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李志勇等：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李志勇，阎珺琪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引言
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是当今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19年末，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8.1%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1/t20200119_1723767.html（2020年1月19日发布）.，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而其中参与旅游活动的老年人数量比例也在逐年攀升，银发旅游已发展为一个新兴旅游市场并广受欢迎。携程与去哪儿等平台及部分旅行社都纷纷推出了针对老年人的旅游产品与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旅游产品的购买者实际上大多数是成年子女，而非老年人自己，送父母外出旅游正成为中国成年子女孝顺父母、赡养父母、报答养育之恩的一种流行方式[1]。
从古至今，长幼有序、孝顺父母一直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家庭伦理主线[2]，“尊老”是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理念，“养老”是子女们乃至整个社会的义务与责任[3]。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通常认为赡养父母，为父母提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都是应尽的义务[4]。随着近年来中国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子女对父母的支持方式也从基本的物质支持变为更加关注父母的精神生活。旅游作为老年人丰富精神世界、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式，由此成为了子女们愿意支持父母参与的热门活动[5]，子女也将此视为加强与父母之间的联系，表达孝心，弥补与父母相处时间不足的途径[1]。
然而，在针对银发市场的旅游学研究中，子女对父母出游的支持现象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子女基于何种原因支持父母出游？子女支持父母出游是一个怎样的互动过程？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对其家庭产生了哪些功能和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上述问题仍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此，本研究拟运用扎根理论，以访谈数据为依据对我国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进行实证探究，从而深入解读子女支持父母出游及双方互动行为对老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以及对老年人幸福感提升、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起到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老年旅游发展趋势的研究
21世纪初，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6]，人口结构的变化构成了长期影响旅游需求的关键外部因素[7]。老年人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银发旅游市场的发展。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相较其他年龄段的人普遍拥有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多的休闲时间以及更强烈的旅行欲望，他们在休闲活动上的消费已经超过了其他年龄段的人[8-10]，故老年群体在旅游研究与旅游相关组织中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11]。许多研究显示，旅游以及休闲度假对老年人的健康有显著益处，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6，12-13]。“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正成为老年群体的一个新特征，旅游活动已成为老年人增进身心健康的重要方式之一[6，14]，但目前很少有研究从老年人家庭和代际间互动的视角探讨家庭成员间的行为机制、行动功能和家庭旅游的收益[15]。
1.2 关于老年旅游与社会支持的研究
根据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理论，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通常来自家庭、朋友以及同事，其表现有信息的及时反馈与交流、行动上的支撑、倾听和鼓励等[16-17]。社会支持对于缓解个人压力、推动人们出行起着重要作用[18]。随着中国步入老龄社会，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充分获取社会支持是十分必要的。研究表明，大部分老年人感到孤独是因为社交网络萎缩，社交互动频率下降，社会支持度下降[19]，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20]。来自家庭的支持，是众多社会支持类型中最有力也是最不可或缺的[21]。家庭关系越紧密、成员相互依赖度越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越高[14，22-23]。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可以使得家庭和睦，亲子关系趋于和谐，家庭的共同利益也能得以很好地维护[24]，更会增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25]。而旅游则是家人（尤其是子女）支持老年人实现幸福和高品质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15]。
家庭旅行的决策过程非常复杂，常会受到个体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26]。有文献表明，休闲和旅游活动对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十分必要[8]，但是他们在参与这些活动时往往受到各种来自生理、心理的限制或障碍[8，27]，例如年龄、退休状态、健康状况等，这与休闲约束的感知变化直接相关[8，28]。而在这些限制与障碍中，缺乏陪伴是老年人出游的一个关键限制因素[8，29]。来自子女、伴侣或其他近亲的陪伴，可以让老年人在旅行中获得满足感[28]。人际关系范畴的约束，例如家庭冲突，被认为是老年人在做旅行决策时最关心的问题[8]。因此，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支持对于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至关重要，而社会支持中的家庭支持常常是老年人出游的主要动力之一[1-2]。
然而，运用社会支持理论的现有旅游研究中，大多聚焦于社会组织内或群体间的支持作用，以及社会支持接受者的主观幸福感，对社会支持的提供者和家庭中的互动行为却很少关注。同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和互动论的文献在银发旅游研究中也鲜有出现。因此，探讨成年子女对父母出游的支持行为，将有益于丰富家庭旅游研究的知识体系，并深入了解我国快速发展的银发旅游不断更新变化的市场特征和消费现象，进而更积极、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策略调整和产品创新实践。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半结构式的个体深度访谈。深度访谈灵活多变的模式可以更好地关注受访者的反应以及鼓励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自由流畅与开放对话[30-31]。访谈者为第二作者本人，有以下两个原因：（1）受访者都以普通话为母语，因此研究者本人与受访者进行对话时不存在语言障碍；（2）第二作者（28岁）有多次支持自己父母出游的经历，使自身对该研究话题产生了“局内人”（insider）[31]的主位角色，这有利于在访谈过程中与受访者建立互信关系并分享同情共感，受访者也会更容易将第二作者视为“自己人”，从而分享更多、更深层次的真实想法与亲历故事。
Tab.1 Demographic profile of interviewees(N=31)
为保证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用了滚雪球抽样结合目的抽样的方式收据数据；首先选中的10个受访者与作者有着直接联系，为同学、朋友、亲戚等关系，且互不认识；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访谈内容信息之后，各自推荐其家庭成员、朋友或同事1～2人为被访的候选人。考虑到滚雪球抽样法中信息提供者可能是同一类人，观点可能相似或相近[31]，研究者按照目的性抽样原则，在对候选人的个人信息事先了解的情况下，剔除了背景及所处群体相似的候选者，以纠正样本的同源偏差，最终选取了其中11名受访者参与后续访谈。在本研究中，子女的经济能力被考虑在内，18岁以上的子女被认为有能力工作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因此受访者的年龄被定在18 岁（包括18 岁）以上。在样本选取过程当中，不同年龄、性别、学历、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家庭类型的受访者被有目的地进行了招募，尽可能使样本具有研究代表性。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共有21 名合格的受访者参与其中。2020 年8 月本研究在专家的建议下又招募了10人进行了补充调研，这10 名受访者互不相熟，且个人背景及所处群体各异，用以涵盖受访者更丰富的年龄组和家庭结构类型。按照共识性质化分析的要求[31]，个体受访的平均时间为39分钟，其中最短的23分钟，最长的95分钟。所有访谈内容在经受访者同意后由录音设备记录下来，之后逐字转录为文本。总共31位访谈对象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详见表1。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扎根理论作为方法指导。这一质性研究方法最先由美国社会学家Glaser 和Strauss 于1967 年提出[32]。扎根理论通过对系统收集的质性数据进行分析，以提炼、抽象出反映社会现象的概念，并从这些概念之间发现逻辑，从而衍生出相关理论[33-34]。与量化方法相比，扎根理论具有灵活性、适应性、深度和实现性等特点[35]，并且能避免在实证研究中，因为经验性观念或预设性理论模式造成的对所用资料和所得结论范围的“程式化”限制[36]。
扎根理论的分析过程主要分为3个步骤：第一，分析收集到的原始资料并将其初步概念化；第二，在初步概念化的基础上再次概念化，并进一步抽象化；第三，将上一步得到的概念进一步抽象、归纳、提炼，梳理出主范畴，并从中甄别出核心范畴。
本研究借助NVivo 11.0 软件进行编码分析，遵循扎根理论的主要分析过程，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以及选择式编码来探究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
2.3 数据饱和度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三重编码是否达到“数据饱和度”（data saturation），以找到扎根理论中的“编码溢出”边界[31]，研究团队在31份访谈材料的基础上，继续选择3组深度访谈作为饱和检验的资料来源并进行编码，提取新的概念和范畴。结果显示，连续3组访谈后仍然提取不到新的概念，也没有新的范畴产生，因此可以认为各项范畴编码已趋于完善，在理论上达到了质性研究中的数据饱和状态。
3 基于扎根理论的数据分析
3.1 开放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笔者对质性材料逐句、逐段进行了初步概念化。本研究在开放式编码中按照“定义现象-发展概念-发掘范畴”的分析逻辑，剔除与研究主题不太相关的文字，对有意义的语句进行反复对比、整合、叠加并贴上标签。借助NVivo 11.0软件，最终从31份访谈文本中建立677个节点，即形成677 个标签，部分标签如表2 所示。对这些节点进行合并，形成161个初步概念，围绕研究主旨对这些初始概念进行细化凝练，共提炼出98个规范概念，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轮的主轴式编码。
3.2 主轴式编码
主轴编码是对初始范畴进一步提炼，得到主范畴的过程[31，37]。在对98个规范概念进行整理归纳之后得到了25个初始范畴，如表2所示。本文根据各项初始范畴的内容及它们的内在联系，再将这些初始范畴进行关联性分析并找出主线，从而得到5 项主范畴，即：多重期望、行为限制、支持行动、行为反馈和行为功效（表2）。
Tab.2 Main results of coding
续表2
3.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依据各个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从中识别出能够概括各个主范畴的核心范畴，并最终通过构建“故事线”将各个概念、范畴联系起来以解释说明现象[33-37]。本研究也遵循此方法，先梳理出核心范畴，然后寻找故事线，串联各个概念以及范畴，解释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
3.3.1 确定核心范畴
核心范畴可以高度概括与归纳各个主范畴。本文在确定核心范畴的过程中，借鉴了Deery 等学者提出的“聚合模型”[32]来确定核心范畴，最终形成的核心范畴聚合模型如图1 所示。该模型显示，多重期望、限制条件、支持行动、行为反馈和行为功效5个主范畴可由“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这一核心范畴来统领和概括。从互动论的范式出发可以对此解读如下：“多重期望”是子女支持父母旅游活动的动机和内在前提条件；“行为限制”是束缚多重期望落实为具体“支持行动”的情境因素，对后者起调节作用；而支持行动是子女支持父母旅游的具体行动；父母的“行为反馈”则是其响应子女支持行动的结果；双方的互动行为则产生了程度不同、正负有别的“行为功效”作用，即父母的出游行为结果对自身和家庭发挥的积极或消极的功能或效益。
Fig.1 Paradigmatic model of main categories
3.3.2 构建故事线
故事线围绕核心范畴描述整体现象，不仅需要描述主范畴之间的典型关系，还需要概括整个脉络[31，37]。本研究根据主范畴间的相互关系，围绕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参考多层级的编码和访谈原文，基于互动论范式和社会行动发生的过程时序，初步整理出中国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故事线。
子女在回报、孝敬、补偿和陪伴父母等“多重期望”的推动下，产生了支持父母出游的内在动机和行为意向，但在多种外在限制条件的约束下，通常会产生3类支持行动，即经济支持、行动支持和精神支持，而双方参与旅行计划到落实旅游场景的互动过程中，父母也相应地会对子女支持的行为结果产生认知、情感、行动和关系等方面的反馈。这样的代际互动在贯穿旅行前、中、后的过程中，使家庭主要产生了团结凝聚、交换互惠、幸福提升、教育习得、证明展示和冲突缓解等功能和效益；而这些功效的正负和强度，又将回过头来影响后续的子女支持父母出游期间双方多重期望的调整甚至重构。
4 分析结果与讨论：概念模型构建及行为机制描述
4.1 概念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扎根理论的数据分析，围绕核心范畴串联起了主范畴和初始范畴的故事线，同时结合访谈原文的示例和释义，本研究在“聚合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出了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模型，如图2所示。
4.2 行为机制描述
根据上述模型，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可总体描述如下：
4.2.1 内在的多重期望和外在的行为限制共同促成和塑造了子女的支持行动
（1）多重期望（Multi-expectations）
子女期望回报、补偿父母，增进与父母感情，期望父母接触学习新事物，期望得到父母认同，期望顺应潮流和期望转移父母注意力等内在心理因素构成了子女支持自己父母出游的“多重期望”，并由此催生了其支持行动的原始动机。
感恩和报答父母是多数受访者最普遍的期望。孝道一直是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价值和儒家思想内核，子女们认为关心父母，让父母老有所依，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孝顺的体现[1，38-39]，这一社会心理特征近期在西方子女陪同老人旅游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说明其在跨文化背景下虽然名称不同，但同样适用[40]。
期望得到父母的认同和他人的肯定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有部分子女期望通过为父母安排旅行，甚至是定制昂贵的旅行套餐来向父母和亲友证明自己的经济能力和责任担当，有时他们支持父母旅行是受到朋友、同事和社会趋势的影响的一种从众行为[41]——当支持父母出游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越来越多子女期望自己与父母顺应潮流。
期望通过共同出游来“减小代沟”也是触发子女支持行动的重要原因。代沟可以理解为父母与子女从思想、价值观到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而子女可以通过支持父母旅行，尤其是陪同其出游，将增加彼此的交流机会从而增进代际沟通和理解，进而改善亲子关系，这个动机已在国内外多个研究中得以验证[40，42]。
图2 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模型
Fig.2 Behavioural mechanism model of Chinese adult children’s support for parents’travel
“转移父母注意力”是多重期望中最为有趣的一点。许多未婚或已婚但无小孩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期望通过旅行来转移父母的注意力和家庭话题，期望父母从过度关注子女转变为关注自身，以缓解“父母催婚”甚至“父母催生”带来的思想压力，因为这已成为许多80后、90后共同面临的家庭困境[43]。
此外，对于许多受访的独生子女家庭，随着子女离开家去外地上学或工作，父母成为“空巢老人”，子女们在假期则希望通过带父母一起旅行达到陪伴、补偿父母的目的。本研究中也有受访者更关注父母的精神生活而非仅仅物质富足，期望支持父母旅行使父母避免思维僵化，打开眼界，接受新鲜事物，相较于物质支持，提供精神上的幸福感往往可以表达青年子女回报父母的爱[37]，而旅游给老年人的精神教育和知识更新作用也被研究证实[44]。
（2）行为限制（Behavioural constraints）
在多重期望作用下生成内在行为动机的同时，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动最终何以落实还要受到多种外在条件的约束，主要包括：经济限制、时空限制、家庭限制、产品限制和代际伦理限制。
经济限制主要受子女现阶段自身或家庭收入和消费能力影响，也与家庭类型和消费结构有一定关联，例如部分有“二胎”的家庭因为供养小孩的经济压力，支持老人出游的预算就会相应地受到压缩。
时空限制主要与子女的职业性质、工作地点有关。受访者中存在部分学生和教师，他们能够调配出来支持父母旅游的时间往往比在其他职业工作的子女更加灵活自由，最终落实到行动中就有更大的可能性陪父母一起出游，而后者往往在假期有限、与父母出游时间冲突的情况下被迫调整出游方案或更多地选择其他支持方式。“空巢”家庭问题一方面促成了子女支持父母来访自己的城市或共同前往第三目的地，另一方面也会让子女考虑到父母出游距离的远近产生的便利性问题而影响其落实支持行动。
家庭限制就更为复杂一些，其中包括既有研究已发现的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因素[10]、出游偏好和意愿、父母的婚姻与居住状况、家庭饲养宠物等状况、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例如子女有学龄前的孩子或即将出生的婴儿）、子女与父母的感情基础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家庭旅游决策的因素，这在许多家庭旅游决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确证。
另一个限制因素则来自旅游产品的供给侧。本研究发现部分家中有高龄父母的受访者经常在“夕阳红”团队产品的预订过程中受到旅行社、航空公司对父母年龄要求的限制，例如不接收超过80或75周岁的老年顾客独立出游，故只能选择陪同父母自助游，而其间如果携宠物出行，还会受到酒店、餐厅和公共文化场所等“禁止携带宠物”的政策限制，其出游的意愿则进一步受到阻碍。
此外，近期有学者建议将伦理因素纳入家庭旅游本土化研究的考量范围[3，15]。本研究提出的“代际伦理限制”主要是指“代沟”伴随的两代人消费观念差异与“长幼有序”“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相碰撞带来的结果，例如家长并没有太多出游意愿，或是父母认为旅游是“浪费钱”而不愿出行，但是子女为了表达孝心而“非要”父母出去看看，又忌惮打破“父母为上”的家庭伦理秩序，而最终听从父母的意见选择放弃出游，这便是对子女支持行动和旅游决策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讨论不难发现，各行为限制因素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例如家庭成员类型和结构、父母的身体状况等家庭限制因素，直接关系着出游计划是否会受到产品限制和代际伦理影响，进而也会对出游的时空选择、预算制定施加影响。
4.2.2 子女的支持行动与父母对此做出的反馈在旅游场景中形成互动，并产生多个效应
（1）支持行动（supporting actions）
支持行动是子女经过多重期望塑造和外在限制条件约束形成决策后，最终选取并实施的对父母某次出游的支持过程事实，主要包括经济支持、精神支持和行动支持。本研究中，绝大部分子女都会在情感和精神上支持父母出游，例如从言语上鼓励父母，或尊重父母出游决定等。而子女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支付能力的强弱会直接影响其对父母出游的经济支持的力度和密度。如果在经济上的支持行动有限，则可能采取行动支持来替代或补偿，例如为父母收集出行信息，制定旅行计划，购买团队旅游产品或者替父母订购机票以及酒店等。通常，那些全程参与旅游决策并陪同父母出游的子女，从3 个方面均采取了支持行动，其行动的力度和强度也是最大的，其后收到的来自父母的行为结果响应也往往更加多样和积极。
（2）行为反馈（feedbacking）
行为反馈是指父母对子女“支持行动”的结果进行响应的行为过程，与子女在旅游场景的前、中、后阶段形成互动。这些响应包括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和双方关系的反馈。
其中，认知反馈是指父母对子女加以肯定、认可，理解儿女的做法，也包括旅游过程中自己的认知更新和知识习得。情感反馈即父母的情绪表达响应，例如觉得欣慰、骄傲、自豪、感动、快乐、满足及归属感，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方式向子女传达或分享其心境、情绪的共情行为。行动反馈则代表父母对子女进行沟通、交流、传递和表达情感或认知的过程和形式，也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反向支持行动，例如主动承担家庭旅行中的角色分工、旅行中协助子女照顾孙辈等。关系反馈表示父母对子女表达关爱、亲密、照顾、缓解冲突矛盾等增强家庭成员间关系纽带的行为响应。
通常以上4种父母的行为反馈方式会伴随旅行的全程存在，贯穿一次旅程交替或同时出现，从而形成子女支持与父母反馈之间的动态互动，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对双方及其他家庭成员产生多个效应，本研究概念化为下文详述的“行为功效”。
4.2.3 旅游互动中产生的行为功效将对新一轮的子女多重期望起到调节和重塑作用
行为功效（functioning）可理解为子女支持行动和父母行为反馈两者互动后的产物，即子女支持父母出游这一社会行动的功能和收效。这些功效主要起到六大作用：冲突缓解、团结凝聚、幸福提升、教育习得、证明展示和交换互惠。
旅游对家庭冲突缓解和团结凝聚的功能在国内外多个家庭旅游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本研究也更加凸显出子女的支持行为在其与老年父母间的情感沟通破冰、亲情纽带巩固中有重要作用。教育习得和幸福提升作用也被学者们认为是家庭旅游对老年人乃至整个家庭带来的积极功能，一方面可以帮助老年父母拓展视野、更新认知并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教育子女尊老爱幼，并习得代际间相互沟通的技巧和艺术。
在已有的关于家庭旅游功能的研究中，证明展示和交换互惠是不曾揭示的两个盲点。而本研究发现，证明展示作用不但代表子女通过支持父母出游，实现证明自己照顾能力、责任担当的初始期望，而且意味着向他人或其他家庭展示了自己家特有的文化印记，使得整个家庭在家族和外人眼里有“面子”，这种面子观在研究中国游客群体互动的特殊性中也得以运用和印证[45]。“交换互惠”作用被王宁认为可以通过“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加以理解[46]，即上文所述子女与父母的行为互动中，有时会伴随父母的反向支持，实质上是一种代际间的资源交换，带来的是交换双方的互利互惠，例如子女带父母出游是对父母帮忙照看小孩的“奖励”——时间是上班族子女的稀缺资源，却正是退休父母的富余资源；对旅游信息资源的熟练和出游经费的掌控，则是子女的优势资源，支持或奖励父母旅行便可视为双方通过一种非盈利性的社会交换，形成资源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
以上6种作用，会随着“支持行为”的力度、强度和密度的不同，形成父母不同的行为反馈，进而产生程度不同、正负各异的效应，继而回过头来影响模型的初始构件——“多重期望”，即子女和父母或一方或双方都意识到这些作用的正效应——家庭旅游的收益多于弊端，就将强化巩固原有的期望、扩展新的期望、或提高期望的程度，子女也将愿意继续支持父母参加旅游活动。如果效应为负则反之——原有的多重期望将有可能减弱、收缩和降低。无论正负，都将对新一轮的旅游期望进行调节和重塑。
5 研究总结
5.1 发现与贡献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探索性地分析了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现象，通过对31 个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结构类型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成年子女的深度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概念化提取范畴并归纳主范畴，选择核心范畴，最终构建了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概念模型。研究发现：子女在多重期望的推动以及外在限制条件的束缚下，会产生不同方式的支持行动，而父母在子女不同方式的支持下，相应地会对子女的支持行动结果产生认知、情感、行动和关系反馈，形成双方在旅游场景下的行为互动，继而对父母及整个家庭带来了团结凝聚、交换互惠、幸福提升、教育习得、证明展示和冲突缓解等功能效应，而这些效应的正负和强度，又将反过来影响下一次出游中多重期望的构建和调适。
以上发现，第一，加深了家庭旅游领域里关于老年人群体消费需求与行为的理解，并丰富了“孝心旅游”市场研究的知识体系，是对易柳夙和吴茂英等学者关于家庭旅游功能视角研究倡议的实证回应[15]；第二，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提炼出的“成年子女支持父母出游的行为机制模型”，完善了胡安宁、王大华等学者运用社会支持理论探讨子女对父母支持行为时提出的“情感支持”“劳动力支持”类型[47-48]，将其修正为“精神支持”和“行动支持”，并拓展了“经济支持”的外延，这是对社会支持理论具化于家庭旅游研究的延展应用和实证推演；第三，本研究不局限“支持类型”的归纳，还进一步阐释了支持行为产生的机制、影响因素、行为结果及其功能，从而构建了一个支持行为机制的动态回环图式模型，实现了互动论范式引入社会支持理论在旅游应用场景下的运用创新；第四，对老年人出游限制进行探讨时，本研究不仅从亲子双方出发解读了“家庭限制”和“代际伦理限制”，还跳出老人群体剖析了来自子女方的多重约束条件和外在市场阻碍，这是对Kazeminia[8]和Chen[28]等学者关于老年人出游障碍研究的有益补充；另外，模型中关于“代际伦理限制”条件以及“交换互惠”“证明展示”功能的阐释，还将研究对象从银发旅游者扩展为银发旅游的行动支持者，并引入社会交换理论、中国“孝道”文化价值观及“面子观”的社会心理分析与讨论，成为银发旅游市场研究的一次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概念创新。
5.2 展望与启示
本研究受到研究方法特性的限制，无法进行大样本检验和量化分析以验证概念模型，模型中有部分因果关系和影响效应仅基于个体访谈资料得出，是否具有普适性、关系的强度如何，仍需要未来通过开发量表和大样本量化实证分析来检验。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1年第4期，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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