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的尺度看历任校长
元淦恭按：自中央巡视组简要通报在人民大学的巡视结果后，校内外议论纷纷。尤其是最近，更是传言四起，风声鹤唳。今天重发的这篇旧文，写于2011年11月24日，即陈雨露接替纪宝成当天，较人人网上的原稿略有改动，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人民大学的源与流
人大官方校史的表述，人大是从1937年建校的。在1950年命名组建以前曾经历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等阶段。这一个表述，确定了人民大学作为中共创立的第一所大学的地位，强调人民大学的“红色本色”。
但是事实上，客观地说，从整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角度来看，1937年到1950年，更准确地说是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人民大学，总体上来说和后来的人民大学有很大区别。从1940年建立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始，整个陕公——华北大学体系，实际上就变成整个中共“红色大学”系统的总始祖。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北外、农业大学等院校在内，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大学系统中分出来的。华北大学是这一部分院校的共同前身，而不只是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的前身。就如中央大学是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在内的逾十所院校的共同前身，而不应该只被认为是南京大学的前身。
事实上，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联系的紧密程度，高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虽然是华北大学的直接继承者，但是人大的学校规模和学科结构和华北大学体系相去甚远，华北大学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体系，而人大变成了一个以“八大系”为基础的立足财经、政法、宣传为主的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校。
遑论实质上，中国人民大学是苏联与中共约定的援华项目，用以培养苏联式的建设人才，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苏联援华的新大学恰好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如果再考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不同于华北大学的另一所大学，负责人是胡锡奎）的因素，人民大学即使从中共和苏俄方面的维度来考察，都很难再说可以等同于陕公——联大——华大。
1949年，华北大学进入北京之后，其主要分支即文科的人民大学和理工科的北京理工大学，在此期间接收了大量的北京原有高校，这些学校原有私立、教会、国立等背景，使得人大的血统更为复杂。
人民大学的私立大学背景，包括私立中国大学、私立朝阳大学和私立中法大学的文科部分。这三所私立大学在中共进入北京之后都停办。私立中国大学最早叫国民公学，与孙中山、宋教仁等人都有渊源，是具有较为浓厚的国民党背景的学校。而私立中法大学的文理部分被分别肢解，各自并入人大和北理工。而朝阳大学则是人民大学校方基本上承认了的一个学校来源，她是1949年以前中国最好的以法律教育为基础的私立大学，与东吴大学并称“北朝阳、南东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基础，也一直被法学院视为是其的正源。
除了私立大学以外，人大也有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背景，最集中地体现在新闻系上。北大在接管燕京大学之后并吞了燕大的新闻系，1958年北大新闻系整体并入人大，使得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实际上融入燕大（也包括北大）等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的血液。这也是人民大学新闻系长期以来独霸江湖的原因。由于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的部分其他专业师资也纳入了人民大学。
另一个必须指出的事实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才转型为一所普通高等院校，而在此之前人民大学事实上以各种干部短训班为主，因此那时候的人民大学完全承担党校、行政学院的职能，不具备高等学校的基本特征。所以我倾向于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的时候，从五十年代开始做分析，而不把之前的前身全部纳入。
所以概括地说，人民大学的实质是以中共的前干部培训学校为基础，由苏联援助的，融合1949年以前的国民政府统治区大学的因素形成的一所大学。
二、吴玉章的特殊地位
理论上说，陕北公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成仿吾。但是对于整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而言，成仿吾和吴玉章的地位是不可比的。吴玉章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之后的首任校长，实际上应该被看作人大的主要创始人，人大所有校长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和灵魂。这一特殊地位，不仅是他作为校长本身的作为，更是他在数十年革命生涯中奠定地位的反映。
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是荣县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汉民族脱离满清的第一个县级地方政权的主要创立者，“荣县起义实先天下”实际上是孙中山对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中地位强调的产物。荣县起义相对于武昌起义，事实上受到同盟会更直接的领导，所以与后来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密切。吴玉章后来也曾经跻身国民党中常委之列。吴玉章还是留法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他力推四川的留法运动，使得川籍人士在早期共产党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作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德高望重，被称为“延安五老”。更由于他曾短暂担任成都高师（川大前身之一）的校长，也被川大视为至宝，并专门建“吴玉章学院”。吴玉章对人民大学和四川大学，都是几乎最重要的校长招牌。
共产党国家的大学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下有很大区别。在1949年以前乃至于现在的台湾、西方各国，大学校长都是德高望重，其社会影响和政商领袖不相上下。胡适以北大校长出任国大主席、翁文灏、刘兆玄以清华、东吴校长跻身行政院长，也说明这些大学校长虽无行政级别，但级别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而1949年以后中国大学逐渐建立行政化官僚体制，大学校长的地位严重受限，而吴玉章的地位之高，几乎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学校长中无出其右者。
吴玉章是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政协常委等身份兼任人民大学校长了，这在此后的人大校长中，只有袁宝华可以望其项背。但是袁宝华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与吴玉章相比仍是差距巨大。
在以前的日志中，我曾多次提过吴玉章与林昭、林希翎等人的关系。吴玉章虽然是中共的高层官员，但是对于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一直比较高。吴玉章保护过因为胡风案被牵连的副校长谢韬，保留下谢韬的党籍。而他对转入人大的林昭采取的保护，乃至于对反右时期的林希翎的赏识，都展现出他的风骨。而这才理当是人民大学校长的精神和品格。
三、后吴玉章时代与郭影秋
后吴玉章时代，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人大撤销问题。这里，不得不提人民大学为何要被关停。
在反右和大跃进以后，整个北京的文化气氛已经比较紧张，开始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民大学作为1957年反右的重灾区，这个时候整体而言的校园气氛是比较稳重的。吴玉章虽然有保护才子的精神，但是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阵地的地位却继续巩固。这一地位，事实上也使得人民大学被固化为一个相对比较保守、而且比较官僚化的学校。
人大的历史传统和北大、清华不同。人大有左翼传统，但是却与北大、清华的左翼传统大异其趣。北大的左翼传统事实上来源于青年对于自由和公义的激情，历史上北大的学运实际上也反映出北大的激进主义精神。清华的左翼传统，则是1949年之后伴随着中国对清华的改造形成的实质上是“斯大林主义”式的严密组织。时至今日，清华仍是团组织最为发达的北京高校，仍然会有辅导员“以个人身份”建议学生不要选刘瑜的课，可见一斑。
人大强调马列主义，显然也与斯大林主义脱不开干系。但是由于人民大学事实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原典研究者比较多，坚持苏联式计划经济立场的人也比较多。所以人大事实上更趋近于务实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更趋近于偏向稳定的传统官僚体系，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对象。北大、清华的学生在这一股风潮中是“革命”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旧秩序（这个旧秩序未必是好的）的破坏者角色。而人民大学显然在整个意识形态的剧变中失去了她原有的重心。
在一个对文化高度警惕的时代，社会科学的命运总是比自然科学更为狼狈。1957年反右时，全中国的所有律师都打成右派。到六十年代初，公检法都合在一起了。当整个大环境已经成了这样，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当然很难勉力维持。
后吴玉章时代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郭影秋。郭影秋事实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对人民大学也有相当深远的影响。郭影秋也是职业革命家出身，在1949年之后还曾担任过云南省长。但是郭影秋对教育事业相当执着，后来辞去省长，历任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主要负责人。郭影秋最重要的功绩是在人大面临解散时坚持要成建制地整编到其他院校，从而为1978年人大的复校准备了条件。
如果说真的有“人大中兴”概念的话，它显然应该指1978年的人大复校。真正的“人大中兴”，实际上是1978年到1989年。我以为，绝大多数的已经毕业的校友，都会同意我这个看法。而郭影秋的“成建制整编”，事实上使得郭影秋，而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大领导，成为真正的“人大中兴”之父。郭影秋在人大复校之后恢复了校领导职务，并在1983年到1985年任名誉校长（当时未设校长）。笔者以为，如果说吴玉章是一位伟大的校长，郭影秋就是一位杰出的校长。
四、成仿吾、张腾霄和谢韬
成仿吾是陕北公学的首任校长，也是人大复校之后的校长。但是成仿吾和吴玉章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成仿吾虽然也有革命的经历，但显然没有吴玉章、郭影秋跻身省级以上领导的荣光。成仿吾大多数时间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
成仿吾对中共党内的干部，总体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但是他本人本身在意识形态上确是一个极左的人。赵俪生自传中记录中共进城前讨论接管北平各大学与文化机构，讨论某到军管会下设文管会报到并登记的事情。赵俪生说“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成仿吾就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这是个态度问题”。赵俪生认为，这是一种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姿态，引用列宁对巴甫洛夫的态度为例，说这值得我们学习，还专门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让成仿吾十分难堪。赵俪生事后被调出了华北大学。成仿吾的守旧和顽固，从对陈寅恪的态度，就可见一斑。1957年划定的“大右派”林希翎改正问题，就连胡耀邦都已经亲自关照，可是七十年代末的人民大学党委依然岿然不动，成仿吾与此也有关系。所以，有一部分人对成仿吾给予高度的评价，我是很难理解的。
1983年到1985年，日常主持校务的是党委书记张腾霄和常务副校长谢韬。张腾霄和谢韬都是马列主义研究出身，张腾霄主要搞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过人大哲学系的主任。张腾霄担任党委书记时间不长，为人也比较低调，和谢韬相比没有那么大的江湖名声。
谢韬在2007年发表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在理论界和舆论界扔下一枚震撼弹，此后为外界所熟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五、袁宝华和黄达
事实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笔者以为是八十年代。这不仅是人民大学历史上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时期，也是整个中国高等学校历史上的一个春天。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是众所周知的。
从1978年复校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一直处于开放活跃的气氛之中。1979年的要求二炮归还校舍运动，实际上是在体制内轨道下进行，得到了校方的默许，事实上是由学生会参与组织的。这一运动是1949年以后唯一一场成功达到目的的学潮。运动结束之后，人民大学的基本办学条件得到恢复，人大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人民大学，虽然仍是“马列主义”思想阵地，但是在整个社会解冻的风潮中，也受到很大影响。譬如1978年入校的吴思，就曾在校内演讲时说，他们那时候在学校也是听讲座，听的是刘宾雁的讲座，现在你们很多人都不认识了。从1978年到1989年期间，人大一方面继续受惠于“第二党校”的特殊地位，多数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和大型国有企业，省部级官员已经有很多，以经济学院一个学院为例，国务院秘书长和三位副秘书长分别毕业于政治经济学和国管两个系。另一方面，人大这一时期随着社会解冻在毕业生中产生了许多思想、文化和媒体界有影响的人物，譬如知名的作家王小波，以胡舒立为代表的新闻业翘楚，吴思、秋风、张博树等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1985年，袁宝华兼任人大校长。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袁宝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82年国家经委主任由国务委员，曾任财政部长的张劲夫兼任，袁宝华改任国家经委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仍为正部级官员，也是十二届中央委员。他事实上是当时在国家经委担任委员、副主任的朱镕基的主管领导之一。
中央委员兼任校长对于人民大学而言，显然是个相当重要的有利因素。由于袁宝华在财经口所掌握的资源，更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大学毕业生在整个财政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而在袁宝华担任校长的六年时间里，事实上主持人大校政的，就是黄达。黄达虽然名义上当校长只有三年，但是事实上在人大掌舵的时间，是9年。从1985年到1994年。
黄达是人大历史上重要的校长，在迄今为止的六任校长（不含现任）（吴玉章、成仿吾、郭影秋、黄达、李文海、纪宝成）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他之前，人大的校长都是革命元勋、马列专家，而他是第一个不是出身高级革命干部或意识形态学科的人大校长（或主持实际工作的书记、副校长）。
黄达主持校务的九年，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剧烈变革动荡的九年。1984年中国开始启动全面经济改革，1986年出现第一次大规模学潮，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接踵而至，而1992年又由邓小平南巡讲话重启了经济改革。对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校长而言，能做到黄达这样，殊为不易。
在中国，财经实际上一直是分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财”，对应到人大则是财政金融学院。另一个分支是“经”，对应到人大以经济学院为中心。在整个中国政治大棋局中，经济管理和金融贸易一直是相对分离的，至今李克强和王岐山两个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都仍很明确。事实上，从“经济计划”领域出发的这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的行使着相对于搞货币金融的官员，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时至今日，王岐山副总理和一行三会的负责人仍是整个政治体系中眼界最开阔思想最开明的。
1989年发生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丁石孙被调离北大校长一职。以人民大学排名第六的副校长吴树青接任。客观地说，人大经济学院，包括经济系和前计划系的意识形态色彩本身较财政金融方面要浓厚得多。到现在为止，卫兴华等仍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笔耕不辍，反对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便是证明。吴树青即是人大政治经济学的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北大对北大的意识形态整肃是成功的。
黄达在1989年的事件发生后，总体来说在人民大学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尽可能保护了教师和学生。虽然事件导致人大学生伤亡惨重，并且事实上给人民大学带来了相当深远的负面影响，但黄达与吴树青的不同轨迹，却为整个人大和北大两个学校发展路径的变化，做了注脚。在1989年以后，人大逐渐进一步褪去其极左色彩，而北大和政府的关系却反而越走越近。
六、九十年代的人大和李文海
有人说，2000年以后，整个人大有一种很流行的议论，对现任校长非常肯定，但是对李文海攻击之声甚烈。笔者也不知道是谁提出了“人大中兴”概念，纪宝成成了“人大中兴”之父，李文海似乎成了十恶不赦的坏校长。
我们再来回溯九十年代的人民大学。九十年代的人大真的很烂吗？
客观上来说，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中国内地的高校发展轨迹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共在国际社会受到的孤立和攻击，导致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地位，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在八十年代一度开始扭转的“重理轻文”风气又大幅回潮，“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度成为社会主轴。而以江泽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工程师治国”的领导人的出现，也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社会舆论。
同时，事件之后整个人大面临的办学硬件条件差，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愈演愈烈。而外部环境又迟迟未能得到改善，人大硬件条件和其他院校，尤其是综合型大学、理工科大学差距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整个国家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放松控制的八十年代春潮的反动，是整个社会大趋势使然，不仅人大，全国范围内的财经、政法等文科院校在九十年代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困难，这不应该怪罪到某个人大校长的头上。
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持续，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直接使得原来“上人大就能当官”的局面被彻底改变，人大学生的就业也和八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这些都导致了人大录取分数线的大幅下降。
但是，虽然如此，整个人大的校园气氛和学术气氛并未出现根本性的问题。人大的绝大多数院系不仅保持着全国领先的地位，而且仍然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在就业市场上的行情也并不差，甚至于可以说仍远远好于现在的人大毕业生。九十年代的许多人大毕业生，如今已经在很多行业成为中流砥柱。李文海是个研究灾荒史的历史学家，也是继黄达之后人大历史上第二个不是革命家出身，而是做学术出身的学者校长。
李文海当然有他的缺点，政治运作的能力差，筹款能力差，让人民大学陷入财务上的困难，学校硬件条件无法改善。这实际上不是李文海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国畸形的大学校长任用和管理体制导致的。李文海不是一个善于进行商业运营的校长，也不是一个善于进行媒体包装的校长，他有学有术，却无法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对于他而言，校长的身份或许有些错位。
在南巡谈话之后，整个人大过去的学科结构、课程设置所遭到的冲击，本来就比北大清华要严重得多。有的院系面临撤销，撤并和改造，这期间的阵痛和困难，非常人，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些在校的本硕博学生容易理解。而李文海没有让人大的优势学科沦落，这已经足够了。
七、2000年之后的人民大学
纪宝成到人大担任校长，在人大校长历史上，显然是一篇新页。
人大经历过“革命家校长”时代，逐步转型到“学者校长”。虽然黄达和李文海磕磕绊绊，但是还算是做学术的。纪宝成当校长，毋庸置疑地将人大引入了“官僚校长”时代。纪宝成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一个典型的现行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高级行政官僚。
纪宝成是个全职校长，不像吴玉章、袁宝华实际上不怎么管事。纪宝成事无巨细，是人大的大家长。他担任校长之后，人大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变化，首先就在校园环境上。2000年的时候，人大校园破败颓唐，有了这一位筹款能力了得的校长，人大从西到东全面翻新，从知行楼群、品园六楼再到世纪馆、明德楼、新图书馆等，真是不一而足，校园大约有接近一半的建筑得到翻新和重建，力度之大，自迁西郊校区以来几乎从未有过。
除了校园环境的变化，纪宝成还进行了许多改革。但是这些改革的成败，一直是众说纷纭。纪宝成在人大建设了国学院、理学院等新学院，提倡国学复兴，并且建设“精干的理工科”。但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和高中生而言，进人大学物理化学都不是他们觉得靠谱的选项，人大的物理化学专业一直在理工科的收分中敬陪末座，而且以调剂的学生为主（虽然近年来在教学评估中人大的物理、化学进步神速）。人大是否能通过建一个精干的“理学院”，就摆脱文科院校地位，成为一所“综合型大学”，现在仍然是个未知数。
另一个所谓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学科评估”。在81个一级学科中，人大一般能够有7到9个排到全国第一，譬如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等。但事实上，人大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和提升，反而一直面临下滑的尴尬局面。
时至今日，清华大学的文科重建卓有成效，不仅清华经管在师资、就业、社会影响等多方面早已雄冠全国，丝毫不亚于北大光华，而且法学院、新闻学院也进步神速，法学院甚至还进入一项西方国家的五十强法学院榜单。十多年前，人大和北大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京城“双峰并峙”，如今清华的崛起使得“双雄对峙”已经变成“三足鼎立”。过去在本领域居于绝对领袖地位的法学、新闻都受到北大清华等其他院校的冲击。而经济学部现在排名中的优势地位，已经基本靠数量上的优势（学科多，老师多，学生多）来维持，事实上经管类专业无论从社会影响力还是从学生就业上，相对地位都在下滑。（注意这是相对地位，非绝对地位，指人大受到清华、上交大等新科院校的竞争压力，当然也受高校扩招的影响）
这当然不能说是纪宝成所导致的，而是整个中国的高等院校体制和社会结构，【清华、北大等其他高校各院系的崛起是个很复杂的大问题，这里这篇短文也说不清楚，就不再展开】也包括近年来出分填志愿、平行志愿等志愿填报方式日益普及，造成清华北大在金字塔塔尖的地位越来越巩固。纪宝成对于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有认识，他曾公开反对平行志愿，但是也无果。
至于“国际化”，实际上全国所有高校的国际化水准在近年来都有提升，而且许多高校的国际化水平提升之快也超越人大。事实上“国际化”趋势是由于中国加入WTO以及整个经济总量的膨胀所带来的中国地位提升所致（也包括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与某个个体的推动关系不太大。其他高校没有纪宝成，也照样“国际化”。就招生录取和社会影响而言，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经济金融专业大热，全国几乎所有的经管学院和以经管为主的院校都大大受益。现在211的西南财经大学在四川的收分都常常超越985的川大、电子科大。因此，近年来人大招生相对于九十年代末期的稍有回升，我以为和个人以及人大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
八、谁创造了“人大奇迹”？
张鸣说，纪宝成在人大成了“毛泽东”，全校都把他捧上天。这一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也不是空口瞎说。现在，在人大要说一句纪宝成的不是，确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尤其在他刚刚离任之时，稍微有点人说说纪宝成可能会被指是“落井下石”。
但是，客观事实摆在面前，人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好，社会名声也好，是包括人大现任教师、学生以及历届校友在内的全体人大人共同的成果，而非某一个人的功业，它不仅基于近年来人大的发展，更基于自五十年代以来长达四十年前期的积淀。
纪宝成是个校长，纪宝成也是个官员。他是用做官员的方法来做校长的。他让学校的高楼如雨后春笋，人大便像是大兴土木的天津滨海新区一般。但是，归根结底学校不是一个依靠大楼来衡量的地方。如果你嫌人大的物质条件不好（事实上人大现在的物质条件仍然不好，远逊于南方地区的高校，如果你真的那么在意宿舍好不好环境美不美，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根本犯不着到人大来，你选择了人大你就是选择了相对不那么美丽的校园环境、相对困窘的物质条件，那么你到底看重人大的是什么？如果说是学术氛围、学术水准和就业前景，说实话现在在座的衮衮诸君，绝不比李文海校长时期毕业的师兄师姐强。
纪宝成是个校长，但是他不止于是个校长，他还是个公众人物。他是提议清明、端午、中秋放假的全国人大代表，他是曾直接反对教育部纲要中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的校长，丝毫不给国务院面子，反而说“取消高校级别就是贬低了教育”。
纪宝成事实上是个常常引发争议的新闻人物，他是全中国占据报纸版面最多的大学校长，却并不一定是给社会留下最好印象的大学校长。对纪宝成赞者有，骂者也有。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还是有老师敢说点他的不是，至于张鸣、周濂乃至于聂辉华等人最近在微博上的态度，也能看出实际上纪宝成并不是人人都那么拥护。
纪宝成之所以受许多老师欢迎，关键在于他要来了钱，也大大改善了教师的生活条件，尤其是住宿条件，这是个成功的单位领导，但是是否是一个成功的大学校长，尤其是不是个杰出而伟大的大学校长，笔者以为这仍值得商榷。
谁真正改变了人大的名声？我想，对于认为人大是保守重镇的人而言，是谢韬和吴思们改变了他们的成见。对于认为人大是个只培养官僚的学校的人而言，是段永平和刘强东们改变了他们的成见。对于认为人大是个只有意识形态不懂人间风月的人而言，是王小波和刘瑜们改变了他们的成见。对于认为人大是个只会歌功颂德不会揭黑批判的人而言，是胡舒立和杨大明们改变了他们的成见。
纪宝成不是国学家，他在欢迎郁慕明的时候用错了“七月流火”这个成语。纪宝成也不像许多老校长，虽然他给去世的林希翎送过花圈，虽然他去看过谢韬，但是他的思想是否足够开明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人也持怀疑。现行的体制成就了纪宝成，在这个体制下，一个官员做校长做得如鱼得水。但是纪宝成只是一个副部长，我们永远不可能高估一个副部长。他不是万能的，他只是一个把校园建设推到新高度，也让校园历史有了新轨迹的普通人。
九、多余的话
【元淦恭注：该文原本只有八个部分，但发布后有大量评论反馈，认为我写该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攻击纪宝成，因而我又补了最后一段】
人大校方喜欢在校史的陈述中说，人大校运即国运。实际上人民大学的兴衰，根本上系于整个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她在文革中被解散，她在改革开放后中兴，她在九十年代遭遇阵痛，她在21世纪初稳步成长。这都是社会政治大环境使然，任何一个校长都不能改变这个大环境。
郭影秋是个好校长，但是郭影秋无法在人大被停办的时候力挽狂澜。黄达和李文海不是不好的人，但是他们在九十年代的艰困环境下确实无法像纪宝成那样要来钱。
这篇文章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要抬高某个校长，更不是要存心贬低纪宝成。而是希望指出一个事实，1949年以后中国各个大学的发展，根本上是系于政府的政策，系于国家和社会的背景，大环境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小环境（校长好坏）的因素是辅助性的。张鸣说，这十年中国哪个大学没有焕然一新？这句话也是个部分事实，在教育产业化之后所有大学的经费来源都大大充裕了，任何一所大学比起九十年代都有钱多了，纪宝成为人大要来了许多钱，当然是纪宝成的功绩。但是他能要到钱的基础是中国政府比起九十年代而言“不差钱”了。
我从来没有要贬低纪宝成，我只是客观地评价他这个官员校长的作用。既然中国内地的大学的兴衰是大环境而非校长决定的，就决不能用“唯校长论”的方法去看待一个学校的发展，这对历任的校长未必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