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教育副总裁：重塑教育的核心，是抛弃对学生天资的偏见
博雅小学堂
给孩子受益终生的人文底色
文 | 约翰·库奇
苹果教育副总裁
苹果公司第54号元老级员工
今年 5 月份，苹果教育副总裁约翰·库奇出版了一本新书《Rewiring Education》，他认为，当下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教育者仍然在用过时的方式，去教育伴随数字化长大的孩子。“只有‘重写’教育系统，我们才能迎来新的变化。”
而一种全新技术支持教学法“挑战式学习”的诞生，为重塑教育提供了更大可能性。这种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框架使学习者面临一系列个人和团队的挑战，从而使学习过程更具相关性和趣味性。
挑战式学习模式将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当学生有机会探索自身舒适区之外的世界，能让他们发掘并运用自己的天赋。而对教育者来说，重塑教育的核心，则在于认识到我们对学生的偏见。
1985年，苹果公司开启了第一个重要的教育项目“明日苹果教室”(Apple Classrooms of Tomorrow)，旨在探索如何通过使用技术来更好的满足学生的需求。
在之后20年里，通过计算机的普及，这个项目成功地改变了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使用方式。
作为苹果公司的第五十四号员工，苹果公司教育副总裁约翰·库奇参与了这个项目。
因为亲历了技术的变革，他意识到：仅仅指出教育体系中的缺陷，而不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不够的。
重塑教育若想成功，要求我们首先把重点放在作为个体的学生身上。教育不应该仍重在传授知识，而应另辟新径，去释放人类的潜能。
01
不要主观臆断，
“学困生”非你所想
托德是一个典型的“后进生”，长期有着行为问题和动机问题。
在高中多次受到留堂和停学处理后，托德辍学了，当时他的平均绩点才0.9。好像学校生活对托德来说还不够难似的，他女朋友还怀孕了，他得肩负起 照顾她和他们即将到来的孩子的责任。
最后他开始打工，时薪低于5美元，外加领些社会福利补贴开销。认识托德的人都说他人不错，也很聪明，还说他潜力不小。很明显，一直以来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学校系统是圆凿，而我是方枘，这让我格格不入。”托德几年后回忆道。
那些在学校日子难挨、成绩不好或是辍学的孩子们，我经常听到人们谈及这些孩子时说他们懒惰、愚蠢。那些更有同情心的人则可能会把托德这类孩子的问题归咎于父母对其不够关心、老师教导无方，或者缺乏特殊学生群体干预计划的资金支持。
在给全美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人员演讲时，我有时会问:“如果说托德这类孩子的问题是我们的错呢？”
很多人对此瞠目结舌。“这怎么可能是我们的错?”他们暗自思忖，“毕竟，我们都不认识托德！”
没错。他们确实不认识托德。但是，在听到几件关于托德的个人事情之后，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会对托德、对他的家庭、教师或他所拥有的教育资源进行主观臆断。我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将托德的问题归咎于什么原因，而在于我们总倾向于去主观臆断。
这正是目前学习和教学体系中的主要缺陷：教育者会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判断学生的能力，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潜力，教育者没有给孩子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得以展示自己的潜力。
成功的教育重塑并非始于技术，而是始于心理学。主流认识对孩子成功的潜力一直存在误解，我们在尝试帮孩子们释放潜力之前，必须先认清这些误解。发生在托德身上的事，源于一种心理现象的驱使。
这种心理现象是：在遇到无法理解的事物时，人们的思维会将其过度简化。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单因谬误”，它使人们倾向于为某个问题找到一个易于理解的答案，而实际上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可能是由许多原因共同导致的。
通常，在刚认识到问题之后，并在了解问题的全貌之前，这个答案是我们最先想到的“问题的原因”。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了解事情的全貌，似乎我们站得越远，看得就越清晰。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有认知偏见，后果就会很严重。
我们需要明白，谈及一个学生是否成功，都只是自己脑中的想法。只有有意识地拒绝这些想法，并且承认，无论他们成功与否，都不能以我们的期望为人生目标，这才是实现真正改变的第一步。我所提出的由内而外地重塑教育，其核心就是认识到我们的偏见。
托德辍学后不久，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些良师益友。他是块“方枘”，他们知道，也乐意接受真实的托德。他们鼓励托德追随心之所向，不管过去，也不管其他人说什么。他们让托德相信，无论他如今身处何种境地，有过何种过去，他依然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最终托德开始相信他们的话。一旦托德坚信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一切都开始改变。在短短几年内，托德就挥别过去，进入大学，而这在以前看来根本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如今，托德成了托德・罗斯博士(Dr. Todd Rose)，一位受人尊敬的哈佛大学教授，担任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心智、大脑和教育”项目的负责人。他还是“个人机会中心”的主席和联合创始人，并因其在教育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
托徳撰写了两本广受好评的书，《方枘》( Squre Peg)和《平均的终结》( The End of Average)，目前他的第三本书《黑马》( Dark Horses)正在写作中。在这些书中，托德在个体科学领域分享了他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从某种程度看来，我们都是方枘，”托德解释道，“大部分人在青少年时期，都在试图弄清楚如何插入社会给予我们的圆凿。”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单个的个体，这种独特性至关重要。
只有将人理解为单个的个体，拒绝使用平均标尺作为衡量人们的主要标准，我们才能真正学会如何让教育改变孩子们的生活。
我将托德的故事视作警钟以提醒自己，当看到某个孩子难以适应学校，并意识到我们大脑的第一反应就是将他们视作后进生时，也许我们应该抑制这种直觉反应，用更加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孩子们。
▲托德 · 罗斯
02
对孩子的期望应该是相对的
一旦认识到所有人都会被认知谬误所困扰，受验证性偏见所驱使，我们就能在自己身上识别这些谬误和偏见，并在必要时抑制它们。
托德博士关于个体的研究以科学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常识也如此告诉我们。每个人不仅身材样貌不同，学习的方式和速度也不同。我们也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去观察和定义事物。在判断学生是否取得所谓的成功时也是如此。
关于“什么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成功”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标准答案。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包括平均学分绩点、考试成绩、学习进度等。换句话说，成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一个人成功的潜力也是如此。
这也是为何我相信每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潜力。我不是说每个学生都有为了通过某场标准化考试而背下整本教科书的潜力，而是每个学生都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取得成功的潜力。相对性很重要。至于某人是否“辜负”了自己成功的潜力，只是个人所持的观点不同而已。
学生的成功和失败往往不在于他们有没有潜力，而在于教育者如何看待他们。既然我们的看法是相对的，就像成功和潜力都是相对的一样，我们对任何一个孩子成功的期望也必须是相对的，这些期望会直接影响他们潜力的实现。
教师们经常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保持稳定的教学速度，以确保大多数学生都能学习新的知识；
要么放慢教学速度，以确保所有学生都能掌握所学知识。既能保持固定的教学速度，又能保证全班学生都掌握了所学的知识，这种情况可能很理想，但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自适应技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技术取决于其所运行的软件，而软件又取决于其设计者。若想知道如何将这个软件编写得完美，我们必须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认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认识我们对学生的期望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
许多专家认为，我们应该对所有学生都抱有同样高的期望。他们还指出，设立年级达标水平是确保这一点的有效方式。“如果我们没有为所有学生设立同样高的标准，那么我们就是不相信孩子们的真正潜力，就是在伤害他们。”我见过一些学校活动家、政策制定者、管理人员和本意很好的政治家都持有这种论调。
另一些人则提倡“现实一点”，他们指出，进度指标才是设定期望值的最佳工具。“如果我们把期望值设得太高，”他们说，“就是在为孩子的失败埋下伏笔。”持这种论调的通常是教师，尤其是那些问题学生的教师。
我相信这两种论调都有一定的道理。是的，我们应该对所有的学生都抱有较高的期望。并且，一旦教学方式对路，孩子们便能轻易掌握新的知识，我们常常会低估他们的这种潜力。
我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孩子们学习能力有问题，而是教学方式不对路。我担心的是，如果为了“现实一点”而设定低目标，我们可能会埋没了人才。对我来说，如果一个孩子无法理解学校教的知识，他没有责任去努力弄懂，责任反而在于教师或家长——教师或家长必须弄清楚，换哪种方式去教，孩子才能理解。
我们对学生学习的期望不应该建立在任何一套既定的标准上，那些标准通常都是期望孩子们在同一时间点达标。
标准化测验无法体现各个孩子的进步。这些测验只能衡量与其他同年级学生相比，某个学生掌握了多少内容知识。针对单个学生，这些测验无法判断每个人成功或学好的潜力。
正如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的那样:“标准化测验唯一能准确衡量的就是学生为这些测试做了多少准备!”由于学生整体的测验成绩结果通常会用于对教师的考核，有时甚至与工资挂钩，这就导致教师们发现自己心里想着一套(“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表面做着一套(“不得不为了班级平均分而继续厚此薄彼”)，这不仅伤害了教师们对学生的期望，也伤害了他们对自己的期望。
这种困境往往会阻碍每个学生往更高水平发展的潜力。
03
先天与后天之争，各有道理
19世纪后期，一位身材矮小的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对一种遗传学理论产生了兴趣。
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是由基因决定的，源自遗传。高尔顿最广为人知的成就，就是开创了“优生学”。“优生学”旨在“改善人类的遗传素质”，包含一系列错误的想法和实践方案。
阿道夫・希特勒由此得到灵感，于1925年写下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最终促使他企图灭绝犹太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种，引发了世界大战。
尽管如此，“优生学”并不是高尔顿提出的唯一重要概念，他还提出了“先天与后天”这个概念。在1869年发表的《遗传的天才》一书中，高尔顿阐述了自己对智力和能力的理解，深入探讨了“先天与后天”的概念。
▲优生学创始人 高尔顿
几十年来，教育理论界最主要的争论就是先天与后天之争。“先天重要”的支持者认为，人的智力和能力主要由先天决定，因此，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人生成就都受其限制。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注定了有些人天资聪颖，有些人体格健壮，而一些人则平庸无才。换句话说，基因决定了一个人的潜力。
“后天重要”的支持者则认为后天培养更加关键。他们认为每个人生来都一样，成长和发展的环境才最为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当今的教育界仍持续着这个争论。但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答案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
有研究表明，虽然我们确实继承了父母的基因，包括和智力相关的基因，我们所处的环境却对这些基因如何表达、甚至是否表达起着关键作用。表观遗传学是极具前景的新兴科学研究领域之一。
该学科指出，基因的表达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基因表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环境会影响、促进基因的表达，使之更适应环境。因此，生物基因与环境因素是合作关系，“先天”“后天”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关联。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最关键的。
从神经学的角度讲，出生时带有“优良”基因的主要好处是，它可能会使人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更快速地学习某些特定的事物。
但是，如今很清楚的是，我们做什么、如何做，以及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等，这些因素都能改变我们大脑的构造以及遗传的智力水平。
“那些出生时智力有缺陷，或者没能获得这种能力的学生呢？我们也应真心期待他们获得更高的成就吗？也许泰勒主义者是对的！整个社会确实需要蓝领工人！毕竟，总得有人打扫厕所、去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吧？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人生来就不平等，还要自欺欺人地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当人们试图申辩并非人人生而平等时，我就会听到这种言论。并且，“正因为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在教育上过度关注平等。”
我强烈反对这种观点。我认为应该让每个孩子都能创造非凡，这意味着我们应为他们创造非凡提供机会，这就要从提供优质教育开始。然后，生活开始介入他们的人生，让他们或由于自己的决定或受环境所迫，去成为普普通通的人。
我认为，那些对平等持这种论调的人是将平等和独特混淆了。独特与个性(即我们是谁)有关，而平等则与机会(即我们能够做的事)有关。同样，正如托德博士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生来都是独特的，并且余生都将如此，这是件好事。人们虽然并非生而平等，但幸运的是，这是可以改变的，也应该改变。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如果使用得当，技术可以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教育均衡器。
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首先要更好地理解潜力和自身的偏见，如此才能进入重塑教育的下一阶段——激励孩子们真正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潜力。
节选自约翰·库奇《学习的升级》
博雅小学堂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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