冲击和改变中国文化话语体系。

台湾学者殷海光将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世界观（天下观）称为“天朝型模”，即一个高度自足系统的自我满足。其发生原因有二，一是历史的原因。中国自古代就逐渐形成天下定于一尊的世界国家观念。《尚书》里有所谓“元后”，位于“群后”上面，是天下的“共主”。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并起，但在诸侯上面，还有一位大家表面上不能不拥戴的天子。“天无二日，民无二皇”的观念逐渐形成。到了秦朝，“一匡天下”的观念型模就制度化了。这种观念在近代成为“统一”观念。一般中国人总认为“统一”是常态，也是治世的标志，反之，“分裂”是反常，为乱世之特征。清王朝崩溃以后的战事，都内含统一运动的意义。所以，中国难以出现欧洲比较稳定的分立国邦状态，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昙花一现。

二是地缘的孤立和地理知识的贫乏。这二者交互影响形成中国人对外国既无知又轻视的态度。由于中国没有与更远国家打交道的意愿，也不具备外国地理知识，很自然地自以为位居天下之中。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传教，绘有《坤舆万国全图》，印送给中国士大夫。可是，按照东西半球之分，中国的位置在地图上被边缘化到东边一角上，与中国人的中国天下中心观发生冲突。于是，利玛窦作了变通，抹去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留下一道边，这样中国就出现在地图中央了，满足了中国人的“天朝型模”文化心态。

在如此无知的世界观支配下，古典中国文化话语不仅不会呈弱化之势，而且还会非常强势，坚信中国优越于外国，甚至在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带来世界巨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据《筹办夷务始末》档案所载，清政府为禁鸦片事务至英国的外交文书中称：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好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

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当然是不需要学习外国的。直至19世纪80年代，在修铁路的问题上，李鸿章大力支持，说“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引来一片反对之声，被说成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这些人相信“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此即机器之权舆，迄后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原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所以，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

2

“西学既日兴，中学固日废”

就在中国“天朝型模”自以为是地运行时，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中世纪后期开始，文艺复兴思潮逐渐蔓延，不惧威权的新人开始运用新的思维去怀疑和批判旧的思维模式，上帝受到质疑，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光环在《十日谈》中褪尽颜色，宗教改革进一步动摇了思想神龛的稳固性。解放了的大脑焕发出无尽的创新力量，新的经济关系出现，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引导着创新思维前行。终于，工业革命爆发，蒸汽机的时代到来了，人类的力量总算摆脱了自身力量的局限，机械的力量大步跨越了农田上的牛马。

在欧洲土地上，全新眼光的人有了，商业的利润动机有了，机械的装备也有了，“发现世界”成了辉煌的探险事业，欧洲人不断向世界扩张，古老中国终于以不同于18世纪的形象进入殖民主义者的眼中。

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在他的书中提及，早在1740年至1744年，英国船长乔治·安森驾驶“森图里昂”号船横行于中国南海海域，1743年进入了广州港，要求进行修理和补充给养，遭到抵制后，威胁要击毁中国的舰队，广州的官员最终屈服了。英国人惊异于中国的软弱，这似乎预示了中国一百年以后失败于英国舰队的命运，费约翰写道，“用一个躺在安乐椅上的观察家的话来说，从安森袭击广州到鸦片战争的一个世纪，需要‘通过战争或谈判所做到的一切，来打垮这个极度自大而又极其懦弱的民族，并使之跪倒在地’。”打垮中国，成为19世纪以来西方的共识，也构成西方对中国进行强制性的“文明的改造”。

终于，中英鸦片战争于1840年爆发了，结果是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战败，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向西方打开国门。从此，西方人携带资金、生产设备、军事装备、工业产品，以及观念形态，全方位进入中国。1874年，晚清重臣李鸿章意识到中西方关系不再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重演，而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舰队人员把在定海看到的中国武装，比喻成中世纪编年史中的插图。看上去“就好像那些老照片里的物件复活了，恢复了生机和颜色一样，”“在我面前动来动去，完全不晓得世界已经前进了好几个世纪，也全然不知现代兵器的使用方法、发明和改进。”马克思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在分析鸦片战争时，一方面指控“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另一方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天朝型模”就要终结了。悲剧性结局的事实是无情的，中国国力衰落至此，立足于“天朝型模”的中国文化话语体系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循着检讨器物、制度之不足，再到文化之不足的逻辑，中国的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话语不能再无敌于天下。1904年，严复在《英文汉诂》中亦说，“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而人人以开民智为不可以已。……西学既日兴，则中学固日废，吾观今日之世变，中学之废，殆无可逃。”

3

南北文化联合行动

满清王朝的坍塌，意味着人们不必再害怕旧的传统制度及其文化了，对中国来说，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开始了——这种可能性就是，中国要在仿效西方的过程中创立新的文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风暴在中国南北两处文化高地刮起来了。

1915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最初叫《青年杂志》）。陈独秀显然认为，国家之前途必定在于青年。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他以激烈奔放的感情、新鲜活泼的文字鼓动青年，鼓吹新文化新思想，说“吾国之社会，其隆盛乎？抑将亡耶？”“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向青年提出六大原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的所谓六大原则，充斥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以及对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文化的推崇，而且两者是互相牵连的，批判传统必然去吸取新的思想文化，承认新的思想文化的进步性就必然否定中国的国故。恰如《青年杂志》文章所说，“所谓新者无它，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它，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此一新旧之分，即如鲁迅在1907年《文化偏至论》中所说，“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

《新青年》以启蒙青年为目标，抨击数千年的古老传统——从思想控制、政治控制到家族控制，唤醒青年的自觉意识，鼓励其走出宗法制家庭，自己主持个人命运，我的地盘我做主。而且，所载文章大多文字清新活泼，议题尖锐，当然对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读者纷纷用“一声雷鸣”“望眼欲穿”来形容自己对这份刊物的感受，杂志的印数也由最初的1000来份增加到16000份，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惊人的，也就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骚动。

就在《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活跃起来时，在北京，著名新潮人士蔡元培1916年年末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奉行思想自由的政策，一大批新思想人物进入学校教授团，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等，特别是时任安徽师范学校校长的陈独秀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北大校园内还掀起风波。

凑巧的是，伴随着陈独秀的到来，《新青年》1917年第1期杂志在北大传播开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赫然刊载。《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其核心便是文学必须采用新的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终结文言文的统治，本质上就是对传统中国文化话语方式的根本性颠覆。不久，陈独秀也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深化胡适的命题，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此文一出，推动了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1918年，受思想进步教师支持的北京大学激进学生创办《新潮》杂志，提出“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响应和支持《新青年》，这样就出现了上海《新青年》集团和北京大学的南北文化联合行动。

4

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让中国走向世界

1930年代有人如此评价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革命：“所有最富有生气和有天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群集在他的领导之下。结果在几年之内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地多产的思想生活，几乎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找不到前例。”新文化运动如东风劲吹，涤荡着中华大地上的一切陈腐之物。

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话语来说，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性首先表现在科学与民主话语的嵌入。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及此后的中西冲突中失败，乃在于中国缺少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所具有的优点，表现在器物、制度、精神三个方面，而在观念形态上，聚焦于科学与民主，其逻辑关系是：没有人的精神独立性，就不能产生积极的创新思维，就不能带来科学技术的革命，也就没有先进的器物；具有精神独立性的人，必然破除人身依附式的统治模式，必然形成民主的制度。

鲁迅更具敏感性，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便意识到了科学与民主对中国话语的改造意义。在1907年的《科学教篇史》中，鲁迅大致描述了科学发展的历史，肯定了科学在西方文明史上的地位。关于民主，鲁迅在同一时期的《文化偏至论》中，对比了中国与西方的人之价值观差异，欧美人“其首在立人”，“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结果是“人立而后凡事举”，而中国“本尚物质而疾天才”，“个人之性，剥夺无余”，自然导致“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由此，民主与科学之逻辑关系便得到确认。

鲁迅所提之科学民主意识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差不多所有思想家的共识，成为时代潮流。陈独秀在1919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为科学民主辩护道：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在民主科学的启蒙思潮影响之下，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摆脱了封建桎梏，解放了思想，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让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庆幸的是，中国得益于这场伟大的革命而发展起来，强大起来，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历史没有终结，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还没有最后实现，科学、民主在中国的完全实现还有一段路要走。中国必须记住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意义，警惕那些对世界大势无知的荒谬笑话再度复活，继续坚定前行，直达理想的境地。

[本文为上海市2017年度“建国70周年”研究系列：“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教训研究”（编号2017BHB001）阶段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2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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