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 | 开国元勋 统战先驱

编者按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时光，镌刻着共产党人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的红色印迹。微星沙特开设“百年党史展芳华”专栏，讲述长沙县优秀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弘扬一代又一代革命先辈积累并传承的精神和风范。

从星沙城区出发，驱车前往位于长沙县高桥镇的李维汉故居，一幢青砖、白墙、黛瓦的古朴民居安静矗立。1896年，李维汉出生于此，并在此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

均为陈妙荣摄

李维汉（1896—1984），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今长沙县高桥镇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被誉为“统战先驱”。1984年8月11日在北京逝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李维汉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期，他切身感受到民族的屈辱和社会的苦难，萌发创造“文明新气象”的豪迈志向。1916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努力学习新知识，热切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他同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一道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同赵世炎、周恩来等一道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负责组织工作，同年，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委托回国汇报工作。1922年底，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4月，李维汉接替毛泽东同志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直至1927年4月。他在湖南地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坚强领导核心；帮助国民党发展基层组织，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民众开展反帝斗争，领导驱赵（恒惕）反吴（佩孚）运动，打击军阀势力；领导工运、农运、青运、妇运，组织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战争，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7年，继长沙发生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李维汉与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作出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决定。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他代表中央常委报告会议筹备经过，参与讨论和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与瞿秋白、苏兆征一起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由此开始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28年4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李维汉和任弼时等同志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1931年，李维汉被派往苏联学习，1933年回国来到瑞金，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1933年下半年，中央红军为应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在苏区扩充红军，李维汉立下军令状，以头颅担保，为中央红军扩充了五万人，受到了中央的表彰。1934年10月，李维汉跟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拥护遵义会议决议,拥护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克服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致力于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

长征到达陕北后，李维汉参加党中央指定以董必武为首的负责处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及时纠正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1935年瓦窑堡会议前，李维汉代中央起草《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强调应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并争取实现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确立作出了贡献。1936年12月起，李维汉历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期间，他组织研究陕甘宁边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战和民族问题，先后起草《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中央批准后，成为党开展回族、蒙古族工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性文件。

1937年5月起，李维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负责编辑出版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致力于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在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分校校长兼秘书长和党团书记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示，不仅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还为全国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

1942年9月，他按照党中央“精兵简政”方针，组织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等文件。他积极参与组织边区大生产运动，推动边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这些举措，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和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巩固后方起到了重要作用。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李维汉从1948年至1964年底，一直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提出适合国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为党和国家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把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统一战线要为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服务。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创造性地向党中央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建议，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成为运用和平赎买政策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举。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强调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及时把统战工作中心转移到教育和学习方面，向党中央建议创办了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校和工商讲习班，广泛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学习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极大地调动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他模范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整顿组织，明确指导思想，协商确立各自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特点；提出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共产党人士，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针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提出采取“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式，建议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负责人实行“三自方针”（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方法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的充分肯定。

李维汉不仅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议者和执行者，也是党的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少数民族地区严重缺乏干部的实际情况，1950年，他主持制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力推动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1951年，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对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他在总结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成为我国第一部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李维汉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世纪60年代初，他先后撰写《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等7篇理论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

李维汉十分重视团结宗教人士、做好宗教工作。他指出，我国的宗教具有五个特性，即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在一部分少数民族中还有民族性。他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各种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群众，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废除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宗教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制度。要在宗教界培养一批具有丰富宗教知识的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培养宗教界有地位的领袖人物和接班人。

李维汉树立了做好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楷模，赢得了众多党外朋友和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

李维汉为党和人民事业付出了毕生精力和心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李维汉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老同志，值得大家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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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文字整理：陈妙荣

■ 校 对：林   毅

■ 责 编/拍摄剪辑：洪雨师

■ 审 核：胡   晓

■ 视频配音：贺柳溪

■ 资料来源：高桥镇、李维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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