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适成为“箭垛”，台湾发生了什么？ | 社会科学报
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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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两代人在台湾
作者：复旦大学
章 清
时间：2002年5月16日
之所以提出关于两代人的五四这一话题，是由于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历史的机缘将胡适与殷海光这两代人置于相同的时空格局。这样就为我们思考五四的记忆提供了特别的资源：不仅可以看出在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特殊的历史时空，五四记忆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而且通过展现两代人的五四记忆，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五四记忆延续与提升的究竟是什么。
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时的情形，其真实性恐丝毫不值怀疑。蒋介石是在遭遇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惨败，败退到台湾的。随后，蒋介石开始总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进行“改造”。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他的检讨是将一切问题的导因都追溯到五四，在国民党七全大会上，蒋介石即表示，五四提倡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而其末流之弊，却演成“破坏我们历史文化的后果”，转而便流于“赤化和俄化”。单从这一点，或许就可以使我们对于败退到台湾以后的国民党官方对于五四的基本看法产生深刻的印象。
到台湾后的国民党，愈加以复兴固有文化、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变本加厉地严密控制社会文化思想，仍旧开出那套神话中国传统的做法，即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四维既张，国乃复兴”，作为维系其岌岌可危的统治的一种手段。
这也正是新一轮五四记忆延续的背景，仍旧是现实的负面启示。实际上，殷海光之所以在1957年发出“重整五四精神”的呼喊，胡适恰恰在这一年返回台湾，都和这样的现实背景有关。因为在此前后，已创刊7年之久的《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官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国民党官方一轮又一轮的“围剿”中，该杂志也成为著名的反对派杂志。如同五四一代被权势集团视为“洪水猛兽”，到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无论是胡适，还是殷海光，他们也遭到现实政治激烈的打压。与五四相比，一切都是那么“似曾相识”。
1957年殷海光在《重整五四精神》的呐喊中，走向了生命中最具华采的一页，重整五四精神也汇聚了年轻一辈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生活的热诚。这是对愈益失却锋芒的老一辈师长的“叛逆”，也是向经历种种失败后越来越保守的官方“告别”。然而如同五四一代的出发遭遇到种种阻力，殷海光所代表的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将面临种种反击。特别是当问题转向更为敏感的现实领域，不仅沟通更加困难，还需要年轻一代的勇敢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1958年12月，殷海光在台湾大学公开演讲《胡适与国运》。演讲的内容大致与他刊于《自由中国》的文章相同，提及对中国现代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只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四人，而没有列举别的人物。演讲完毕后，照例由学生提出问题。有一位学生问：“殷教授认为三民主义怎样？”殷海光答复说：“三民主义系四十年前的政治统战工具，它是为了迎合当时复杂的政治思想而设计的，所以就十分复杂。”或许是对官方塑造的偶像和三民主义并无半句恭维，因而“招致了某党人士的极度不满”，殷海光的演讲概遭拒绝。不到一年，《自由中国》遭禁，殷海光的命运也随之急转而下，不仅失去发言台，还进一步被剥夺教职，一步步陷入贫病交加、孤立无援的苦难之中。
胡适的命运也好不到那儿去。也许胡适本人也没有想到，步入古稀之年后，因为一篇演讲，他还会再度成为“箭垛式”人物。事情发端于1961年11月6日在台北举行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的开幕式上，胡适用英文发表的题为“Social Change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的演讲。这篇约三千字的演说旨在说明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文明，东方人必须经过某种智识上的变化或革命。他希望人们打破东西方所谓“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对立的成见，尤其是要放弃东方比西方有更多“精神文明”的自傲，承认东方文明所吟颂的精神成分实在很少。
胡适葬在公园山坡上
演说的主旨既如是，则胡适的这篇演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然而作为“箭垛式”的人物，或许就注定免不了被舆论的“误导”，围绕这篇演讲，在台湾学界和政界掀起了一场“讨胡”风波。在胡适演讲的次日，徐复观即以《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为题，斥责胡适完全不懂文学，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科学，不懂佛学，腹中太空，所以不了解中国古老的精神文明的精华，“是严格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一篇题为《胡适言行评议》的社论，也斥骂胡适“当众说谎话，白昼讲鬼话”，终其一生乃“假白话独裁运动摧毁中国传统文学”，“假个人主义思想摧毁中国人伦文化”，“假经验主义思想污辱孔孟理性主义哲学”，“假启蒙运动态势取代中国传统思想”。至于政治上的暗流，更是纷纷涌动，各种“质询”不仅把胡适归为蒋介石丢失大陆的“罪魁祸首”，还认为胡适所言所行从根本上动摇着台湾“反攻复国大业”。
素以“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自诩的胡适，再也乐观不起来。时间仅过了三个多月，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为欢迎旅美返台参加会议的院士举行一场酒会，见到多年的友朋和学生，胡适再也克制不住这段时期内心的极端痛苦，于是在祝酒词中说起这件事：“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说这番话时，胡适已感不适，勉强支持到酒会结束，还未及送走客人，忽然面色苍白，不省人事，倒在地上，再也没能醒过来。胡适曾褒勉范仲淹的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争自由的一段佳话，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终其一生，无论是毁是誉，胡适也算得上以身殉道了。
胡适辞世时，享年72岁，殷海光则是在不到五十的英年，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也许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但从五四两代人的命运里，却又让人读到无数令人心酸的东西。五四记忆延续的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不错，我们的确看到了五四的启示不断呈现新的面貌、增添新的内容，激励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但从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里，从“五四的父亲”到“五四的儿子”，我们又分明看到生活境遇的愈加恶劣。前者是乐观的，而作为“五四的儿子”却不仅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人物如日中天的声华，却有份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也只能身陷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武断的巨浪大潮中试着摸索自己前行的路。历史的悲剧也许真的无过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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