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大回廊(十六) | 人才荟萃，西大有缘聚群英
面对蛮横专制，马君武先生嫉恶如仇，敢说敢做，不愿阿谀奉承。广西大学的创立与蓬勃发展，离不开他的拼搏奋斗。
今年，西大将迎来90周年校庆。为庆祝学校90周年校庆，团子君特别推出了广西大学史话系列，与大家同读校史。这是西大回廊系列第十六篇，让我们即刻开始重温西大的发展历程吧。
从黄旭初、白鹏飞执掌西大，再到马君武重任校长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第二个阶段。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因地处边陲，所以抗战一年多来，并未受到多大影响，桂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随着文化人士云集，桂林乃有“文化城”之称，一时形成了有名的抗战文化。
桂林抗战文化，是特指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等城市沦陷以后，到1944年湘桂大撤退的六年间的文化活动。这六年，桂林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抗战文化活动，接纳了全国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士和数十个著名文化团体。桂林的抗战文化蓬勃发展，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新闻、出版空前繁荣，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桂林文化城”声名远播。
抗战期间桂林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在于文化运动波澜壮阔。1938年10月至1944年4月，计有各种演出包括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等900余场次，举办美术展览24次，举办各种文学活动123次，学术活动80余次，科技讲座等活动50余次，体育比赛（篮球、排球、足球、长跑等）以及音乐方面的万人大合唱若干次。戏剧方面的西南剧展和文化界组织的国旗献金大游行，规模最大，群众参与广泛，影响扩及全国。桂林的抗战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因为战争、政治和地理位置诸多因素而形成的。
一是战争的因素。随着南京的沦陷，国民政府首都西迁陪都重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向西部转移。战局发展，自广州、武汉失陷，长沙也给大火烧去以来，广州、湖南、湖北退来的军政党要人、名人和难民，如潮水一样涌来。平时桂林人口不过8万，广州、武汉陷落时，桂林虽然疏散人口，但涌入的人口大大多于疏散人口，到1938年年底，人口突然增加到50万左右（一说30万）。桂林成了中国的民生要地、军事重镇和民主据点。李济深曾说，桂林是当时“江南唯一繁盛之地”。
二是在政治上，新桂系与蒋介石时有矛盾。在汉口撤退时，广西的统治者就表态，欢迎文化人到广西。桂林行营主任是李济深，抗战后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与共产党关系较为接近；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李任仁是李宗仁的老师，为人正派，1937年任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1939年任国民政府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所以，桂系集团和广西地方政府比较开明，桂林大部分时间里民主氛围浓郁，于是，大量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等地汇集到桂林，风景秀丽的漓江两岸一时成为华南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
三是文化的因素。从北方南下而来的不少文化机构和大批文化名人来到了桂林，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带来了先进的思想理念、文化理念和文化差异。于是桂林这座城市，就荟萃了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流派，他们紧紧围绕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敌力量，唤起民族同胞奋勇抗战热情的文化主旋律，相互交流、渗透、影响和融合，从而形成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桂林抗战文化。
先后在桂林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学者、记者、编辑、出版人等有一千多人，著名的有两百多人，如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柳亚子、徐悲鸿、田汉、艾青、胡愈之、胡风、贺绿汀、范长江、杨朔、秦牧、欧阳予倩、艾芜，以及陶行知、梁漱溟、马君武、沈志远、雷沛鸿、李四光等等。
据统计，抗战时期迁到桂林的文化团体及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学者、教授等著名文人学者之多，有一个时期超过了全国任何一个城市。
桂林的抗战文化，产生于世界反法西斯的广阔背景下，在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云集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以各种文化活动为有效的宣传载体，引导民众认清抗战形势，坚定信心，积极投身到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当时国共合作，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郭沫若途经桂林时，多次应邀为各界人士作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持久抗战、团结抗战，深受社会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较好地点燃了桂林民众的抗战热情。
广西大学也因此人才荟萃，盛极一时。一方面，华北、华东以及华中等地区，相继沦陷，迫使北大、清华、同济等著名大学陆续迁往西南。《克敌周刊》1938年9月17日调查统计，抗战时期，省外学校迁来广西的就有17所，其中5所迁往桂林。一些名教授取道桂林，被马君武、白鹏飞校长请来作短期讲课；另一方面，马、白校长德高望重，在教育界久负盛名，尤其是马校长重回西大后，昔日同学、同事、朋友以及门生，也纷纷慕名而来。
当时广西大学的名教授很多，著名的有李四光、严济慈、陈望道、张铁生、刘仙洲、沙千里、张映南、邓初民、薛暮桥、王力、千家驹、陈寅恪、李达、夏征农等。加上广西大学的设备在当时比较齐全，故教学水平在南方已名列前茅了。
除了学校外，国内的一部分工厂、机关、团体，为了避免敌机轰炸，也迁到良丰。以前良丰人口不到1万人，到了1946年，增至3万多人。
请看抗战期间，广西大学所聘教授的阵营：
01
李达（1890—1966年），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卓越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法学家，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13年留学日本。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党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7年马日事变后，李达脱离政治活动，先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攻击、诬陷，被迫害致死。
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李达教授
02
陈望道（1891—1977年），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民盟中央副主席。1891年出生在义乌分水塘村。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获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
03
陈寅恪（1890—1969年），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义宁客家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福建上杭。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回国后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
04
竺可桢（1890—1974年），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1910年，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我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当代闻名的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
竺可桢
05
李四光（1889—1971年），字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中国著名音乐家、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的创建者之一。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并获博士学位。
李四光
1940年任广西大学教授
06
王力（1900—1986年）原名王祥瑛，曾用名王炳如、王炳炎。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人。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曾任教于广西大学文法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前身），担任文史地专修科主任之职。
王力
1938年任广西大学文史地专修科主任
07
刘仙洲（1890—1975年），原名鹤，又名振华，字仙舟，河北完县唐兴店村人。机械学家和机械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中国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08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毕业于香港大学。先后在河北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担任机械工程学教授。
刘仙洲
1936年至1944年任广西大学教授
08
施汝为（1901—1983年）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磁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毕业，1930年留学美国，1934年获耶鲁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铁磁合金和磁铁矿的磁晶各向异性、磁畴观察研究和铝镍钴系永磁合金磁性改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中央研究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实验室，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现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我国磁学研究和物理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40—1944年兼任广西大学物理系教授。
施汝为
1940年至1944年担任广西大学教授
09
陈焕镛（1890—1971年），著名植物学家，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祖籍广东新会，191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森林系，获硕士学位。1935—1954年受广西大学的邀请，在该校创设经济植物研究所，兼任所长和广西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陈焕镛
1935年至1953年任广西大学教授，
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所长
010
卢鹤绂（1914—1997年），字合夫，祖籍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同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留学。1938年获硕士学位，1941年获博士学位后回中国。历任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广西大学理工学院教授。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11位“两弹”元勋中，有7位是卢鹤绂的学生，他也被称为“中国核能之父”。
卢鹤绂
世界上第一个揭开原子弹秘密的人，
1943年至1944年任广西大学理工学院教授
011
纪育沣（1899—1982年），浙江省鄞县人。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有机化学、药物化学、天然产物化学，1923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36—1939年任广西大学教授。
纪育沣
1933年至1940年任广西大学化学系教授
012
文圣常（1921—），出生于河南光山县。物理海洋学家，是我国海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结束了我国海浪预报长期使用国外方法的局面。1944年武汉大学毕业，曾任广西大学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培养了我国海洋学界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文圣常
1944年任广西大学教授
013
盛成（1899—1996年），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出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家境没落的汉学世家，他是章太炎、欧阳竟无的学生，少年时代便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1年，在光复南京的战役中，盛成被誉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褒奖和鼓励。20世纪30年代初，盛成从海外学成载誉归来，先后到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兰州大学执教，对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的建设功不可没。1976年，盛成返回大陆，后来被法国政府颁赐“荣誉军团勋章”，这是继巴金后，国内得此殊荣的第二人。
盛成
014
梁漱溟（1893—1988年），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1941年3月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梁漱溟
1942年初自大香港脱险后，息影桂林时留影
015
薛暮桥（1904—2005年），原名雨林，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薛暮桥
1936年1939年任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016
千家驹（1909—2002年），笔名钱磊，浙江武义人，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37年1月，千家驹应邀到广西大学经济学系任教，一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
千家驹
1936年任广西大学教授
017
张铁生（1915—1998年），原名张之英，四川省南川县大观乡人，天然气工业专家，毕业于中央大学机械系，1947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学位。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炭黑厂的筹建工作，研制生产出国产天然气槽法炭黑，奠定了我国炭黑工业的基础。组织创建我国第一个天然气研究所。有五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主持研发的“天然气净化及其配套技术”获1978年科学大会奖。
张铁生
018
张志让（1893—1978年），号季龙，江苏省武进县人。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和杰出的民主战士。早年曾求学于复旦公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被聘为广西省府顾问兼广西大学教授。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法官。
张志让
019
陈此生（1900—1981年），原名陈勉勤，广西贵县（今贵港）人。1920年肄业于复旦大学。曾就读于广州黄埔海军学校，历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香港达德学院讲师、教授、教务主任。
陈此生
1939年任广西大学教务主任
020
汪振儒（1908—2008年），曾用名汪燕杰，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一个研究新学的知识分子家庭。1929年8月清华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33年9月—1935年8月，任广西大学理学院生物系讲师，讲授植物学、植物形态学及植物分类学等课程，并为农学院开设过植物生理学课。1935年9月他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林业系。于1939年9月—1946年8月，任桂林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森林系主任、植物研究所主任、院长。
汪振儒
021
陶大镛（1918—2010年），出生于上海。著名经济学家。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经济系。1942年至1946年历任中山大学讲师、广西大学和交通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教授。他是我国世界经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陶大镛
022
邓初民（1889—1981年），字昌权，湖北石首人，出生于塾师之家，著名社会科学家，是我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1936年在桂林曾在广西大学任教。
邓初民
抗战时期任广西大学教授
023
熊得山，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社会学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首译《哥达纲领批判》，1930年，与薛慕桥、陈望道、李达等人到桂林，1934年应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师专”）教务长陈此生之邀，与陈望道、邓初民、马哲民、施复亮、杨潮（羊枣）、夏征农、胡伊默、沈西苓等在师专任教。1936年7月，师专并入广西大学，为文法学院，他任广西大学教授，1939年，因日机轰炸，缺医少药，患胃病逝于桂林，年49岁，其墓地就在大埠。
熊得山
值得一提的是，熊得山教授的儿子熊永深，抗战时是西大的小职员，2015年以“桂林往事”的网名，在网上发文，谈及了七十多年前校内外的见闻，从中可知众多外地的名流、学子来到桂林，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清新的空气。现节录于后：
当时我家就在大埠。大埠原有个西大的先修班（相当预科），也有些教授为躲空袭，从桂林城里搬去了大埠。离大埠墟不到一公里处，有一座我们称之为唐家村的村落，那里的屋子多是青砖砌就，比别的村子条件好多了，好几位教授都在那里居住。千家驹教授也在那里住过两三年。为此，雁山和大埠之间的交通还是很密集的。校车一天至少要在雁山和大埠间往返两次，接送教授去上课回家，也方便先修班师生进出桂林。大埠墟也随之旺了些。只是逢三天有圩，才有猪牛肉卖，平常日子只能吃素，有时甚至连青菜都买不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很多广东和香港的学生涌进了广西，风气大变。特别是女仔，衣服漂亮了，也有少数人化了薄妆。穿旗袍的也多了，雁山陡然增加了很多色彩。当时女生上下课喜欢成群成团地走，有时七八个连成一排，路为之堵。学生在墙报上画了一张漫画，图上一排妙龄女生手挽手地把路堵死了，图题是《肉环阵》，有些戏谑。
有一位香港女生叫司徒非比的，艳压群女，的确是“非比”：小个子，身材极好，雪白，但不是苍白，不知是哪个学院的。出入真如后妃出巡，前呼后拥。要问我何以观察得如此细微，是我有几位年长的朋友在西大念书，我辍学在家待着时，常常从大埠去西大找他们玩，和他们闲聊时听说的。再说，我那时才十四五岁，只当看一件漂亮的东西欣赏而已。有一位最勇敢的姓欧阳的男生，对司徒小姐死追穷追。当时有人编了一副对联，正好将两个复姓人的姓名编进了对联，非常好玩又好笑，可惜我忘了。那位欧阳先生后来在驱赶高阳的事件中做了替死鬼，被开除了。
还有另一位叫缪希霞的靓女，我之所以能够认识并记得她，是因为她在当时西大演出的话剧《日出》中，扮演了女一号陈白露。观看话剧是那时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当今无论什么娱乐项目都无法与之相比。我在汉民中学及青年中学念书时，都是各自话剧队的成员，演不演出不管，排练的戏确实不少。看了西大的《日出》以后，当然会记得那位靓丽的女主角啦。
西大的后门口有一个水塘，约有二三十米长，二十来米宽。还有个木排围成的泳池。天热时我经常去那里游泳，游完了就在雁山村一位亲友家借宿。我每天下池是先来个1500米蛙泳做准备运动，然后随意玩上大半个小时。这个泳池当然比不上当时的漓江，可那池水确是活水，也不知从哪来，又流向哪里。我谈到泳池只是想介绍另一位靓女——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她是学机械的工科学生，当时学理工科的女生是不多的。我每次下池游泳，总能见到这位看来挺文静的小姐，她游泳不错，有时听她说英语。人家说她是从英国回来的，也不知是不是，只是看来挺随和的。十分漂亮也谈不上，以我的眼光来说，耐看，越看越好看……
当然，抗战期间，大批的知名学者、教授逃难来到桂林，不仅仅是给当地社会生活带来新的气象，也给人们的政治生活带来一缕缕新风。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不管是生活所迫流落桂林，还是被西大的故旧引荐来任教，不管是在桂林做短暂停留，还是做长期居住的打算，都可能会被请上讲堂。学校当时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校演讲，尽管他们的立场、观点、见解各有不同，但都给学生一些新的东西，扩大知识面，也给学生以各种思想锻炼，提高他们分析批判的能力。学生当时听演讲的兴趣相当浓厚，从中也得到一定的教育与启发。
1941年4月，广西大学名誉教授梁漱溟应邀到校讲学，每周4小时，讲题为《中国文化要义》《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西文化之异同》，一共讲两个月时间，慕名前来听讲的人很多。他谈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不同，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多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是集中在道德伦理关系上，发展了伦理科学，创造出灿烂的东方古代文化。西洋人则把智力投向自然界的研究之上，其结果创造了近代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发展了资本主义。他认为，正是这个缘故，中国社会两千年来总是循环往复，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要不是西风东渐，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是永远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
讲座结束后，梁漱溟应听众之请，谈了他不久前赴延安访毛泽东的情况。他说，他赴延安之前曾奉召晋谒蒋公，讨论国是，然后衔命访延安，和毛泽东谈“抗战建国”大计。他和毛泽东谈了几个昼夜，双方对中国社会现状、抗战形势及今后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各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看法也存在根本分歧。他说，毛泽东说他只看到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而看不到人类历史的一般性；而他则说毛泽东恰好只看到中国社会历史的一般性而看不到其特殊性。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1942年春，被誉为“能发千古之覆”的史学大师、部聘教授陈寅恪到校任教，专授唐史。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至梵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去讲汉学，并授以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该校300余年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但由于欧战爆发，交通阻滞，不能应聘，才从香港逃至桂林，在西大任教至1944年秋。
1943年10月27日上午，行政院经济部部长、地质学家翁文濒参观西大，并应邀在大礼堂作了题为《近代的思想》的演讲。他列举欧洲科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后，说到中国方面，认为东周列国时代，各种学说及思想都无阻碍地得到充分发展；秦朝以后，儒学变为统治思想，各种思想遂停止不能发展。到了清朝，康熙皇帝实为中国帝王中最有科学思想者，曾充分接受欧洲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而培育于中国。可惜康熙时代所得到的科学知识，由于乾隆皇帝废弃不用，以后就没有什么发展了。于是中国之思想与科学遂落后于欧洲各国。
翁部长最后结论：谓近代思想之演进，文明之进步，是由于某些人抱着求真理的精神，不怕艰苦，不怕一切非难与危害，专心一致于倡导科学思想，而后得到大众人士的信仰与拥护，于是将科学文明发扬光大。他最后指出，欲谓打倒帝国主义，首先要中国相当富强；要中国富强，首先要有充分的新的科学思想。
后得到大众人士的信仰与拥护，于是将科学文明发扬光大。他最后指出，欲谓打倒帝国主义，首先要中国相当富强；要中国富强，首先要有充分的新的科学思想。
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只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披荆斩棘，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感谢在那个年代，先辈们在面对困境时不畏的精神和勇气，才造就了如今人杰地灵的西大。
文章节选自《广西大学史话（192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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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韦璇
审核：李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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