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志萍：现代化必然带来财富的不平等？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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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现代化”如何影响“不平等”指数
章志萍 编译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的严重情况几经起伏。以美国为例，1915年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口将全国总收入的18%纳入囊中。在接下来的30年代，这一比例骤跌，并在70年代维持在10%以下。到2007年该比例又上升至24%。
2016年1/2月刊的《外交事务》发表了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的文章，试图探讨现代化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不平等的变化与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权力转移相关联，并乐观地推测一旦培养出共同的政治意识，新的政治联盟将很可能会扭转局势。
在狩猎采集社会里，几乎每个人都掌握政治参与的必须技能。交流靠口口相传，决策通常出自所有成年男性都要参与的村庄协商会议。这种社会相对提倡平等主义。
农业的产生带动了定居社区的兴起，这些社区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养活具有特殊军事和通讯技能的精英。因此，有技能的统治阶层和文盲农民构成的大众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经济不平等也随之剧增。
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最初，工业化带来的是对工人的无情盘剥。然而其最终的发展调整了政治技能的天平，缩小了精英和大众的差距。城镇化让人们聚集居住；工人汇集于工厂，交流便捷；教育的普及让他们接触国家政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工会获得组织权，工人能够集体协商。选举权的扩大让更多人参与投票，左翼政党动员劳动阶层争取经济利益。结果是选举出的政府采取了多种重新分配的政策，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缓解了经济不平等状况。
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再次改变了游戏规则。在现代福利国家，财富的进一步分配并非迫在眉睫。超越阶级界限的新经济议题陆续出现，身份政治和环境主义将部分富裕阶层拉入左翼阵营，文化议题将很多劳动阶层推入右翼阵线。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削弱了工会的力量。信息革命帮助建立了胜者全得的经济。这一切都摧毁了重新分配政策的政治基础。随着这些政策的失宠，经济不平等再次恶化。
时至今日，发达国家中的经济收入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序列的顶部人群，底部人群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是逐渐减少。富人利用特权影响政策，进一步强化财富的集中。
但是，这种趋势盛行的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和政治制度，而这又间接反映出其政治体制中被动员起来的大众力量所施加的政治压力。换言之，不平等缓解或恶化的程度在根本上是政治问题。今天，矛盾不再集中于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少数精英和大多数公民之间。这意味着未来政治的关键问题是大多数民众如何并何时形成共同的利益观。
在20世纪的前六七十年，发达国家的劳动阶级选民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倾向于支持右翼政党。由于政党归属与社会阶层大致重合，因此学者们发现政府更愿意推行那些反映出其社会—政治选民的经济利益的政策。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经济性质和公众态度及行为发生扭转。工业社会逐渐演变为后工业社会，在经济和人身高度安全的环境下成长的数代人表现出“后物质主义”思维，更强调自治和自我表达。他们将新的议题带入政治，导致了阶级冲突的衰落和非经济议题政治分化的兴起。这刺激了部分劳动阶级转向右翼。此外，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大量涌入，改变了发达工业国家的种族构成。美国基督教基要派的兴起和西欧国家排外民粹主义运动代表了对文化飞速变化的回应。
所有这一切对现存政党体系造成了压力。如今，最热门的议题并非经济议题，对变革的支持更多地来自后物质主义者。传统的政治分级化围绕着经济再分配的不同观点展开，而价值观的改变和新议题的涌现催生了政党分化的第二维度，其中后物质主义政党占据一极，威权主义政党和排外政党处于另
一极。
传统的经济议题并非消失，而是重要性大不如前。到20世纪80年代末，非经济议题在西方政党的选举纲领中更为突出。后物质主义议题渐渐模糊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分化。到90年代，大多数民主国家中按社会阶层的投票趋势已经弱化。宗教或是堕胎和同性婚姻立场比收入和教育指标更能准确反映美国公众的政治偏好。选民已经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化转变到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分化。
1860年，美国大部分劳动力受雇于农业。到2014年，得益于现代农业科技的高生产率，只有不到2%的劳动力留在农业领域。随着社会的工业化转型，农业领域的岗位几乎消失殆尽，但是由于工业雇佣的增加所以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与贫困。到了21世纪，自动化和外包降低了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所占比例，但是这也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失业与贫困，因为服务业增加的岗位消化了工业领域减少的劳动力。
服务业领域中的部分岗位与所谓的“知识经济”相关联。知识经济以“高科技部门”为代表，包括在信息、金融、保险、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的从业者。有人认为高科技产业将会创造出一大批高薪岗位，但是该产业的就业机会似乎并无增加。知识经济的兴起并未创造出大量优质工作。
起初，只有无技术的工人因为自动化丢失了工作。今天，哪怕是需要熟练技能的岗位也会被计算机代替。这种发展趋势的结果是高技术含量的岗位也被商品化，即使是那些处于收入分配序列上层的高学历工作者也难以前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仅仅流入少数顶层的金融家、企业家和经理手里。当前，知识社会的兴起已经无法为掌握复杂技能、拥有良好教育的人们开天辟地。在1991到2013年间，美国各教育层次群体的实际收入停滞不前。高学历者仍比低学历者薪水高，但被拉开距离的已经不仅仅是那些缺乏技能的工人。
然而这几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迅速。财富流向了哪里？它们流向精英中的精英，譬如大型公司的执行总裁。这段时期，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和科学家这样的高学历专业人士收入水平停滞，而执行总裁们的实际收入翻了三番还多。1965年，美国排名前350位大型公司的执行总裁薪水为一般工人的20倍，1989年为58倍，而2012年为273倍。
全球化令一半的全球人口脱离生存水平贫困，但却削弱了发达国家工人的谈判能力。知识社会的兴起将经济划分为少数精英赢家和多数从事不稳定工作的劳动者两大群体。没有迹象显示市场力量自身可以扭转乾坤，但是随着不安全感和相对贫困化逐步影响公民态度，政治却可能力挽狂澜。
有迹象表明，很多国家的民众对该问题变得敏感。在收入不平等急剧恶化的25年间，80%受调查国家的民众变得更加支持采取行动以减少不平等。新的政治联盟可能会再次调整发达国家中少数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权力平衡。在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中，大量人口已经具有高等教育背景，他们见多识广并拥有政治技巧，目前只欠共同利益的意识培养。
今天的经济失势者能否培养出马克思可能会为之命名的“阶级意识”，从而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由于存在各种超越经济界限的文化议题，这在短期之内不可能会实现。但是随着经济不平等及其招致的不满持续恶化，长期来看是有可能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变革的激烈反应颠覆了经济问题在政党动员过程中的核心位置，并树立起文化议题的地位。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正在消耗文化冲突中的热情，而不平等的持续恶化有可能让经济议题重回政治议程的核心。
现代化的本质在于经济、社会、观念和政治趋势之间存在关联。随着变革波及整个体系，一个领域中的进展会推动其他领域联动发展。是否能够重现大多数民众集合起来扭转经济不平等的历史？长期看来是可能的：只有世界各地的民众支持减少不平等，那些成功适应条件变化和压力的社会才能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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