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 | “走远了”的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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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或许是一位应该同情、可以理解、也值得称许的导演。但就像当年笔耕上海滩的张爱玲，他也太不管不顾了，走远了。

原文 ：《电影的“第二个世界”》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纪苏

图片 | 网络

世界不知有多少个，但起码有两个。一个，无论你睁眼闭眼、横看侧看，它都是它，不会因你而改变分毫。另一个，你瞪眼时一样眯眼时又一样，你活腻味了它末日临近，你想开了它也就前途无量。抗战属于第一个世界，而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影视剧属于第二个世界。第二个世界是主观参股甚至控股客观的世界。

我所经眼的抗战影视作品相对于我的岁数不能算多，但也得数一阵了。就主观入股客观而言，我所看过的作品中，要数《色戒》最典型。2007年这部片子在大陆上映，引发了新老媒体上的激烈辩论。作为当年的辩手之一，时隔十二年“战地”重游，摩挲这部片子的前因后果，把玩其中大时代的变迁，未必有多少意义，也许还有点意思吧。

时间能否完成她的心愿？

电影的前因是小说，而小说《色戒》的前因自然是抗战了。如果没有抗战，张爱玲除了是位出色的小说家仍是位出色的小说家，但由于有了抗战，除了出色的小说家，她还是个“大节有亏”的文人。“大节”这俩字，在“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1945年，张爱玲后脊梁所感受的道德压力，可不是论证大不列颠起源于张家界一带的教授所能比的。作为一个世家飘零女子，张爱玲特别渴望一份爱情；作为文坛新秀奇才，她尤其需要一个知音。这两样东西，她在出身草根却知浪漫、混迹官场犹有文心的胡兰成那儿都遇到了。张胡故事若搁在月白风清的岁月，不算佳话也算趣闻，但在彼时月黑风高的时代不能不对精英提出更高的要求。周作人若换了承平之世，何尝不能沿着“渐近自然”的斜阳古道走到天心月圆、万籁俱静？只可惜多事之秋一个急转弯，就把他甩出历史洪流之外。文天祥在南宋的偏安岁月里曾经“声妓满前”，但大厦将倾却挺身而出，江山易手则视死如归，化入一个共同体不朽的道义力量。

《色戒》只是个短篇小说，却酝酿了几年、修改了几十年，其中文学与人生之难解，难解处之难言一望可知。本来，张爱玲要为自己在抗战中的行为特别是与胡兰成的关系做个交代，她完全可以对着镜子讲一段俗人失足故事，可她不满足于客观的“交代”，还想在道德上辩一辩，于是编了段仁人做贼的童话。但事情摆在那儿，无论怎么编作用都不大。张爱玲虽远走北美，但仍生活在港澳台的汉语世界里，面对的都是同样的世道人心。读她与出版人宋淇夫妇的通信，则这个世界直到七十年代末都不肯为有抗战历史问题的男女道德减刑。张爱玲在致宋淇的信中喟叹：“近年来觉得monolithic nationalism松动了些，因为电影中竟有主角英美间谍不爱国，于是心一横，写了出来，结果我错了。”（作者注：monolithic nationalism不妨译作“通体的民族主义”；“写出来”是指张另一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平心说，小说《色戒》从微观而又微妙的爱情角度解说张胡姻缘，尽管不能说都是文过饰非，胡之附日与张的依胡也不能等量齐观。但张在国难之际只顾自己合适、在大是大非上有亏欠，却是开脱不了的。她的作品《色戒》和《小世界》一改再改，出版一推再推确有道理：时间未必能完成她的心愿。

大器晚成的“别才”

到李安拍电影，时代起了变化，但李拍摄《色戒》的动机不同于张。他曾表示：我知道让王佳芝做的是件绝对错误的事情。抗战的大是非，李安是认的。他知道这事从情理和伦理上都说不过去。但为什么非说不可呢？

最不需要探讨的原因，大概就是艺术圈解构常规、颠覆常理的流行美学了。但李安似乎还有来自他人生更深处的冲动。

李安的父亲是中学校长，属于社会中最正统保守的一群。李安从小对正路功课如语文算术不大适应，独对表演心有灵犀，属于“别才”一类。对于别才，社会需要另立标准承认、另起门户接纳，但中学教育体系不提供这些。少年李安弱小的肩上承受了多少社会的重压不难想见。他荣获威尼斯大奖时父亲已经去世，没法撤回对儿子的失望，这在李安是一件人生恨事。李安留学美国，不进机械系不入商学院，而是学起了第一代华人平民子弟都绕着走的舞台表演，结果毕业即失业，好多年得不到上岗机会。多亏学理工的妻子担起家庭的生计，李安则在家烧火做饭，过起女耕男织的生活。

中美两国的两性文化大同小异，都是男上女下、男外女内，都看得惯小女子靠大男人肩头噘嘴，都受不了男下属坐女上司腿上哭鼻子。据说，李安的母亲曾给儿媳下跪，说太委屈她了；而丈母娘也力劝闺女弃暗投明，“天下比他强的男人有的是嘛！”好像有一回，系着围裙的李安为丈母娘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老太太却冷嗖嗖来了一句：我说李安呐，菜烧得这么好，我投资开个店，你来当大厨好啦。这样的场面让人心酸：天生敏感的艺术家潦倒异乡，在北美的大社会和家庭小社会一沉到底，任由内心的痛苦及挣扎化为病灶。这病灶想必就像背街上的小酒馆，边缘的社会地位、颠倒的夫妻关系，可能还有一瘸一拐的浪漫冲动，像醉醺醺的酒徒，围在昏黄的灯影下划拳骂座，为“苟富贵”的将来赌咒立誓。

若干年后，果然时来运转，李安的导演事业真可谓“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艺术家，从靠边站到中心，从被压迫到翻身，他没有理由不为这样的人生体验找到一种既精准又恣肆的表达。李安找到了。他对电影中的床戏非常自负，认为“那才是终极的东西”。于是，对既有社会秩序既拒又迎、始恨终爱的辩证过程，摇身化作一张沸腾摇荡、“痛并快乐着”、泯灭了彼此、混为了一谈的床。这样看，执导《色戒》的李安或许是一位应该同情、可以理解、也值得称许的导演。但就像当年笔耕上海滩的张爱玲，他也太不管不顾了，走远了。

呼唤健康社会的价值观

2007年电影上映后随即引发巨大争议，显然《色戒》又被观众的社会情绪参了股。

凡事过犹不及，一个健康社会的价值观，不应让群—己关系变成一头沉，三十年沉完这头三十年再沉那头，任由极端公权力和极端个人主义轮流坐庄。个人权益应当捍卫，但地动山摇之际一男一女堵楼道里颠鸾倒凤妨碍别人逃生，也要宽容么？范跑跑把学生扔在脑后独自狂奔，实属常人常行无需厚责，但事后振振有词，好像他是为贯彻天理才这么干的，就没意思了。极端个人主义伤害的恰恰是众多个体的权益：都只顾自己合适，都只计个人得失，俩人相遇比谁心眼更坏，凑够仨人决出谁最不是东西，则社会共同体只能沦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3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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