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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是党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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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丨蔡晓鹏:人大新三届校园往事钩沉

2017-05-12 Rucspace
作者简介

      蔡晓鹏,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分配到商业部,后调农口,杜润生门下弟子,曾任职中央农研室、农业部。现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北京金百瑞集团董事长。


2015年12月,本文作者在巴黎。


法律七八


        1978年10月,我离开安庆,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报到。我先约安庆另一人大考生方平到合肥家中碰头,在合肥赴京的火车上,又结识了到人大建经班报到的任淮秀,自此结为同窗挚友。


        方平,1990年代曾任安徽省蚌埠市委书记、皖能董事长,十余年前不满仕途买官卖官的黑暗,毅然辞职下海,现是中国远红外遥感芯片制造领域的龙头老大。任淮秀,合肥八中毕业,和李克强六年同班,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他现在被誉为中国现代投资学的奠基人,人大资深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合肥一中“老三届”校友,考入人大78的还有高三(4)的陈锡华。


        恢复高考后,77、78、79这三级大学生和研究生,被称为“新三届”。“新三届”的核心是“老三”。但新三届范围更广,几乎集中了1947年-1962年出生的历届精华。“”在1980年代开始登上社会舞台,1990年代以来,这批人中的精英,逐步取代文革前的“老五届”,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人大法律系,第二志愿是北大法律系,第三志愿是复旦国际政治系。那年,人大的平均取分比北大高十多分,比复旦高二十多分。安徽省招生办的谭主任,文革中是省教育厅的P派,也是我的忘年交。我考分那年名列全省文科前三甲,又是党员,按政策有两次选择权。他再三劝我改选北大。我犹豫再三,还是选择了人大。


        我们法律班共招收了38人,我按年序排名老八。最大的是邱贵生,辽宁沈阳人,1947年生人,当过区检察长,1990年代初辞职下海,现为沈阳房地产大老板;其次是现在人大任教的权威教授刘春田,专长知识产权;韩玉胜,专长刑法,是1948年出生的“老高二”。男生中最小的洪道德,1960年代生人,现是中国政法大学著名刑诉法教授。


        总的来看,我们班同学在法律界、政界“仕途”平平,只有姜伟从黑龙江省检察长任上,调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又转任最高法副院长。还有两位党外民主人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一位是天津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女律师何悦,一位是中国社科院的刘伯驹局长。


        我们班在律师界最有名望的,是团支部书记、退伍军人徐建。徐建毕业时分配在人民银行总行法规司,1984年主动请调深圳“拓荒”,任深圳司法局副局长。他率先把深圳合伙人律师业搞得风风火火,引得我们班黄世林、常韦、杨松、张永明、任湘清、卫毅、刘瑞起、薛庆予、杨建东等一批在全国人大法工委、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任职的同学辞职下海,跑到深圳当律师。


徐建在班级演讲。


        徐建首倡由司法部牵头在香港创办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司法部任命他为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开创了中国法律境外执业的先河。徐建又首创深圳律协领导差额选举制,成为深圳律协首任会长。前几年,又组织本班同学集资500万元,和人大法学院联办了中国第一家“律师学院”,担任“人大律师学院”首任院长。


        我们班女生有“五朵金花”,马小琳、张林、赵奕、何悦、孟扬。孟扬年龄最小,1961年生人,但个子最高,是校女排主攻手。孟扬长期在中国海关工作,担任过中国海关法律法规司司长、汕头海关关长、缉私司司长,专业与威权并重。何悦和赵奕的女生二重唱,一直是我们班在全校文艺汇演的招牌。


        公派境外任职的有陈里程、赵向阳、赵奕。陈里程是澳门高等法院首席顾问、赵向阳是澳门政府首席顾问,赵奕是澳门高等检察院首席顾问。三人都是澳门政、法界的头面人物,在澳门定居了。


        我们班不务正业,“转仕为商”的有四人:我、王洪涛、王耀华、马小琳。王洪涛1985年下海前是检察官,下海后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商务服务,现是中国国际经济学会副会长。王耀华下海前是中宣部理论局副处长,现是中国特种商标服务业的领军人物。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们班四人经商有三人因商蒙冤:我和马小琳,分别冤狱16个月和19个月。王耀华是1990年年初,在中农信下属国际贸易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时,受中农信总经理翟新华、尹蓝天和公司老总邓岗“渎职罪”的牵连,被迫出走美国,几年后才回国创业。


        马小琳是我们班的才女,有秋瑾女侠之风。1980年代在体改所参加改革,搞得轰轰烈烈。1990年代初在广西北海开发房地产,摊子搞太大了。北海房地产大形势一退潮,资金链断裂,债务累累。被当地官商勾结,做了“人质”,不明不白被关押了19个月,后无罪释放。


        毕业三十多年来,我们班还有一位受到党纪、政纪不公正处分的同学,是诗人、大律师杨松。杨松,山东人,老八路后代,当过兵、入过党,有燕赵豪侠之风。毕业后分在全国人大法工委,1985年辞职到深圳开律师事务所。杨松的古体诗、现代诗都写得荡气回肠;在大学校园,就是人大诗社的核心灵魂。


        1989年秋后算账,他被开除党籍、撤消律师资格。但时至今日,每遇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恶疾缠身的杨松总是挺身而出、不平则怒鸣。我们公司最近创出一款“敬军酒”。酒名“铁血军魂·覆盆子酒”。酒瓶上就特意选用了诗人杨松的“临江仙”,以示敬意:

 

慨当以慷莓做酒,樽前四座群英。

悠然烈火与豪情。

举觞闻鼓角,俯首见霓旌。

饮罢长啸谁共我,难得肝胆相逢。

忧怀寒月与边奇。

冰河多少梦,辗转到天明。

 

另一首是“七律”,醉军魂:

 

相聚欣然酹九霄,

金杯殢酒意难消。

丹心肆处嗟天醉,

寒戟飞时铁未消。

回首流离疑沛路,

经年辗转起浮潮。

同胞马革征尘事,

从此春秋不寂寥。

 

        我们有幸得拜中国一流法律名师大家为师。任课老师,都是当时法学界翘楚。包括:“法学理论”任课孙国华教授;“宪法学”任课许崇德教授;“民法学”任课佟柔教授;“婚姻法”任课杨大文教授;“民诉法”任课江伟教授;“劳动法”任课李景森老师;“国际私法”刘丁老师;“刑侦学”张振藩教授、张希坡;曾宪义、张晋藩教授分讲“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刑诉法”任课王作富、程荣斌教授;“民诉法”任课王向明教授,“经济法”任课刘素萍教授;“国际公法”任课李泽沛教授;“古代法律史”任课关怀教授等等。


        我们后任班主任,则是中国刑法学最高权威高铭暄教授。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政治、外语是公共课,有必修有选修,也都是人大各学科泰斗授课。其中,我最喜欢听胡华教授讲党史典故。


        那时正处于法制重建的初级阶段。建国后的第一部“刑法”、“刑诉法”刚刚出台;1975年宪法尚待重大修改;“民法”、“民诉法”还在起草中;“经济法”更未成体系。这些“治国安天下的基本大法”或不完善,或缺失。连1950年代取消的律师辩护制,也在争取恢复中。


        在这种状况下,讲解从“人治”向“法治”转型的法理目标,成为导师启蒙的重点。高铭暄老师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刑事审查原则论,王作富老师力倡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童柔老师力倡的民法、物权法、经济法合一的“大民法论”;许崇德老师力倡的“宪政治国论”都成为我们心中的种子。


        但当时中国法学体系和教学体系整体上受“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兴无灭资论”、“社会主义三大规律论”的框架约束,已趋于陈旧、落后,与正在发生的拨乱反正大形势的结构冲突日益突出。1979年,胡耀邦首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思想界空前活跃。传统教育观念和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历史,都受到新思维、新观点、新人的犀利挑战。经济改革和对外关系的每次重大调整、每一步重大突破,都成为促进法学观念、理论、立法在变革中创新发展的推动力。


        我们法律系的教学方式是“授课制+自由讨论制”,老师经常就某些在同学中争议大的“议题”,组织班级自由研讨。同学们不同意老师的观点,也可在讨论会上公开质疑。这些讨论议题,涉及内容广泛,主要集中在:法的本质、国家社会职能、“人治”与“法治”、党的领导与民主宪政、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优劣比较、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党的政策和法律的关系、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言论自由和反革命罪的关系等等。这些议题探讨的共性,实质是想厘清“公权”和“私权”的法律关系。


        我今天关于法权关系调整方向应以“严控特权、维护私权、约制公权、解放社会权”为准绳的认知定位,就形成于那个时期。这些议题迄今仍有多数尚未厘清,尚未达到共识。尽管分歧异见并存难统,但“宪法是根本大法”、“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三大治国安天下的法制基石,则成为集体共识。


 作者大学期间到香山一游。


校园活动

 

        人民大学是1978年复校的。但77级只招了三个班,哲学班、政经班、党史班,人数少,有一百多人。先由北师大代招,然后到人大上课。人大的78级算是人大复校后正式从全国招收的。待79级入校后,新三届中,78级实际是核心了。


        那时,人大校园内自由组合、自由选题、自由研讨的氛围非常活跃。学生自己组织的各类文学社、诗社、摄影社、广播站、交谊舞、歌咏等文体活动百花齐放。有顾小阳主持的“文学社”,自办了刊物《铁与砧》;中文系李黎牵头的诗社;李培禹牵头的新闻系文学社,办了刊物《大学生》;钟康模牵头的“广播站”;中文系吴小津牵头的“摄影社”,都办得生机勃勃。


        那时,人大与北大的学教互动也很频繁。人大同学去北大听厉以宁教授的“西方经济学讲座”,北大同学也来人大听胡华的“党史讲座”。1979年、1980年大家学习、研讨的重点是国外新学科、新知识、新方法、新观点、新科学代表人物和被“尘封”多年的西方和当代各社科领域大家的介绍。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法,物理学的“熵”耗散理论、模糊数学、经济控制论、人类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缘政治学、经济地理学、军事地理学、西方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主要流派,各类比较学及方法,还有什么未来学、人才学、边缘学科等等。


        一旦突破了“唯马列毛科学、其余皆不科学”的桎梏,真是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令我们大开眼界,目不暇接。这个时期,是人大同学的人文启蒙时期。对我们这批来自“工农兵”的学子,无疑在开阔学术视野,突破旧知识框架束缚,解放思想,形成独立、自由的创新思维、理论联系中国改革实际,具有重大引导作用。1984年初由金观涛主编、有朱嘉明、何维凌、邓英淘、唐若昕、刘青峰等参与撰写的《走向未来》丛书,集约了启蒙初期的主要热门学科和议题。


        但更重要的是参与社会实践。人大77、78、79学子,在1979年-1980年成为北京校园“新民权运动”的领潮人。所谓“新民权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概括为:第一,它和文革的群众运动完全不同,它不以推翻或打倒某一个人或某一执政集团为目的,而是以民主形式体现的公民维权运动。第二,它的直接诉求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力求以公开表达诉求的和平形式,恢复自身被剥夺的合法权益。第三,它表达出普通公民实现参政、议政等宪政合法权的进步要求。


        第一次首都校园“新民权运动”,发生在1979年10月上旬。


        1979年10月,随着79级新生入学,在文革中被“二炮司令部”驻军占据的人大校园,军民在校舍占用领域的矛盾激化。中央批复人大在原址复校,已要求二炮机关尽快撤出,但迟迟未得到积极的响应。二炮一个几十人的体工队,就占据着一个几乎容纳千人就餐的食堂。成仿吾校长巡察时,看到在铺着白台布、摆着鲜花的二炮军官食堂外,79级近千名新生因无食堂,只能在室外打饭就餐。此时的北京已经寒风瑟瑟,一阵阵风沙弥漫,相形之下,成校长不禁老泪纵横,哽咽无语。老校长的泪花,还有“人大是校园、不是军营”的怒诉,像火点干柴,人大师生被压抑已久的维权意识,霎时爆发为抗争行为。同学们一致认为,我们的正当权利是等不来的。


        人大复校后第二届校学生会主席张晋峰、副主席倪小庭主持召开了两次全校各班班长联席会,集体决策。我作为法律系班长,参加了联席会。各系各班的班长们都和我一样,基本来自工农兵,多为中共党员,在维权请愿的这个基点上,共识高度统一。第一次联席会,提出要求二炮分步撤军退舍、特别是率先退出图书馆的方案。我们做出两项决定:一、选派代表与“二炮”军政首长“谈判”;二、谈判不成,组织全体学生游行到新华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请愿书。


        第二次联席会议,是在谈判未果后,商讨游行活动组织的具体事宜。会议分工:新闻系负责起草“请愿书”和对社会的传单、标语、口号;工经系负责游行时统一指挥和领喊口号、领唱“国际歌”;法律系、哲学系负责游行时,骑自行车维持秩序,处置突发事件。


        游行那天是10月10日。出发时全校老师、员工在校门口列队致礼、欢送;胡华、徐禾等一百多名老教师一直站在门口,静候游行队伍安全归来。食堂也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免费供应。


        人大游行队伍,高呼“还我校园,振兴中华”的口号,打着“遵守国法、反对特权”等标语,高唱“国际歌”,到复兴门附近二次集结,徒步通过长安街,到大广场游行一周,然后到新华门前请愿。“慧聪”创投人、工经系78级的郭凡生,在这次活动组织中极为活跃。他在校学生会联席会议上激情洋溢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和感染力,又在游行队伍中前后奔忙,组织领呼口号,领唱国际歌的热情和活力,令我印象深刻。

           

游行途中,作者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

 

        人大这次突发的“学潮”,组织有序,要求有度,国内外影响极大。游行队伍还没有回到校园,外媒已广泛传播了。中央责成方毅、耿飚副总理善后处理。他们没有上纲上线,没有采取“秋后算账”的政治惯例,而是通过中央领导主持,促进军民协商的方式舒缓了矛盾。人大校长成仿吾,主动承担政治责任;胡华教授和徐禾教授,也受到不公正压力和追责。但学生无一人被党纪政纪追责。冲突平息后,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布置,“二炮”分期分批撤转,几年后,最终“二炮”将校园全部归还人大。


        “撤兵兴学”,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复兴教育”的决心。


        30年后,从这支游行队伍中,从人大“新三届”学子中,走出了一大批共和国政要:马凯(国务院副总理)、肖捷(财政部部长)、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农办主任)、董宏(中央党史办主任)、钱小芊(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雒树刚(文化部长)、杜鹰(发展委副主任)、姜伟(最高法院副院长)、苏宁(人行副行长)等等;还走出了一大批代表社会良心、正义的知识分子,如王小波、胡舒立、周其仁、许小年、杨奎松、吴思、米鹤都、蔡昉、温铁军、白南生、白南风、姜洪、聂莉莉等等;还有知名非公经济企业家郭凡生、康建、李风、李山泉、李振宁、王忆会、程十庆等等。


        人大78级在澳洲的一位校友,最近在微信圈发文:《四十年来,我们从没有走错》,忆及1979年人大学运说:“这是我们的青葱岁月,朴实中渗透着一种反抗精神。1979年人大罢课和‘还我校园’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上天安门游行的大学生队伍。我们很长时间都以为它是一个偶发事件,孤立事件,但今天看来,它是对不尊重知识,军队霸道和缺少民主沟通的一种反叛,它的精神是为整个国家和民族争取民主自由,是五四精神的发扬和继承。它后面的人大选举,其实是一个姐妹篇,共同构成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骨干。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离民主自由似乎越来越遥远,因此,我们更加怀念当年的激情和意志,也更加坚信,四十年来,我们从没有走错!”


        1980年的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是北京各高校青年学子联合发起的、又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民权运动”。海淀区高校云集,以人大、北大、清华三大名校为首发动,各高校联手发起以“民主推荐、公开竞争、差额选举”为特征的民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运动。


        在这次“新民权运动”中,人大学子也是首创先行者。政经78的姜渔和研究生韩宇宏等率先倡议和参与。法律系没有人报名参与竞选,但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支持。我组织法律系同学们汇编了中共194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民主宪政的文献以及领导的文章、讲话;陕甘宁边区关于选举“参议会”的法律、法令;以及多篇新华日报当时发表的新闻报道。搜集这些资料,旨在论证差额民选的法律必要性和合法性。我们汇集成册,在校园发放。北大的张炜、李克强、王xx、胡x,清华的林炎志,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陈xx等,都找我们要了一批这个汇编的小册子。


        这次大学生民选的中心,在北大。各高校学生间互动频繁,有的竞选演讲,吸引上万“粉丝”旁听。不仅有大学生,有教师,还有市民、新闻记者、公安人员和各部门派的动态观察人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亲到北大调研,并持开明、开放的政治立场。这次选举,有多名各高校学生代表,合法成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各校共提出各类改革议案1300多份。人大中文系研究生韩宇红也当选了海淀区人大代表。


        这次首都各高校大学生发动的“民选”运动,引起中央一部分人的高度警觉。此后,“民主提名,公开竞选,差额选举”这个选举制度就被取消了。从而导致今日贿选成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更加高高在上,完全失去人民性,彻底官僚化。而当时入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各校学子,上峰有令,毕业时不得留在北京。人大韩宇宏毕业后发配新疆,销声匿迹很久。


        人大代表竞选结束后,恰逢高校学生会换届。我们法律系首倡按民选区人大代表的形式,公开竞选新一届校学生会。这个“小民主”动议,得到各班“点赞”和校党委批准。我作为法律系代表,参加全校差额普选,竞选演讲主旨是“走向学生自治”,题目是“抱在怀里的孩子,永远长不大”,获最高票,当选新一届学生会成员。按校党委分工意见,经民主程序,我出任复校后第三届学生会副主席,学生党组副书记,分管新设的勤工俭学部、学术部、文体部。主席是农经系78级孙明,另一副主席为党史系79级的董宏。


        同期,北大、清华和多数高校学生会换届,都仿效人大,实行了差额民选。张炜,民选为北大学生会主席;林炎志,民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陈xx,当选中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会主席。


        民选的人大新一届校学生会,自主组织的各项活动比以前丰富多彩,反映效果不错。但民选学生会这种形式,仅为“昙花一现”,还是后来成为高校新制度被传承?离开学校后不得而知,估计“民选学生会”早已是昨日黄花了。


        在北京高校“新民权运动”中,各高校同学跨校联系空前紧密。1981年以后,人大77、78、79级学生的关注焦点,已从启蒙期转向“探讨期”。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探讨改革发展现实对策,成为校园学术交流和研讨的中心。1981年,中国男排在香港首次击败韩国,全国振奋。北大学子们首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在中国的新三届大学生中,形成了一波热切参与改革的浪潮。


 游行途中,作者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


赤子情怀

 

        人大校园当时已形成许多自由组合的“小圈子”,最活跃的有两个跨系的“小圈子”。一个“圈子”以政经系周其仁为首,以陈锡文、罗小朋、白南生、白南风、张阿妹、温铁军、崔鹤鸣、杜鹰、黄小京、孙方明、高小蒙、高王凌、马苏元、杜晓山为骨干的“农村发展研究组”。这个组与当时已调任为紫阳秘书的人大信息系78级校友李湘鲁、以及校外的陈一咨、王小强、邓英淘、何维凌、白如冰等社会精英联合,自成体系。1981年,在邓力群支持下,“农村发展组”挂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名下,正式成为体制内、编制外的“农村发展研究组”。在1980年代促进农村改革的事业中,发展组做了重大贡献。


        另一个“圈子”,是以经济系研究生姜洪、政经78姜渔亲哥俩为首,以人大78级的肖捷、张晓山、党小捷、秦永楠等为核心的“就业组”。这个组的姜洪、姜渔是“西单墙”核心人物之一。这个组与校外的西单墙核心人物陈xx、王xx、李盛平、胡x以及体制内的唐若昕、李三友、陈元联系密切。“就业组”先挂靠在团中央和中国社科院联办的青年研究所名下,在1982年扩展为“国情研究组”。当时,国情组的组长是姜洪、副组长有陈xx、石小敏和我。


        这个组先后分为三摊:一摊是姜洪在陈元、马凯、李三友主政的西城区委名下,成立了北京经济研究所;另一摊是陈xx在研究所名下成立了盈利性的教育、培训、出版机构,后脱钩独立。第三摊是我在毕业后牵头组织的“农村就业组”,后将关系转接到九号院杜润生门下,更名为“农村市场与流通研究组”,成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所辖的计划内、编制外的又一支农村调研智库型机构。

    

        那是一个“鼓励想、大胆讲、有人听”的年代。在这种氛围下,人大学生会学术部组织的研讨活动,更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学术部部长是哲学系78级的王忆会、副部长肖捷、任淮秀。工作主体是学术委员会,有王忆会、马凯、周其仁、姜渔、姜洪、肖捷、罗小朋、白南生、白南风等参与。学术委员会人员构成,兼顾了各方面代表性,有利各圈子、各学科间的交流讨论、互动互补,同学们参与热情很高。


        学生们学术活动的主要形式有这样几种:一、组织校内或跨校系的以学生为主讲人的主题演讲或研讨;二、特邀专家讲座;三、论文分类征集和评选。这类学术活动都是自由发起,规模、形式、地点不一,主题广泛。一类以介绍研讨经济学学术流派为主题,如数理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短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地理经济学、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一类以介绍中西的著名人文学者及其思想体系为主题,从欧洲的黑格尔、康德、洛克、拉萨尔、罗素、萨特、弗洛伊德、克奈尔、波普尔到中国的胡适、傅斯年、林语堂、张闻天、顾准、“四陈”(陈独秀、陈望道、陈翰笙、陈寅恪)。

             

 1984年作者参加莫干山会议。


        研讨被历史尘封的“四陈”,是我发起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中共创始人,被戴上“托派”帽子后,打入了政治冷宫。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位中文翻译者,从莫斯科回国后,逐渐默默无闻。陈翰笙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后,率弟子孙冶方、骆耕漠、钱俊瑞,在长江、黄河、赣江三大流域踏勘调查,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定性,提出“土地革命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石。陈寅恪的“陇东集团说”,对中国秦、汉、唐从西向东横扫的规律,做了突破性诠释。其在晚年高压政治下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当代儒家风骨,令我们这帮人大晚辈弟子,莫不钦佩不已、感慨万分!


        读懂“四陈”,对理解“五四”以来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演变、分化,实际可以说是一把钥匙。我们热点研讨的议题,还有美国汉学界费正清、白鲁恂、拉铁摩尔的中西比较差异学派。他们针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起源,制度沿革,循环逻辑,率先展开深层结构比较,提出“中美五大差异”说。


        一、内陆农耕文明(安土重迁、保守自闭)VS航海贸易文明(流动、扩张、创新)。


        二、古老文明国家(天下共主、四方朝贡)VS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条约体制)。


        三、家国系统(重视血缘关系)VS契约社会(突出个人权益)。


        四、大一统王朝的千年循环VS西方现代性的持续裂变。


        五、科举官僚制、儒家治国传统VS欧美科学、民主与法治。


        同学们对这个问题研讨时,可谓是歧见纷争,但争论之下,各方均深感自身学识浅薄,正反方都说不出更多的真知灼见。相对而言,还是“五大差异说”的粉丝为多。无论如何,文革后接触到的这些新颖视角,对我们这代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具有重大启发的作用。


        还有一类是“名人讲堂”。如我们组织同学们到北京理工大学,听金观涛、刘青峰的“熵耗散理论”;到清华大学,听温元凯的“世界科技革命与后工业社会”;到市委党校,听于光远演讲“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请刘xx、舒乙、王蒙等名家到校园讲学等。


        那个时期,官方对学生们的这些活动也并非放任自流。校内学生学术交流活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实际都在官家“鹰眼”的严密监视范围内。尤其是在“四五”运动和西单墙运动,人大代表竞选、学生会竞选运动中的活跃学生,更是监控重点。虽然校党委领导偶尔也会给我“打招呼”,提示、提醒某人某事,但不做强制性规定。这是当年开明的一面。另外也在学生中布置“眼线”,收集学生活动中各类信息;当然也有同学喜欢从国家安全角度思考问题,当时就有这方面的传闻。


        不过,校外校内的当局一般不直接出面干预学术活动,比当今要宽松百倍,但也并不是不干预。典型事例是新闻系奉旨强令从新闻系墙报栏撤下了张善炬写的《谏拆墙书》。张善炬被公认为新闻系78级第一支笔。1979年秋,西单墙被官方取缔。张善炬仿李斯《谏逐客书》,在教室墙报上,发帖《谏拆墙书》。这篇被点评为“大胆文章、切中时弊、一片忠心、光可鉴人”的短文,一时名动校园。此文很快就被新闻系领导奉旨“摘下”。原文被一些校友珍藏。2009年8月,张善炬病故。同窗胡舒立在追忆这位力行“上善如水、大真无争”诤友的悼文中,公示了这篇“旧文”:


        “值今樊笼方开,言路初通,‘文革’创伤,余悸犹存之际,拆墙之举实为因噎废食之下策,塞堵言路之门,将使民望而却步,退而不敢开口”;“区区西单小墙,长不过百步,宽不到三米,纵其全文大多‘反动’,亦不必如此惊惶失色。数百报刊、十万尖兵、九亿人众皆‘愚民’乎?”“且人之有心,思也;人之有口,言也,拆其墙,毋能禁其言;禁其语,毋能鉗其心。昔‘四人帮’堵耳、鉗口、蒙眼、割颈、砍头,何术不用其极,然终无补于事。古人云:‘只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前车之鉴,宜应戒之。而今公仆治国,理当胜越古人,现文件宪法,无不大书民主,电台报章,亦在鼓吹鸣放。望言必信,行必果,莫学叶公之好龙,贻笑后人。诸位立法委员得闲暇时,似可探究西单墙之社会根源及根除之法,拆墙法虽尽善尽美之至,仍属舍本逐末、饮鸩止渴之小技耳。万望三思。”


        当时,人大校园的文体活动也是丰富多彩。曾经多次请李德伦率中央乐团;谷建芬率远征、苏小明等流行歌手;刘秉义率卞小贞、邓玉华、耿莲凤、苏凤娟等民族歌手,到校园巡演。贝多芬、肖邦、肖塔科维奇的交响乐演奏,我都是在人大礼堂首听的。每场演出酬劳,总费用约计百元左右,每个名角一场演出费,也就10元、20元,很微薄。学生每张票1毛,教工每张票两毛钱。若不足的话,则由秦永楠领导的勤工俭学部收入弥补。


        人大的排球队、篮球队、足球队、武术队,都进入高校强队。武术队长王治平(浙工大经济学教授)多次在高校比赛获金牌。他和陶骅(现《求是》杂志总编辑)对练的鹰蛇拳,还有七八哲学聂莉莉(东京女子大学社会学教授)、七八法律马小琳仿孙大娘的剑舞,都颇有味道。田径,分校王一鸣男子跳高成绩1米97,是北京高校男子跳高纪录保持者;人大教授苏长青、胡宏杰,当年百米11秒多点,可进高校前六。新闻系78级的谢一宁,个子不高,弹跳、速度极好,跳远高手。后来一跳越过太平洋,当了美国《侨报》总裁。

            

人大游泳队合影,作者后排右3。

 

        我参加了校游泳队。女队有许明清、饶立华、杨劲桦、张庆妮、刘小平、凌红、左红、贾晔等校园名媛。男子主力有我、方平、许小年(著名经济学者)、徐世平(上海东方网CEO)、顾晓阳(著名作家、《不见不散》作者)、张伟光(旅英达人)等。外校游泳高手的成绩可达专业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水平。人大男子队员都是业余体校水平,最好二级、一般三级,整体水平仅居高校二流。所以高校游泳决赛时,一下水差距就出来了。我、顾晓阳、张伟光、许小年还是龚冰,有一年组队参加高校4X100米的混合接力赛,曾奋力拼搏,倖幸得了个第八名。我们每人捧个磁奖杯,还都美得滋滋的。


        往事如烟,青春犹忆。


(原载作者微信公号“蔡晓鹏闲侃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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