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三问学术生态之怪现象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争鸣
原题：学术生态失衡病因何在
作者：深圳大学 阮炜
◤学术管制的心态必须让位于服务的热情。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指出：“目前我国支持创新的学术氛围还不够浓厚，仍然存在科学研究自律规范不足、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活动受外部干预过多、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话虽笼统，实则已表明学术生态的失衡问题。这里首先要问的是：人文学术生态失衡有何表现？
这里业绩评估行政化的“业绩”并非指教学业绩，而是指研究业绩；“行政化”主要指行政权力膨胀，过多涉入、干预学术管理。在中国高校，量化管理早已是常态，近年来各高校对排名的痴迷更大大强化了这种倾向。
阮炜
对人文学科来说，这十有八九是非理性的量化管理。它有何表现？首先表现在刊物迷信或崇拜上。具体说来，就是用行政权力把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刊物奉为“顶级”、“权威”或“一类”、“二类”等等，学者在其中发文章，不仅被给予“政治待遇”如创新奖之类荣誉，还伴之以丰厚的金钱奖励；不属于此范围的刊物则不承认其价值。在这种粗暴的管理中，最可能代表学者观点和水准的学术专著，其价值即便还没有被完全否定，已很难得到承认了。
对“发展中大学”（排名前十甚至前五之外的都可纳入此列）来说，这种做法可能会起到一些激励作用，但其负作用同样明显，即进一步加剧本已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同时又因把奖励范围之内的刊物抬得过高，给予其过大的权力，为有关机构和人员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有可能再度造成社会不公，而且不恰当地把刊物当作学术水准、学术真理的最终裁定者。这方面，北京大学做得比较好。
近年来又有了一个新动向，即用行政命令把境外的SSCI和A&HCI刊物奉为至上，捧为“顶级”中的“顶级”。凡是认真做研究并与国际学界保持联系的学者都知道，这种评价方法问题太大——很多SSCI或A&HCI文章既平庸，又跟中国现实隔阂太大，根本不应当作标杆。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是，人文学术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非总是中性、客观的，而是必然带有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其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的形成，又必然深深打上其所属国家、文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烙印。不分青红皂白，把SSCI和A&HCI刊物一概奉为权威，其中有些甚至被捧为权威中的权威，就不啻把人家的问题意识窃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把人家的价值判断当作自家的价值判断了，其荒唐可笑，不言而喻。
但量化管理的最突出表现还不在刊物迷信，而在项目至上。何为“项目至上”？用行政权力把人文学项目视作学术评估的一个关键要素，即项目至上。比如，没有一个国家项目或至少一个省部级项目，你学问再好，也不给评教授、副教授，更不给当博导。与大多数理工医农学科及某些社会科学学科不同，人文学科大不一样，在已有的图书资料条件下（各单位图书馆、省市乃至国家图书馆，以及网上资源），只要有一部电脑、几本书，就可以做研究，根本不需要项目。就其本质而言，项目就是一笔钱。项目根本不能与真实学术水平划等号。问题是，项目很容易被量化，为急欲建功立业的管理者所需，久而久之，中一个国家项目，竟有科举及第、范进中举般的荣耀。
《东方早报》曾刊发过一篇评论：“近三年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成功申报者中，80%以上是书记、校长或院长”。（唐志军，《徘徊在大学中的权力幽灵》，《东方早报》2014年3月4日） 这里很难说没有权力交换。某种程度上，权力和项目都已是硬通货，可以互换。这种做法体制性地制造不公，虚耗公帑，摧残学术，于学术环境有百害而无一益，长此以往，必将彻底毁灭人文学术。
学术生态失衡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学术机构官场化，主要是大学官场化。何为“大学官场化”？简单说来，就是权力干预学术，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就是大学不按大学的规律来办，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
在官场化的“大学”中，依靠一点“学问”而混上教授者一旦做了领导，其“学问”立即自动成为第一，在成果排名、分房子、拿大奖、成果署名、出国考察、开会排坐次、学会当会长等方方面面，无不排在有学问而无头衔者之前。捞取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有官衔者也大占便宜。
在这种生境中，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教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白辛苦了——除了少数真心向学者承认你的学问和成就，你就只剩下一个可被调侃的教授空衔，从上到下真没有人把你当回事。
如此这般，怎可能不劣币驱逐良币？长此以往，会办出何种“大学”？不难想象，会养出一种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根本无缘的大学文化，一种毫无学术自主性、学者独立性，故而奴性十足的大学文化，一种对权力作揖磕头、不愿创新也不能创新的大学文化。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而按官场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一是学而不优则仕；二是学院或院级单位数量泡沫般增长，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头衔满天飞，想躲都躲不了。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包括哈佛、耶鲁、东京大学等名校在内，一般只有十来个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干脆不设学院，几百个系科直属大学。
总体看，教师晋升职称主要看学术成果，而非领导的个人意愿；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也主要看学术实力。既然如此，为何有如此多的大学中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是因为主导中国大学的，不是学术而是权力，即便那只是一种符号性权力？
很明显，大学官场化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腐败，甚至是一种灰色犯罪。在国民收入仍然低于或勉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且依然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国情下，官场化的“大学”很大程度在假学术之名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如此这般所造成的危害，比通常所谓学术造假、剽窃或抄袭不知要大多少倍！
学术生态恶劣之病根源在于权力至上，权力干预学术，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
公平地讲，国内目前金字塔式的严密管理体系并非全无功劳，在促进中小学教育发展（暂不论应试教育的是是非非）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人所皆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学发展、学术进步的灵魂。没有起码的自主地位和起码的独立精神，学术便很难有大的发展和进步。
权力干预、僭越学术当然也表现在有关部门对学科、学位点、学术奖的设置管理上。在既有的国情下，教育经费的划拨、重要的人事任免、对课程设置的“指导”等等，大体上都属于正常的学术管理。
但是，如果教育部之类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把学科人为地划分成多个级别，导致很多大学按“一级学科”来设置学院，什么“文化新闻学院”、“历史学院”、“哲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凭空生出大量本不该有的官位，同时可能固化学科壁垒，形成与项目、政府奖、“重点学科”等评审挂钩的学科利益集团和利益链，学术如何进步？
《东方早报》刊发的评论也说：“在评奖评优上，权力的主导性也显露无遗。笔者曾统计过省里和市里的一些社科评奖结果。发现，一等奖中，获奖者几乎清一色的是各个院校的领导；二等奖中，大部分也是有点行政职务的……”
不用说，管理是应该的、必要的，但管理不应扭曲为管制。管制的心态必须让位于服务的热情。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权力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弊端。怎么办？去行政化，去官场化。行政化怎么去？
对人文学科来说，废除学科分级制；淡化各级政府奖；废除学科点设置权高高在上、层层审批，把权力下放到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机构；废除重大项目制，逐步减少一般项目数量和金额，不再以项目为学术评估之关键要素；向北大学习，只看成果本身质量而非刊物；不再把SSCI和A&HCI捧为权威。
要下大力气研究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要不惜成本，优化、强化代表性论著由业内专家评审的已有做法，大大扩展其应用范围，以取代基于项目、刊物分级，以及各级政府奖等的量化评估。
官场化怎么去？对文理商法工医农等所有学科来说，要像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那样，行政职务民主选举、轮流担任。这种改革若能推行，必将淡化大学中盛行的官本位心态。不妨首先在院系两级进行，党政职位一年一换或两年一换。最近，北大英语系教师纷纷推掉院长副院长职务，说明部分高校去官场化时机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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