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无学术大师的时代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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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学术大师时代的文艺学危机
2009年12月24日《社会科学报》发表了曹顺庆先生的文章：《无学术大师时代的文艺学危机》。
编者按： 随着钱钟书、季羡林等学术大师的离去，我国几乎没有再产生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从文艺学研究生教学视角分析，“多而空”“窄而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导致了学生知识不扎实，学风空疏。
学术大师离去后的担忧
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无数引以为豪的文化巨人。在轴心时代，西方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有孔子、老子、庄子、孟子；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大师，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而中国比他们更早出现了与之相媲美的文学大师，如屈原、陶渊明、李白等。到了近现代，从梁启超到王国维，从钱钟书到季羡林，这些学术大师甚至是群体产生出来的！例如，文学上的鲁迅、沈从文、巴金、茅盾、老舍、曹禺、穆旦等，学术上的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梁启超、黄侃、冯友兰等，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大批堪称学术大师的名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教育在许多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如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学生、研究生不断扩招，据教育部资料统计，2009年，我国大学生毛入学率为23.3%，在校大学生有两千多万。未来几年，这一数字还将增长。然而，我们的教育不但没有产生可以傲视全球的大家，甚至几乎没有产生堪与王国维、鲁迅等相媲美的学术大师。在当代中国，钱钟书、季羡林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学者及广大青年对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某种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学界的悲哀： 偌大一个中国，十几亿众生，当钱钟书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以后，似乎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继其学术香火。中国教育究竟怎么了？现在，许多学生包括研究生读不懂中国文化元典，甚至不知“十三经”为何物；外语学了多年，仍不能读懂外文原著，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开不了口；李白的浪漫主义、杜甫的现实主义、后殖民、后现代、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西方文艺理论学了一大堆，却离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师的学养差得很远。这样的教育继续下去，不要说与离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差甚远，就连基本的教育目标都很难实现。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正视它，恐怕再过60年也不可能再产生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来，更不用说是产生如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一批泰斗级的学者了。
研究生教学“多而空”“窄而离”
面对这样一个教育现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人才断层？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到底怎么了？这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大问题，文艺学研究生教学也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至少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本身存在问题。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为“多而空”“窄而离”。
所谓“多而空”，就是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课太多、学习效果不明显。课程的种类就有公共课、专业课与必修课、选修课多种系列；公共课又分为外语、政治，而外语又分听力、精读、写作、口语等，政治又分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经典选读；专业课又分必修课、选修课，还有学术道德规范教育课等。并且规定修满一定学分才能达到毕业要求，博士研究生还有相当重的科研要求。这样课程设置看上去很规范，很有体系，也很完整，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好多硕士研究生说，研究生教育几乎是本科教育加强版，读完了，感觉学到的新东西不多。这是“多而空”的表现之一。其二，开设的课程不少内容是重复的大而空的概论性课程。为了多开课，也为了满足学生专业学习需要，很多学校会提供一份含量很大，可供学生自由选择的课表。然而，仔细一看，课程很多内容是大而空的。课开得再多，如果落不到实处，就等于没开，而且会浪费一些原本有自己学术理想追求的学生的时间。
所谓“窄而离”，“窄”是指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这种教育方式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少了高水准的“大师”。不少学校文艺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是这样的： “文艺美学研究”“文艺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西方文学批评史”“马克思文学理论研究”“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研究”“现当代艺术美学研究”等，整个课程设置都直接围绕文艺学科来设置。这样一种方式对学生本专业的知识是加强了，但对学生的学术视野训练却是不利的。研究生专业教育在加深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有一种大文科意识，知道文，也应知道史与哲，掌握博与专的关系，做到以专带博，以博促专。
所谓“离”，是指我们读的一些东西离原著太远。仔细琢磨一下学术大师的成功之路，他们大多具备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他们精通古文原典、精通外语文献，这就能使他们做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目前在读的文艺学研究生们多少会学一点《诗经》《楚辞》《论语》《孟子》，但这种学习方式有些走样，学生的读本很多是古文今注今译版本，而并非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原文，这使得学习与原著隔了一层。读西方的文艺理论，多半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在基本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文献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外语原本，因为不读原文，一定会出问题。遗憾的是，不少学生依然使用厚厚的二手货贩来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专著。可想而知，在这种“多而空”“窄而离”教育方式下，只会造成学生知识不扎实、学风空疏，不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大师。
学习文化原典，重建中国文化话语
那么文艺学研究生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其实，鲁迅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就已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在时下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对于文艺学教学同样有启发。“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就是要求我们认真学习、继承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从1995年开始，我开设“十三经”课程，迄今已有十余年了。我之所以要开设“十三经”，是与我的经历、思考相关的： 第一，在如何对待传统上，我曾将我国和周边东方国家作了一个比较。比如日本、韩国虽然都很现代化，但很多传统都保留得非常好。为什么日本、韩国没有打倒他们的传统文化，而是在尊重他们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实现了现代化，而我们实现现代化却非得将传统文化全部打倒不可，甚至我们全盘打倒了传统文化，我们的现代化却还没有他们走得快？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负面看法给我们现当代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达到当初的目的，反而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由此就导致了很多严重的后果。一个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伤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成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
第二，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失语的根本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缺乏自主创新性。不学传统文化，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失语”，这是肯定的。“话语”的实质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在我们的经典中形成的。例如，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即“言”和“意”的关系问题。语言始终不能穷尽意义，这是我们的话语规则，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规则大不相同。西方认为，语言和意义是一致的，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意义，也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语言。诚然，后来发展到当代现象学时，产生了一些变化，但这仍然是他们的基本规则。而中国的基本规则则强调“言不尽意”。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周易》的“言不尽意”等，这些看法和基本规则都是一样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这些基本规则是从经典开始逐步形成的。西方文论中的基本规则如“模仿”论、“悲剧”论，也都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形成的。那么，我们的这些规则为什么会丢掉呢？因为我们没有读“十三经”，不知道传统文化的路数，所以必然会“失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原因。可以说，一个“失语”的时代，自然不可能产生学术大师；一个无学术大师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失语”的时代。
就文学理论来说，我们传统的文论基本上从现实的文学生活中消失了，目前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西方模式的，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我们正在亦步亦趋地效颦。迄今在中国有影响的文学理论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失语症”，就要读“十三经”等文化元典。没有读过“十三经”，没有读过“诸子集成”，没有读过“二十五史”，没有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就根本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传统话语，所以我要开设“十三经”这门课。只有真正地、认真地学过中国文化典籍，才能谈得上拿来运用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读了“十三经”，就不“失语”了。如有些人虽然中国古代文化功底很好，但他仍然将西方话语“拿来”解析中国文学，这样做还是会“失语”的。所以在我看来，读“十三经”仍是一个基础，我们应通过这个基础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现在，我们不仅是中化不够，西化也很差。表面上，文艺学十分西化，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其实我们并不真正懂得西方，因为我们学的西方文论，常常不是真正的西方文论原典，而是翻译的二手西方文论、三手西方文论，甚至是误译满篇的伪西方文论，一些教西方文论的人只读译文，从来不读外文原文，不求甚解，往往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是文艺学学科最大的问题。目前，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框架、学术规则、学术范畴，如“内容”“形式”“典型性”“文学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都是从西方贩来的。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些术语和规则毕竟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不是产生于中国的，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是有一定距离的。
很多同学在学习西方文论的时候，外语根底不好，主要依靠翻译版本，不是直接去读原本，又没有到西方进行过深刻的体验。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有很大问题的。首先，读译本和读原本感觉是不一样的。其次，现在翻译质量令人堪忧。为了加强“西化”，做到如鲁迅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从1998年开始，我就直接用英语版教材给研究生开设文学研究方法论：“当代西方文论导读”。这门课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在课堂上用英语抽读西方文论著作。这样既可以提高研究生们的英语运用能力，又能促进专业学习，相得益彰。
读中国文化原典不是我们的目的，学习西方原著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最需要的是创新，是“别立新宗”。而要创新，要“别立新宗”我们就应尊重、学习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并力争做到融会贯通，学通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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