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购玉米”案，一审真的找了“假律师”？
2月17日上午9点，“内蒙古王力军收购玉米获罪案”再审宣判，王力军被改判无罪。巴彦淖尔市中院再审认为，王力军没有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及工商工商工营业执照，违反了当时的国家粮食流通管理规定，但尚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程度，不具备非法经营罪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至此，收购玉米获刑的王力军案本可尘埃落定（申请赔偿除外），但不成想，该案又爆出若干新问题——一审辩护律师竟然是个“假律师”？法工与律师有何不同？
南方周末昨天发布的文章《“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回溯： 查不到的律师和律所》，令该案又冒出另一个关键词——“假律师”。
在该案的一审判决书中，王力军的辩护人王润生是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但南方周末记者在山东省司法厅官网查询，结果显示：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不存在；在山东省司法厅注册的律师中，也没人叫王润生。
难道辩护律师是个隐形人？
对了，怎么可能，他还上法庭真刀实枪地辩护了，还收了王力军的代理费了。据闻，王力军记得，王润生基本上就说了这5个字——无意识犯罪，收了他5000块钱。
据记者调查，王润生还有另一重身份：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主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最大差异，就是不能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刑事案件。而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是一起刑事案件。
今天，再审现场坐满了前来旁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记者、社会公众以及王力军的家属，但王润生没出现。作为一审辩护人，他为王力军做有罪但罪轻的辩护。2016年4月15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同年12月，最高法院以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发出再审指令。
“一审花了5000元律师费，还花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活动经费'，结果得到成了有罪判决；再审也许'没花钱'，辩护律师有效辩护，得到了'无罪结果'"。人们似乎很容易得出结论：前面的律师没有水平，是在“坑”当事人，无罪打成了有罪。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据报道，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时，王力军曾找到当地几家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有罪”，检察官对他也比较“同情”，认为他犯事主要原因是“不懂法”。
现在这些在最高院的再审决定下，都成了黑色幽默。
王润生是否“假律师”，先按下不表，且来看看，如果不是最高法决定再审，我们来看看该案一审时，应该如何辩护。
一审时，王力军开庭前三天才委托了辩护律师，这时候，辩护律师听完案情介绍，摆在其面前，马上需要判断的就是：作罪轻辩护还是无罪辩护？
作无罪辩护，意味着对抗，可能牺牲掉的，是王力军的缓刑机会。检察院对此案已经退侦两次，此后仍然起诉至法院，其实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事人会听从律师建议，若坚持无罪，不能“认罪伏法”，有被法院判决处重罪之危。一旦这样的结果，即使最终经历二审改判无罪，或经再审改判，一年半载的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了。
也就是说，作无罪辩护，可能法律上更“正确”，律师也许能得到更多的“轰动效应”，但当事人利益也许会被损害。
而本案如作罪轻辩护，或者说叫“和谐辩护”（控辩审基本一致），结果可预见性很强。检察院退侦两次，说明其内容仍对此有争议。公诉人本身对其“不懂法”也带有同情色彩，有“自首”情节（这里更像是“送自首”）且认罪伏法，法律作出缓刑判决顺理成章。
判决照顾了检察院面子，当事人也不用实际失去自由，如果不是后来的最高院指定再审这一小概率事件，谁能说这是一个“错判”？
错误的辩护或代理，给律师带来的最直接是声誉的影响。而名誉，则是律师职业的生命线。回头反思这一案件，对律师来说，什么是最好的辩护策略？
应提供有利于当事人的准确的法律意见，与侦察人员、检察人员作有效沟通，争取撤销案件或作不起诉决定。换言之，要作实效辩护。
对于王力军案来讲，如能有辩护人在侦察阶段或是审查起诉阶段，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刑法的谦抑性等作出准确的法律适用意见，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能够意识到本案存在较大的诉讼风险和社会影响，能够正确评估本案的可能走向，则其作出撤销案件或不起诉的决定机会是极大的。
应当向当事人分析作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的带来的不同法律后果。
作无罪辩护，一旦被课以重罪，要为当事人考虑到二审或再审阶段律师工作，作好当事人心理辅导。没有一颗强大的心，后来的“翻案”是极难的。
作罪轻辩护，结果相对可以预见，但辩护词中仍应埋下伏笔。一旦缓刑后，应重视公共媒体的影响力，为案件取得再审机会作出努力。不管怎样，这个阶段介入案件，都应避免做“一锤子买卖”，都应有“售后服务”。侦察人员和检察官生活在体制内，而律师不同，还要求其能成为社会公共领域专家。能取得再审机会的案件（小概率事件），无不与社会公众参与有关。
其实无论作为刑事律师或民案件代理人，准确的法律意见才是后来采取合适诉讼策略的前提。如像本案中王力军去咨询的律师得出“皆言有罪”的结论的话，也就谈不上后来的策略问题了，更谈不上人权保障问题了。
那么该案一审“辩护律师”王润生们，如果真的没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存在？可以从事哪些法律服务业务？
据介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简称“法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职业。当时律师奇缺，为了填补农村、城镇的法律服务空白，一些退休的公检法人员被抽调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目前广东、上海、北京等发达地方已经不允许法律工作者出庭参加诉讼活动，在一些偏远的乡镇、农村地区，仍有不少法律工作服务者为当地司法活动做着服务。
虽然“法工”仍然和律师一样，可以从事部分法律服务，但他们还是有以下几大“鸿沟”，跟律师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司法部相关规定，“法工”与律师主要有以下几大区别：
（1）名称上的区别：律师的执业机构叫“某某律师事务所”，对外执业统称律师，执业持《律师执业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机构叫“某某法律服务所”，对外执业统称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持《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2）业务上的区别：律师可以从事刑事诉讼业务，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从事此项业务。
（3）法律工作者不能跨省办案。
（4）律师要求本科毕业，和法官。检察官一样，必须通过全国司法考试。
法工与律师最大的不同，就是“绝对不能为刑事被告人辩护”，只有律师才能接刑案。
所以，事实上，法工的地位非常尴尬，“只能吃律师吃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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