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张歆梅等：旅游相遇：理论流变、启发与反思
旅游相遇：理论流变、启发与反思
引言
近10余年来，相遇（encounter）理论视角在西方人文、文化地理学界渐成风潮，被广泛运用于“南北”发展研究、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移民、代际、分层等多样化议题，也包括人类与自然种属之间的关系研究[1-3]。旅游相遇（tourism encounters）则是人文地理学相遇理论框架下进行旅游研究的重要视角，其理论建构已历经20 余年的发展过程。理论是现实世界的抽象与回应，旅游相遇理论便是随着全球旅游格局的变迁而建构，在旅游学科边界不断跨越与融合中被运用，至今仍在发展完善之中。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尤其中国稳居世界最大客源国的大背景下，适用于研究具有文化差异、尤其“南北”旅游问题的旅游相遇理论，期待更多东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的话语和理论贡献。
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引介旅游相遇这一理论视角，介绍其理论内涵，交代理论流变过程，获得启发，并进一步探讨中国游客作为旅游研究主体的应用场景，以及中国学者参与深化该理论建构的可能。
1 何为“相遇”
相遇英文为encounter①英文encounter既是动词也是名词。作为动词可对译“遭遇”[4]“邂逅”[5]，准确地传达出词源中暗含的面对“他者”的意外，以及动作与事件在时间上的突发与短暂性，也有“邂逅”“相遇”交替使用的情况[6]。细究之下，这些译词都只关照了encounter的动词语境，而未顾及作为名词的内涵，故而无法将其作为特定理论视角来使用。作为名词，encounter常以复数形式出现，如tourist encounters或者tourism encounters。本文选择含义更为包容的“相遇”作为中文对译，既可表达相遇的动作与事实，也能表示相遇者群体、文化、空间和关系。“相遇”译词，消除“遭遇”“邂逅”二词中的紧张感与戏剧性，强调各主体与空间、情境的多样互动与协商过程，符合encounter作为术语在研究实践中内涵逐渐丰富的历史轨迹，也合乎概念化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的学术取向。当然，必须指出“相遇”的译法也存在局限性，消弱了原来词源中的对立意涵。，源自2世纪至6世纪的后期拉丁语incontrāre，特指对手或敌对势力间面对面的相遇，暗含着紧张的冲突关系[7]。这种冲突，源于早期社会中相遇双方之间的陌生、未知，从而产生我者与他者相异而对立的文化观念[8]。人类社会迄今最具影响的“相遇”是殖民，关注他者的人类学研究，较早使用encounter来描述殖民“相遇”[9]，即包含了词源所含的冲突与对立性。
encounter一词，在旅游研究中最初是描述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差距悬殊的主客之间，因为旅游产生的“相遇”情境，如Cohen 和De Kadt 的研究[10-13]。至今，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取向的诸多研究中依然可以看到这一传统，大多集中在后殖民地旅游[14]、土著部落旅游[15-16]、志愿者旅游[17-18]以及贫民窟旅游[19-21]等领域的研究中。
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展，人际、社群和文化沟通得以深化，主客之间的相遇体现的冲突性展现出形式与内涵的多样化。旅游研究中的相遇已经超越了encounter词源暗含的冲突性，超越了作为旁观者理性的客位（etic）观察，转入更加主位（emic）的洞察[22]，加上旅游研究中空间意识的加强，人文地理学家有了更多用武之地。可以说，将“相遇”超越“接触场景”提升为融入空间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源自人文地理学家的贡献。
在人文与文化地理学中，相遇被赋予在社会群体差异维度之外，存在空间层面的差异性以及冲突的关系；相遇不仅区分出接触中我者与他者的差异，还关注到主体产生位移而发生的空间交错现象，尤其对边界（boundary）、边疆（frontier）这类特别的空间研究中得到运用[23]。由此，相遇常用于地理学中研究发展问题、文化研究、旅游研究，以及城市发展、更新进程中出现的弱势群体、移民、种族、代际、分层等多样化议题，甚至包括人类与自然种属之间的关系研究[1-3]。当地理学中的相遇理论框架运用到旅游研究中时，产生了旅游相遇这一理论视角。
2 旅游相遇理论流变
旅游相遇理论视角的产生，很大程度源自人文地理学家的贡献，其萌发以欧洲、英联邦学术圈的讨论最为活跃。这与英国现代地理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后殖民主义的反思有关，也与整个西方人文地理学自20世纪70年以来发生的人文主义、后现代转向影响有关[24]。从Crouch最早萌发理论建构尝试至今，旅游相遇的理论建构过程已持续了20余年[25]。
细细梳理这20余年的流变过程，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进，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旅游相遇理论建构基于3 组关系对的厘清：第一组是“消费者（consumer）-行动者（agent）”关系对，即不再将旅游者仅仅视作消费者身份，而是转变为视作旅游活动的行动主体，即行动者视角；第二组是“接触（contact）-相遇（encounter）”关系对，厘清了相遇是一种特殊的、有独特意涵指向的接触；第三组是“二元对立-多元协商”关系对，意识到旅游相遇是一个充满变数、多元协商（negotiation）的实践过程，突破了传统旅游研究中诸多的二元对立论的影响。
2.1 旅游相遇理论建构
以上这3 组关系对的厘清，以及对关系对中后者的倾向与认可，体现了旅游相遇理论对旅游视作经济现象的反思，提出旅游作为一种活动实践（practice），更是一种政治、文化与社会现象；反映出旅游主体的身体转向，以及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视角转向后现代日常视角之变迁；亦可见西方人文、文化地理学各发展时期盛行的理论、思潮和观点的烙印。通过这3 组关系对的阐释，理解更广阔的经验参照中理论建构之过程，乃至发掘其未尽之意。
旅游相遇理论反对将旅游狭隘化为经济产业，摒弃“旅游产业取向”中的“生产-消费”二元论[2]，而将其视作旅游者作为旅游实践主体在社会空间移动的社会行动。“消费者-行动者”这组关系对，挑战了旅游者的唯“消费者”身份，确立旅游者的“行动者”身份，从而实现了理论建构中围绕“行动者”主体展开的实践和身体转向。
英国文化地理学家Crouch 和瑞典人文地理学家Aronsson 和Wahlström 共同提出“旅游者相遇”（tourist encounters）概念，首次明确了旅游者的“行动者”身份视角。在他们看来，“相遇”不只是场景表述，还表达了“……旅游者在身体所处的空间中能够感知到的复杂含义的旅游实践，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表 达 性（expressivity）和 诗 性（poetics）。”并且认可后现代旅游与休闲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都是主体经历社会空间位移而发生的相遇实践。进而追溯了旅游者相遇的两个理论来源：一是瑞典传统的时间地理学，以揭示旅游者与空间的关系；二是行动者理论，强调旅游者“行动者”身份、主体性和旅游实践的具身性（embodied practices）[26]。“旅游者相遇”概念重视旅游者主体性，突破旅游产业分析的桎梏，反映了彼时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身体转向，体现了二战后欧洲流行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布迪厄的实践理论[27-28]和非表征地理学理论的给养[29-30]。
Crouch等主张的旅游者主体性，体现在强调旅游乃是旅游者的建构。旅游者的行动引发了人与人（群体）、人与空间、人与文化乃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旅游相遇”；旅游主体通过展演（performance）和表达（expressivity）等具身性实践与相遇对象互动，再现了旅游者原生文化和个体身份[26]。在旅游者个人身份表达上，Huberman 的研究有类似阐述。他认为，现代旅游者越来越重视个体的独特性，并期待被认同；旅游者环游世界不一定是追寻他者的本真性，相反，可能是通过亲密的接触获得他者的承认，旅游行动实际上是旅游者通过外在的旅游相遇达成与自我的相遇[31]。
旅游者实践的主体性还体现在旅游相遇中对旅游者身体的细致关注，包括了情绪、认知与情感等层面的具身（embodiment）实践。因此，旅游者相遇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还可以是诗意的、浪漫的，甚至还可以作为情感的宣泄，使旅游者离开惯常生活的压抑，真正参与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遇过程中，并揭露出深层的情感[26]。Gibson也提出，旅游相遇是即时的、具身化的、具有地理意义的，每个人都以各自丰富的方式在旅行中去体验相遇。多感官的体验能够使旅游者获得更为强烈的情感反应，相遇以情感化、具象化的方式被体验[2]，形成了旅游相遇中的情绪性[32]。比如，房车旅游中旅游者享受清静无为的生活，能从中感受到轻松愉悦[33]；在野生动物旅游中，大自然与生物多样性带给旅游者惊奇之感、敬畏之情，超乎言语的感受激发了超越相遇初衷的幸福感、精神满足和心理健康[34]。旅游玩乐激起旅游者种种情绪反应，从多个维度建立起亲密接触关系，拉近身体与世界的距离；相遇空间的新奇感释放旅游者的孩童本能，放任旅游者想象的自由，从而找回存在主义的自我（existentialist ego）。相遇过程的愉悦、奇幻、生机本身也富有意义[7]，使旅游活动变得有价值。当然，相遇过程中的过分情绪化也会有负面影响，可能导致旅游情境中旅游者行为的失格。比如Edensor 指出，在出乎意料的相遇核心时刻，过量的感官体验和情绪载荷可能使旅游者忘乎所以，难以自控[35]。
Wilson 进一步阐述相遇中的具身性实践。她认为世界因被身体感知而存在，相遇是身体感知到快乐、恐惧、焦虑而进入的一种难以名状的、又赋予希望的入魅（enchantment）状态。入魅是一种在身心尚未充分准备时，因主体间的相遇而发生的、与身体有关的、意料之外的情绪与感觉，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感官体验[7]。情绪通过感官而引发，从而有了声景[36]、味觉[37]、嗅觉[38]和触觉[39-40]的多维感官研究。Wilson和Gibson都认为，旅游中人们正是通过身体及感官来理解旅游相遇中的“差异”（difference）是如何存在、如何展演并参与相遇之中[2,7]。
旅游者主体的身体实践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生成并互动，旅游实践是一种社会行动，具身性的旅游相遇亦具有社会性。Crouch 等从理论源头上追溯到知觉现象学的创始人梅洛·庞蒂的哲学层面，指出对于多感官性的研究，要放入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千万不能孤立个体与感官，从而忽视旅游相遇的社会性[26,41]。此外，由于科学技术在旅游者身体尤其是感官体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摄影、交通工具、互联网等物质文化（artifacts）的研究在相遇研究中不容忽视[42]。物质研究，因此成为旅游相遇理论视角下的重要研究内容，这一点在后文中有更详细的阐释。
长久以来，相遇理论的使用场景是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学者们在特定的语境下使用着相遇理论视角，从表面上看，这些语境显得分散而多样化：人类学家在殖民地、异文化场景之中使用“相遇”[13]；人文地理学家在城市少数及弱势群体的空间分析中运用“相遇”[1]；旅游研究者在土著旅游[43]、贫民窟旅游[44]、志愿者旅游[17-18,45]、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入境旅游[46-47]，甚至是旅游软件开发的人机界面研究中运用“相遇”[48]。
那么，既有研究默认了怎样的“相遇”场景？换句话说，“非相遇”是怎样的场景？英国年轻的文化地理学家Wilson近年的系列研究[3,7,49-51]，厘清了旅游相遇理论的适用场景与范围，从“接触-相遇”这一组关系对入手，通过相遇场景的外延直指相遇的本质。
近些年，Wilson 一直致力于都市文化地理学领域中相遇理论建构及应用，她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考察相遇视角下的都市内部社会差异及其变化[49]、城市政治审美背后的文化建构[50]，以及城市中有组织的相遇[51]等。在Gibson等学者的影响下[2]，Wilson从都市相遇场景，推进并反思南北旅游相遇、人与生物相遇理论场景[7]。她是首个突破“相遇”默会语境寻求相遇理论系统化应用场景的学者。Wilson追溯了相遇的词源，并对当代文化地理学的相遇研究进行综述，指出相遇是基于差异（difference）的一种独特的接触（contact）类型[7]452。相遇的理论场景从本质上来说是关于差异的研究，核心是理解社会差异（social distinctions）的具身性本质以及身份与归属的权变（contingency）。因此，“接触-相遇”关系对，可以解读为“接触-差异性接触”的关系。Wilson将相遇定义为“差异性接触”，与encounter词源本意包含“冲突”是一致的，“差异”一词包含了“冲突”之外更多异质性的可能。
首先，差异是相遇的前提与本质。接触对象及背后文化是否具有差异性明确了“相遇”与“非相遇”的核心区别。相遇作为差异性接触，表明相遇对象的多元化——相遇也因此从人与人的相遇，拓展到人与物质的相遇[52]，甚至人与超越人类的相遇[53]。
其次，相遇不是静止的接触场景，而是一个生发、创造，乃至产生新差异的过程。因此，理解相遇中差异存在和变化机制，成为相遇理论的核心内容。这就是Wilson 所谓的“相遇与差异互为因果”——相遇因为差异的接触而产生，但是差异不会在相遇中静止与固化，而是因为存在差异的接触引发新的差异变化[7]。朱竑等认同相遇“能够带来启迪以及新的智慧，当然期间也是一个充满风险、胁迫和不平等权利关系的在场，却同时也是即兴创作和交流互动的在场”[6]。相遇与差异互为因果还表现在空间差异之中。相遇过程与大大小小的空间有关，大到国界、疆域、边缘、边疆的空间[23]，小到身体的边界，都可以通过相遇视角来重新思考边界空间的生成、协商过程。比如Power 对悉尼郊外人与动物相遇的研究，表明了相遇过程中不只是隔离人与自然的建筑等物理边界被打破，更在于人与自然差异在概念和符号的意义都被打破了[54]。因此，相遇不仅容易被运用于边界有关的研究中，相遇本身也在边界的制造与消解之中起着核心作用。
第三，关系差异点明了相遇主体的能动性。Wilson提醒我们，如果只是把有差异的东西扔在一起（thrown togetherness），这不是相遇，相遇过程中会发生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互动从而产生新的差异[51]。关注相遇的过程，有利于我们对相遇主体的多样化与关系保持敏感。当相遇超越具体身份时，会要求我们关注身份的权变、归属与权力，去注意社会态度、话语等是如何塑造和限制它们[55]。如来自发达地区的富裕游客在发展中地区与贫困群体面对面的相遇过程[19]，又如朱竑和钱俊希的研究中对于“Tibetanness”的协商[56]，也有学者研究本地人的归属权感[57]。即使在人与超越人类（more-thanhuman）关系研究中，也要注意相遇主体的关系。比如康复景观（therapeutic landscapes）的研究表明，恰恰是身体与荒野的关系对人类产生了治愈作用，而不是景观本身[58]。
“接触-相遇”这一组关系对的梳理，对于旅游相遇的理论建构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帮助我们理解了“旅游相遇”是相遇理论在具有差异性的旅游接触情境下的运用，突破了以往的默会语境，不仅帮助我们建立旅游相遇与文化地理学中其他相遇场景的理论联结，更为旅游相遇理论的应用场景与范围作出特定区分。
早期旅游研究建构了诸多二元分析框架，如“惯常居住地-旅游目的地”和“熟悉-新奇”二元对立，常被运用于解释旅游者离开惯常（ordinary）居住地，前往旅游目的地寻求新奇感（extraordinary）之旅游动机。后现代主义思潮激发旅游研究的新转向，尤其是对“二元论”框架的反思、挑战和批判。近年来，旅游地理中讨论颇为热闹的近程旅游（proximity tourism）就试图挑战“熟悉的惯常居住地-新奇的远距离目的地”的二元对立[59]。Cohen 和Cohen 提出，旅游社会学已经从集中讨论“本真性-非本真”“旅游者凝视-凝视对象”以及“主-客”关系为代表的诸多二元论，转向讨论移动范式（mobilities paradigm）、展 演 路 径（performativity approach）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等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60]，在此基础上又撰文讨论了近年来旅游社会学的前沿讨论出现的情绪、感官体验、物质、性别研究等多元方向[22]。
相遇理论在旅游研究范式转移中占有重要位置。上文已述，旅游相遇理论的建构过程首先基于文化转向下对将旅游者视为消费者身份的反思，摒弃“生产-消费”二元对立的旅游产业视角[2]，从旅游者的“行动者”身份出发，以更好地理解旅游相遇场景下的矛盾对立、纠葛、权力瞬间的延伸[8]。
此外，旅游相遇理论的建构还经历了对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两个先遣理论所隐含“二元论”批判、反思的过程。这两个先遣理论即旅游者凝视、旅游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思想。这一建构过程主要体现在Gibson 的研究中[2]。Gibson 基于伦理本质论（ethical essentialism）审视了旅游地理两大热门领域—伦理旅游、具身旅游研究，他认为在这两个热门研究领域，旅游相遇理论视角能提供比旅游者凝视、旅游的新殖民主义批判视角更大的应用空间、更好的解释力。在Gibson 看来，单纯的“旅游者凝视”理论隐含了旅游者与被凝视对象的二元对立划分，忽视了互动和协商的过程，与旅游者的实际体验不完全吻合。即使有不少学者提出过反向凝视、双向凝视的修正[4,61-62]，但是依然是基于二元对立基础之上。旅游相遇的过程中有很多不平等关系是视觉所难察觉到的，不平等的关系会被舞台化的工作场景所掩饰。比如在文化旅游中，文化交换在情境中逐步展开，是相遇主体在过程中协商的结果[63]，旅游者与被凝视对象的二元对立划分，显然过于片面与简单化。此外，旅游对地方的商品化，对旅游者流向的引导，实际上也控制了旅游者的凝视对象。旅游在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并不能随意观看，往往只能看到被允许观看的部分，其背后受到旅游存在被商品化以及利润来源的约束和规制[64]。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近代历史上都有过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的历史。在后殖民时代，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旅游，也就是Wilson所谓的南北旅游相遇场景，往往带有殖民时代的历史痕迹[7]。20世纪80年代，将旅游视为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思想曾经盛行，这一思想基于全球“核心-边缘”二元论的反思，对当时的国际旅游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比如国际游客的主流是从核心国指向边缘国，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旅游被解释成核心国对边缘国另一种殖民方式[65]。Wilson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历史影响在当代仍未完全消退，继续影响着全球政治的塑造、地理想象以及身体相遇，但是，当今西方人与发展中国家的相遇，不再是宗主国国民与殖民地的相遇，而是通过旅游这一形式将西方旅游者的身体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地相联系[7]。这种情况下，旅游背后的权力关系的解释不再适用“边缘-核心”二元框架，需要重视协商的过程，以及更多维的考量。
Gibson 认为，如果将“旅游凝视”叠加上“新殖民主义”，容易导致将发展中国家的旅游构想为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这种观点缺少了旅游相遇视角能够给予的主体间互动和协商的关注[2]。如在贫民窟旅游的相遇提供了超越经济、社会边界的可能[66]，又如旅游相遇中从旅游地居民主体性视角去挑战游客的特权[67]，就都跳脱了单向凝视、后殖民主义的框架。人类学家King 将相遇理论在亚洲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性提到了相当的高度，认为旅游相遇视角是研究东南亚旅游的基础理论框架[68]。
对于旅游相遇背后权力的重新解读，除了Gibson和Wilson提出关注相遇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商，关注相遇过程中新的权力和力量的生成之外[2,7]，Gillen 和Mostafanezhad 还提出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扩充旅游相遇理论对权力的分析[69]。他们的核心观点认为，旅游相遇由当地居民与旅游者共同建构，是一种基于地方的、多层次的、地缘政治的体验。旅游相遇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的集合体。其通过分析3 种常见的旅游相遇类型：时间的相遇（遗产旅游为例）、身体的相遇（志愿者旅游为例）、身份的相遇（海峡两岸旅游为例），为我们展示了旅游在地缘政治话语与实践维度之中展现出来的重要意义，揭示了旅游相遇背后的地缘政治驱动与运用。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二元论-协商论”这组关系对的讨论，看到旅游相遇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对旅游者凝视理论背后“旅游者-被凝视对象”、旅游作为新殖民主义批判思想所基于的“核心-边缘”论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强调了旅游相遇场景中的互动协商过程，并需要考虑旅游相遇背后地缘政治的驱动与操纵。
2.2 旅游相遇理论内涵
目前，对于“旅游相遇”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然而从上文的理论建构过程的梳理中，可以得出其理论内涵与应用场景。旅游相遇，是指旅游者与差异性对象发生接触，以旅游者身体为媒介、在最小至身体尺度的空间单位中进行的旅游实践。旅游相遇理论分析视角，注重考察相遇主体的互动过程，探究主体之间因差异存在而进行协商的机理，强调旅游者在相遇空间中生发的变化、创新机制，并生成日常知识的过程。旅游相遇理论虽然尚在建构之中，但是已经逐渐形成一套针对接触性差异场景及其背后权力与关系分析的解释系统，使其在本体论上形成独特的理论视角。
图1展示了旅游相遇理论及内涵框架。由上文理论建构过程，梳理出旅游相遇理论四大要素：旅游者、相遇对象、空间与知识。前文中“消费者-行动者”关系对的阐释，对“旅游者”要素的本质进行了说明：“旅游者”是旅游实践的起点，是旅游实践这一社会行动的“行动者”；旅游相遇是基于旅游者出发的研究，旅游者的“行动者”身份是旅游相遇理论视角的基点。此外，“接触-相遇”关系对的阐释，厘清了“旅游者”与“相遇对象”两大要素之间的关系，两者是存在“差异”的接触主体，相遇对象是多元化的，接触空间也是多元性的。“差异”与相遇互为因果，旅游相遇引起了具有“差异性”主体之间的协商式互动，形成一个交流、创造的场域，并生成新的知识。下文就“空间”与“知识”两大要素，以及相遇对象的多元化继续展开，做以下3点补充。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ourism encounters
2.2.1 相遇对象多元化
旅游相遇理论场景中，与旅游者接触的对象呈现多元化特点。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旅游相遇的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人类直接相关，一类与除了人之外的自然、超越人类的事物相关。相遇对象的多元化，与近些年来人文、文化地理学中超越人类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的进展有关[70-71]，也与相遇对象背后隐含的差异有关。
与人类自身相关的，包括人与人（游客与游客、游客与旅游从业人员、游客与当地居民等）的相遇[47,72]、人与物质文化（游客与旅游吸引物、游客与交通工具、游客与旅游商品等）的相遇[34,73]；后者的物质文化，包括艺术、科学技术的发展等一切由人类参与创造、改造的物质（materials），诸如互联网、交通工具等。这些物质不仅是相遇的主体，还深刻地影响了旅游相遇中的体验，从而引发了旅游相遇中物质研究的流行。“超越人类”范畴的事物包括人与自然地景（游客与风景、游客与自然）的相遇，以及人与灵长类动物、其他类属动植物等生物的相遇[33,74-75]。
以往的研究，或偏重于将旅游者作为“消费者”身份进行分析，或者偏重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地关系的单维角度考虑。而旅游相遇理论，将旅游者视为有血有肉的、具有主动性的（agentive）行动主体来看待，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互动对象/客体放入更加广阔的联系之中、更具体而多样的场景之中理解。如Crouch等非常强调旅游者的主体实践，认为旅游者与丰富的、多样化的人与物发生相遇，相遇对象之间存在持续互动，不断产生相互关系，在身体层面和社会层面上被解读，并制造出认知、意义与诗性[26]。Gibson 则认为，旅游中不仅存在与其他地方、风景、群体、景点、天气的相遇，最关键的是相遇本身被整合入符号经济中成为旅游商品化的关键要素[2]521。
空间是地理学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由人文、文化地理学家为主做出贡献的旅游相遇理论，“空间”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要素。
旅游相遇是旅游者经由空间（space）而建构。目前的地理学研究分析了3 种空间类型：第一类是客观存在的空间，可以被人体占据、经历的空间。身体是最小空间单位，通过身体的实践去体验旅游相遇与空间的关系，这一类空间有着时间地理学的传统。第二类是隐喻的（metaphorical）、想象的（imaginative）空间，或曰地方（place），是旅游相遇理论最为重视的空间[25]。第三类是现代虚拟技术催生的虚拟空间。旅游相遇存在于虚拟技术之中，类似的研究集中在人机界面的接触，以及旅游在线产品的设计研究之中[48]。
隐喻的空间体现了人作为主体对客观空间的感知，并由此生成空间对主体的象征意义。对隐喻空间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La Poétique de l'Espace）中关于空间是人类意识之居所的观念[76]，之后人本主义地理学中对“地方”概念的阐述，更清晰地表达了空间的隐喻含义[77-78]。因此，对隐喻空间的定义取决于不同主体所拥有的个体知识与文化归属。在这个意义上，“旅游者以空间作为媒介，与自己原本归属的世界、旅游符号和情境进行协商，并因此可能建构她/他自己独特的意义”[26]2。
隐喻的空间在旅游相遇中具有重要的意义。Crouch 强调，空间带有强烈的主体文化特征，他重视旅游者相遇所在的隐喻空间，强调隐喻空间在塑造旅游者的愉悦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的背后隐含着不同主体的文化碰撞的结果[25]。旅游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工业化社会直接赋予的符号体系，而是籍由自身对不同文化的独立解读，从而产生了自己的意义。除了旅游者外，旅游目的地及其居民也在旅游相遇空间表达自己的身份（identity）。比如Senft 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特罗布里安群岛（Trobriand Islands）的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在向旅游者表演时保护了本民族的文化身份[79]。
此外，Gillen 和Mostafanezhad 还认为，旅游相遇空间是地缘政治的空间，这也是具有隐喻意义的空间[69]。他们用简单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位在越南岘港高端度假村的游泳池旁休息的中国游客，一边吸着椰青，一边自言自语：“中国对越南的帮助那么大，怎么还来反对我们呢？”这是中越在南海领海冲突背景下，一位普通中国游客的说法，竟与国家的外交辞令一致。因此，他们认为即使是最日常的旅游相遇场景，也都是地缘政治地理学的日常实践，不能脱离彼时历史、社会与政治文化背景。
“知识”是旅游相遇理论的第四大要素，也是旅游相遇深层次的意义所在——旅游相遇是旅游者日常旅行实践中的知识生成。如上文所述，旅游相遇是旅游者以身体作为媒介，以身体作为最小空间单位的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常人地理学（lay geography）知识的过程。
以身体为媒介进行的旅游实践，一方面旅游体验与身体感知密不可分，存在具身性。旅游相遇是运用五感进行身体感知的过程。通过味觉，我们更容易理解食物构建地方性的重要性；在街头、集市、街景等非正式的旅游场所，旅游者通过身体沉浸，张开嗅觉、听觉、视觉、触觉去感受异地风情的气息、色相、声景与氛围。无论是节日游行，还是夜店、酒吧，综合感官激发身体和情感的回应，鼓励人们去互动与交往。这种情况下，旅游的相遇是即时的，是诗性的、心随身动而无需深思熟虑的[2]。旅游者籍由空间作为媒介与自己原本所在的世界相遇，以具身化的方式参与到空间物质文化的意义生成之中[26]。从非表征地理学角度而言，主体是通过身体实践来产生常人地理学的过程，从而生成知识。
另外一方面，旅游相遇发生于旅游者通过身体在可感知空间里的实践与展演[25]，空间由旅游者来建构和表达，成为知识生产的媒介。旅游既是旅游者与空间的相遇，相遇本身也在空间中产生。旅游者以身体这一最小空间单位为媒介，使旅游相遇的空间富有活力，从而把情感、想象、感观与表达组合在一起。旅游者在寻求对世界和他们所身处的地方意义创造方面拥有的能力，创造的常人知识（lay knowledge）能力，犹如文化与政治地理学家一般[2,69,80]。在实证研究中，Chen 和Chen 对三亚天涯海角、南山景区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旅游者在移动的空间实践中，对景区的地方性知识和意义进行了再塑造，这个知识生产过程体现了旅游者的日常知识在旅游空间移动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持续、复杂和不稳定性的多元权力关系[81]。
旅游相遇理论内涵，阐述了旅游者通过身体的实践，在相遇空间中具身化地体验着差异，并在身体实践的相遇空间中产生了常人地理知识，这些知识可能与身份有关、与文化有关，可能与政治有关。后者如同Gillen和Mostafanezhad阐述，地缘政治知识也能产生于旅游相遇这个层面的微观地理学之中[69]。旅游者产生的知识（doing-knowledge of tourists），已经在旅游研究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82]。
3 旅游相遇理论启发与反思
众所周知，自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旅游研究领域出现过诸如旅游者类型学[83]、主客关系[84]、本真性[85]、旅游者凝视[86]等多种理论视角，主要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而旅游相遇理论视角，主要来自人文、文化地理学中“相遇”理论在旅游场景中的运用，体现了文化转向、空间转向下研究范式、研究话题的转变。
旅游相遇理论视角，摆脱了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之间简单划分的二元论，表现为现代旅游活动构建的流动空间中，人与地、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基于差异而展演出多样化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关系。通过旅游相遇理论建构过程及内涵的考察，可以看到该理论视角本身尚处于不断建构、完善之中，亦可从中发现存在中国学者对该理论建构、深化的贡献空间，以及基于国人作为旅游主体在实证应用上的启发。
3.1 理论启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文化突破了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成为最令人瞩目的焦点议题，由此开启了文化转向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转向[87]。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地理学界也步入文化转向，对于长期被忽略的“他者”的文化价值，给予了关注、同情，并为其所受的来自“主流”文化的歧视、压抑伸张正义[88]。即使在经济地理领域的文献中，也出现了由经济向文化转移的特征[89-90]。
旅游相遇理论，正是地理学中文化转向范式发生后萌发的理论视角。文化转向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旅游不只是基于经济、产业现象的研究范畴，转而重视旅游的文化属性。作为Cultural Turns/Geographical Turns: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Geography的编者之一[91]，Crouch提出“旅游者相遇”，强调旅游者主体的能动性，也是旅游研究拥抱文化转向的有力注脚。无独有偶，在同一时期，旅游研究中一本新的学术刊物——《旅游者研究》诞生，Franklin 和Crang 在发刊词中列陈当时旅游理论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缺乏社会与文化专家的理论贡献，旅游被狭隘化为经济产品、经济行为，将旅游者简单化为理性人等。基于这些问题的反思，他们倡议将新刊物作为文化转向范式下旅游研究交流之新平台[82]。Cohen 和Cohen 总结近年旅游社会学的三大发展趋势时，将旅游视为文化项目（cultural project）开展研究就是其中的一大趋势[22]。
文化转向后的旅游研究视角，强调旅游相遇与历史、政治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密切关联。表面上，旅游相遇研究呈现出政治的与非政治两种研究取向，前者如Gillen和Mostafanezhad提出旅游相遇是地缘政治在旅游中的日常实践，后者如日渐风行的旅游多感官、具身性研究[69]；其实，无论表面上是否与政治相关，终究脱离不了全球化的政治格局、历史与文化的大背景。
大部分的旅游相遇文献研究集中在“南北”国家之间，主要是西方学者考察发达国家游客置身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境，这种社会情境为旅游相遇提供了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现有的旅游相遇研究集中在西方白人学者之中，虽然他们一直倡导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却终究摆脱不了从西方社会观看东方社会的内在立场[68]。Gillen 和Mostafanezhad 认为，美国在二战后的崛起，是20 世纪50 年代发行《丑陋的美国人》一书成为全球性畅销书的政治背景，并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一轮对美国人的批判，与之可进行类比的是当下中国[69]。他们指出，世界各国但凡有旅游专栏的媒体，都会出现中国大陆出境游客的各种不文明行为报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是否反映了21世纪恰恰是中国走向强大、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背景？对中国大陆游客爆炸式负面报道，恰恰反映出西方社会与来自不同政体、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行为方式的中国大陆游客相遇时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性。这个生动类比，提醒着我们在理解旅游相遇这一理论视角时，不能忽略旅游相遇从来不会脱离历史、政治环境与文化差异而存在，文化转向的研究范式是对现实与逻辑的双重尊重和考量。
“主体出场”这一主谓结构用语，生动地描述新文化地理学中地方与认同关系中的主体性，让人倍感生动难忘[92]。新文化地理学土壤中培育的“旅游相遇”理论，也适用“主体出场”来强调对旅游主体的关注。
现代社会中的旅游相遇，已经不能轻易用“后殖民时代新形式”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主体的法律地位已经发生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旅游实践取代了殖民时代开拓式探险，旅游经济补充了资本扩张方式。旅游和其他经济形式不同之处，在于旅游相遇具有主体性。因此，无论是游历还是探险、休闲还是疗愈、自省或者感悟，旅游虽然从一开始就和商业结合，但从来都保持了独立的主体性，从未被全球化洪流中的资本绑架到不可动弹。所以，旅游相遇这种形式，不仅可以超出商业范畴，还可以是政治经济的、普世公益的，也可以是绝对个体性的，甚至是灵性的表现形式。
相遇理论在反思中建构出完整的“旅游实践主体性”框架。前文已述，旅游者很容易被认可为具有主动性的旅游主体；而旅游地居民则经历了从被凝视的客体，到展演的主体，再到反思主体的曲折的主体性认同过程。由此，旅游者与之相遇的对象并不全然外在于旅游者，而是在两者之间持续互动不断产生相互关系，并在身体层面和社会层面上被解读和制造出认知、意义与诗性。旅游相遇将作为主体的旅游者与多元相遇对象，将相遇过程和关系交织在一起，被纳入旅游者的生活之中，影响和改变着旅游者的身体及内心，更新或创造着旅游者的身份认同。旅游者在旅游相遇的过程中不仅是寻觅超脱日常生活之外的他者，也是通过他者来寻找自我，即形成内省与内视（turn inward），从而生成旅游的意义，乃至生活的意义。
旅游“主体出场”，生发了对旅游者身体转向的研究；对旅游者主体性的反思，突破了二元对立，生发了对发展中国家看似被动的旅游地居民的主体协商能动性的关注；旅游相遇系统性地反思了西方中心主义，生发了不同主体进行文化对话的可能，以及对旅游相遇文化意义的深入探讨。
上文提到由于物质在身体感官感受与情绪化中起到重要媒介作用，旅游相遇重视物质研究。这些物质，不仅包含传统的物质形态，更包括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技术变革。
传统的物质研究与遗产旅游相遇紧密相关。通过旅游相遇，诸如博物馆之类的物质实体为地方建构了想象空间，并在旅游相遇过程中不断被旅游者支持、复制和固化[93]。此外，历史遗迹也是构成旅游相遇的物质媒介，承载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因素和社会记忆，具有历史性、政治性和情感性。既表达了旅游目的地的形象特征，也突出了旅游者的诉求。旅游目的地的物质性，一方面体现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存在的差异性[2]，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两者背后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94]。Worden 的研究指出，除了具有主动性的个人以外，以物质性呈现的目的地本身也在进行身份表达，马六甲成为世界遗产是马来西亚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历史建构的结果，在承担旅游职能的同时，也强调了马来人的身份特性[95]。
相遇实践中的物质文明还体现在现代科学技术对旅游形式的推进，进而对旅游相遇产生重大影响。划时代的科学技术发明，比如照相机、火车、汽车等介入旅游者的相遇过程，使得旅游具身性体验超越了肉体体验，发明物延展了身体的可能性、扩充了体验的丰富性，使得旅游主体与相遇空间建立更多样的交流。Crouch 等探讨了摄影技术对旅游者感官体验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摄影介入了旅游者体验的生成过程，通过设置边界、放大细节或者加入摄影师、陌生人等角色体验等方式，建构特殊的旅游者的世界；另一方面，照片超越了感官体验的即时性而涵盖了未来回味的可能。再比如，交通工具通过速度和移动能力影响了旅游者的感官体验，同时创造了特殊的空间，使得特别的相遇能够发生[42]。其他一些微小的科学技术进步，例如步行靴，也使得旅游者与自然相遇的方式发生了改变[96]。
目前，国内旅游研究中除了传统的遗产旅游之外，直接围绕着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的研究非常少，旅游相遇理论下对物质研究的重视，可为今后的研究开启新领域。
3.2 理论反思
自Urry 提出旅游者凝视之后[86]，该理论便成为旅游社会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在国内也历经了反复介绍与实证运用[61-62,97-98]。而从凝视转向对相遇的关注，反映了人文、文化地理学家对旅游者体验以及旅游意义的新一轮反思。
首先，凝视与相遇的哲学基础不同。旅游者凝视，源于福柯关于临床医学的“凝视”启发；而相遇的理论内涵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哲学的转变。福柯认为，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已被纳入广泛的社会管理之中，每个人的微观生活都受到权力的监控与规训[99]。米歇尔·德·赛托继承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抵抗权力[100]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文化特性[101]等思想，考察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会通过各自多样的“实践者战术”（tactics）来消解权力的规训与控制[102]。日常生活哲学的转变，赋予普通游客在日常旅游实践中能动性，他们不会全然被动地接受差异性相遇，而会在相遇空间中发挥主体性智慧，并产生独立的常人地理学知识[103]。
其次，旅游者凝视强调视觉的先导作用，而旅游相遇重视旅游者多感官的具身体验。Gibson 指出，近些年多感官相遇（sensory encounters）研究成果丰硕，充分说明触觉、味觉、听觉等多感官体验并行的充满情感的（affective）具身性旅游体验[2]，揭示了凝视作为单一视觉体验已囊括不了旅游相遇的复杂性和物质性。《旅游者凝视》一书早在第二版时，就已吸收了多感官体验的研究成果，承认旅游中不只是视觉的单一参与，只是坚持视觉在诸感官的组织作用[104]。就设身处地的旅游体验而言，当旅游者进入异文化的场景之中，来自身体、五感的全方位、全身心的差异性旅游体验，的确比单一视觉更有说服力，而这个领域正是强调具身性的旅游相遇理论视角之所长。
旅游相遇理论的建构，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反思，基于后现代主义转向下去中心化的差异性主体协商，为中国学者参与理论建构带来了机遇。
这个机遇首先来自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引发了国际旅游流向的新变化。西方的旅游研究者也早已注意到了东方旅游经济崛起，以及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游客反向流动的趋势。Hendry 把东方国家出现大量有关“西方”的猎奇性主题公园的现象称作是“东方的回击”（the orient strikes back）[105]。当下，“东方的回击”最好例证莫过于中国的经济和旅游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短短40年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腾飞的带动下，中国自2013年开始位居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的地位[106]。Urry 和Larsen 特别提到了中国大陆出境游客的爆发，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曾经被西方游客到访和消费的“东方”国家已经出现大批中产阶级，他们渴望前往参访那些定义了全球文化的西方[107]。Cohen和Cohen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新兴客源地（emerging world regions）游客进行大量国内、区域以及国际长途旅游的情况，倡议用社会学的流动性范式（mobilities approach/paradigm）进行对比研究[108-109]。可见，传统上描述西方游客到达发展中国家的旅游相遇理论，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以“局内人”身份基于东方游客经验进行理论的深化与补充。
“单面向地向西方知识体系倾斜‘认同’的‘国际化’，是一种对历史-文化质性的失忆症表现，更是因长期历史创伤而掏空了自信心之文化自卑情结的自然反应”[110]84，这种情况在中国旅游实践与旅游研究中也长期存在，需要有一个从文化矮化慢慢走向文化自信的过程。旅游相遇理论视角下，东方的、中国的旅游者日常实践的空间生产，与西方旅游者主体的旅游相遇空间不同，也会产生不一样的知识。我们所讨论的不再是西方人凝视东方人的过程，而是中国旅游者主体在相遇空间的感受、关系、知识、情感和价值的建构，由来自东方的中国游客在全球进行旅游实践而产生的文化碰撞，以及在相遇空间进行知识生产的过程。本文认为，旅游相遇理论在中国语境的应用，至少有以下场景：
首先，相遇对象的多元化这一视野将极大扩展旅游研究的内容丰度。国内自然教育、国家公园与户外游憩的发展，为人与景观、动物与植物之间“超越人类”的旅游相遇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机会。
其次，旅游相遇理论中对于游客与相遇对象的主体性重视，对于相遇空间中关系的重视，更有利于理解后现代多元化的旅游体验，比如游客与当地人之间发生的性关系研究；更有利于理解趋向多样化的旅游者群体及旅游形式，比如在贫民窟旅游、志愿者旅游、背包客旅游、城市步行旅游等。
第三，旅游相遇理论在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研究中有很大的应用空间。西方学界应用旅游相遇理论的案例地通常是亚非拉的前殖民地国家，很多研究集中在东南亚邻邦。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反向运用案例地，跟随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步伐，研究的旅游目的地既可以包括“一带一路”传统上有联系的国家，也包括曾是近代的侵略者、现代的“现代化”“国际化”模仿对象——西方世界。
第四，旅游相遇理论启发我们要重视技术与物质在旅游体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带来的旅游日常空间生产。
总之，本文通过系统介绍“相遇”在旅游研究中的流变过程，从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的“相遇场景”转向人文、文化地理学中“旅游相遇”理论视角，并梳理了人文地理视角下“旅游相遇”理论建构及内涵，旨在将该理论视角引入国内中文的研究语境中，希冀中国学者以“局内人”的身份，为该理论贡献特有的地方经验及知识。
本文还有一些局限性：诸如旅游相遇本身就是多学科融合的产物，由于本文着眼点在于强调地理学家将人文地理学中的相遇理论引入旅游研究，这一流派与人类学中的主客关系、社会学中以戈夫曼为代表、符号互动论框架下的“相遇”，在理论来源、分析视角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因篇幅所限，对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对该理论的贡献介绍略简。又如在理论建构部分的阐述中，仅限于梳理对旅游相遇理论构建有重大推动的学者及研究，并未对人文地理学中全球化研究、批判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内部流派的各自贡献进行阐述。此外，由于旅游研究中的学科融合趋势还在持续，因此，基于交叉学科的旅游相遇理论本身也尚在建构之中，有待更多后续研究的补充。
致谢：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而启发的学术灵感，感谢《旅游学刊》编辑团队对理论文章的鼓励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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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 Perspective for Tourism Encounters
ZHANG Xinmei1,CHEN Yun2,XIAO Jiaying1
(1.Tourism Depart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2.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5-0022-15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5.008
引用格式：张歆梅, 陈赟, 肖嘉颖. 旅游相遇：理论流变、启发与反思[J]. 旅游学刊, 2020, 35(5)：22-36. [ZHANG Xinmei, CHEN Yun, XIAO Jiaying.Towards a perspective for tourism encounters[J].Tourism Tribune,2020,35(5)：22-36.]
［收稿日期］2019-07-01；
［修订日期］2019-12-02
［作者简介］张歆梅（1976—），女，浙江衢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zhangxinmei@fudan.edu.cn；陈赟（1976—），女，广东五华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E-mail：chenyunecnu@126.com；肖嘉颖（1997—），女，江苏江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经济，E-mail：yana_jiaying@outlook.com。
[责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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