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王心蕊等：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研究——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
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研究
——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
王心蕊1,2，孙九霞1,2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2.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275）
引言
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迁移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二元经济理论将一国经济划分为以农村为中心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工业部门，并认为，系统性、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1]。然而，城镇化——尤其是大量流动人口依附于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的“大都市化”，并不等同于农民的“市民化”[2]，农村劳动力进城后的文化融入、社会融合、地方认同等问题日益凸显[3]，甚至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脱嵌[4]。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乡村地区的文化衰退、空心化等问题亦不断加剧[5]。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特征，城与乡在制度、文化上的二元裂使得多数农民工难以实现真正的“离土又离乡”，回流迁移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视角分析了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6-7]，但多数研究将回流者视为被动的接受者，忽视了乡村地区的产业转型与多元化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促进人口、资源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8-9]，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领域的开发不仅增加了乡村的经济活力，也为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提供了新的路径。已有研究基于某一/些案例地分析了旅游对就业和劳动力回流的影响[10-11]，但在全国范围内，乡村旅游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促进劳动力回流迁移？显然，基于个案的微观研究并不能回答这一问题，规范的实证研究尚待推进。此外，既有研究对外出劳动力群体内部差异的探讨相对不足。“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在成长经历、迁移动因等方面存在差异，他们的回流行为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12-13]，乡村旅游对不同代际的影响亦不相同，但尚未有研究关注到旅游发展与代际之间的交互作用。基于此，本研究结合乡村旅游发展，从代际差异视角探讨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并应用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 模型，通过实证研究解析乡村旅游在劳动力回流迁移中的作用。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劳动力迁移是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议题。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了人口迁移的七大规律，并指出每一个迁移潮流都会产生一个补偿性的反向迁移潮流，即回流迁移[14]。二战后，大规模劳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迁移引发了不同学科对劳动力迁移的探讨，但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中，回流移民研究并未得到足够重视[15]。直至20 世纪70 年代，学者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迁移者并没有在迁入地永久居住的意愿，他们的迁移行为并非永久迁移所产生的“根本归属的转移和重新定位”，而回流则是非永久性迁移的必然结果[16]。此后，学者开始关注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及其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对回流移民的研究多聚焦于跨国移民领域[17]，2004年后我国多地陆续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探讨[18]。现有研究大多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等宏观层面，以及个体和家庭等微观层面解析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要素。在宏观层面上，迁入地较高的生活成本和就业压力会形成城市的挤出效应，成为劳动力回流的推力；而迁出地经济环境的改善将成为劳动力回流的拉力，促使外出劳动力返乡[19]。除经济因素外，劳动力在外的社会融入及其与乡村的社会关系也会影响其回流迁移。有研究指出，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越低，越倾向于回流[20]；而乡村社会网络和故土情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劳动力回流[21]。在微观层面上，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均会对个体迁移决策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男性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外出务工并回流，且年长、已婚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返乡定居[22]；文化程度高的外出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回流，因为他们更愿意利用在外积累的人力资本回乡发展以改变在外地受歧视的状态，但亦有研究指出，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力也会由于在城市缺乏竞争力而被动回流[23]。此外，家庭特征也会对劳动力回流产生较大的影响，如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口越多，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越强[24]。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在持续外流的同时也不断发生着回流迁移。但由于户籍等制度性因素的客观存在，我国学者多将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作为阻碍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定居并促使其返乡的重要因素[25]。诚然，制度性因素增加了迁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永久性迁移，但制度归因论的一个隐含假设是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完全被动的，因而多数研究忽视了农村劳动力的主动性以及乡村地区的多元化发展。近年来，乡村地区的发展使外出劳动力逐渐由“被动回流”向“主动回流”发展[26]，但多数研究仍然将乡村视为封闭、落后的地区，弱化了乡村的内在驱动力量，基于乡村视角的回流研究仍有待推进。
1.2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劳动力迁移研究
“代”（generation）是一个重要的人群划分方法和社会分析概念[27]，指出生于同一年代，成长期受相同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的一群人[28]。同一代际的群体通常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并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特征，而不同代际之间则在态度、行为等方面呈现出差异化的群体特征[29]。劳动力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一直是劳动力研究中的热点。美国学者根据其人口与社会背景，将代群划分为婴儿潮一代、X 一代和千禧一代，相关研究表明，不同代际在工作态度和工作满意度上存在明显差异[30]，婴儿潮一代更尊重权威和等级制度，而X一代则反对权威，相比之下，千禧一代更加乐观、自信，也更有勇气打破规则[31]。
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的代群进行了划分，受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生育制度等因素的影响，1980年之后出生的群体在生活方式、行为偏好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与之前的群体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学界多将1980 年作为划分新生代与非新生代的时间点[32]。王春光聚焦于农村劳动力群体，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这一概念，以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劳动力群体，并指出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在行为决策和社会特征上都与第一代存在明显的差异[33]。在职业选择上，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在文化素质上普遍高于第一代，他们不愿从事重体力劳动，如建筑工人等，且更加渴望获得轻松、稳定的工作[34]；在迁移动因上，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大多基于家庭生计而被迫到城市务工，他们的关系网络仍然深刻地嵌入乡土社会中；相比之下，新生代群体受乡土文化的影响较小，与农村的联系弱化，对城市的认同感更高，并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35]。
不同代际的农村劳动力在回流迁移上亦存在差异。一方面，迁移行为会受到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正处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形成、扩展阶段，其外出的意愿更强；而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大多已处于稳定、甚至收缩的家庭生命周期中，更倾向于返乡定居[36]。另一方面，受迁移动因的影响，第一代农村劳动力主要关注外出务工的收益，当他们在外务工的收入下降或未能达成迁移初衷时，就会选择回流迁移；而新生代则更加关注外出务工的成本，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只有当他们在城市需要付出过多的心理或生理成本时，他们才会倾向于回流迁移[37]。但目前，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劳动力回流研究仍然未能脱离对城乡二元结构、迁移成本与收益的讨论，既有研究对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不同代际劳动力回流的行为特征关注不足。
1.3 旅游发展与劳动力迁移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导向下的移民研究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的旅游移民研究多集中于分析旅游经营者和游客等行为主体，如旅游企业主移民、生活方式型移民、退休移民等特定群体的迁移行为及其社会文化影响[38-39]，对旅游发展引致的劳动力回流迁移关注较少。旅游发展与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是乡村旅游。乡村旅游通常指利用乡村资源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一种旅游活动或旅游方式[4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通过旅游、住宿、休闲农业等产业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已成为乡村旅游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旅游的开展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旅游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也有利于提升原住民的生计资本[41]。姚海琴等应用浙江等地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农户从事乡村旅游业对提高其收入水平效果十分明显，相较于非从业者，从业者的家庭收入将提高近7 万元/年[42]。但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影响也与旅游的发展程度有关，王心蕊和孙九霞指出，在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旅游收入仅仅是家庭收入的辅助，农户生计方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43]。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已有一些外出农民工返乡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外出的农村劳动力返乡从事旅游业既能满足其“自雇”的动机，又能利用其在外积累的资本和技能[44]，相较于从未外出的劳动力，有迁移经历的劳动力在资本、语言技能和应用当地社会网络上都更具优势[45]。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46]，Das和Rainey指出，尽管乡村旅游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开展，但住宿、餐饮、零售等产业的发展对于非农就业仍然具有一定的扩大效应[47]，这也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提供了路径。此外，乡村旅游发展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开设“农家乐”、乡村民宿、制作当地特色美食等就业机会[48]，女性参与乡村旅游成为旅游带动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乡村旅游地，旅游能够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并增加非农就业机会，这是旅游引致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经济动因。除经济动因外，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也能够促进乡村都市化[49]，随着乡村地区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这会增加乡村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并促进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
1.4 研究假设
劳动力回流迁移是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迁移理论的相关研究从个体特征、家庭禀赋、迁入地和迁出地等层面识别了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但以城市为中心的研究多将回流劳动力视为被动的退出者，弱化了乡村地区的发展与影响。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在迁出地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会形成一种拉力，并促进外出劳动力返乡。由于乡村旅游经营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开展，若外出劳动力在家乡具有较好的家庭禀赋，当家乡发展旅游业时，他们更倾向于回流。劳动力回流与否是迁入地与迁出地共同作用的结果，迁入地因素也会影响回流意愿。结合以往研究，本研究认为劳动力在外务工收入及其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会影响其回流意愿。若劳动力在外务工的收入越低，则其越倾向于回流迁移；若劳动力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越高，越不倾向于回流迁移。
进一步地，不同代际的农村劳动力在迁移动机和迁移行为上存在差异，第一代劳动力更关注个体、家庭等微观因素，而新生代则对城市的认同感更高，更容易受到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发展对不同代际的影响作用不同：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资源的利用和文化价值的挖掘，乡村具备了多重价值，成为了具有观赏性的景观，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新生代群体对家乡的认同；另一方面，旅游促进了乡村都市化，乡村不再是“边远”“落后”的代名词，城乡差距的减小也会促进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返乡，旅游发展会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产生更强的拉力。
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劳动力回流迁移分析框架（图1），并提出如下假设：
H1：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在发展了旅游产业的乡村社区，外出劳动力的家庭禀赋越好，越倾向于回流迁移；外出劳动力在外务工收入越高、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越高，越不倾向于发生回流迁移
H2：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受到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影响，相比较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若家乡发展了旅游业，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回流迁移
Fig.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tudy on labor force return migration
2 数据来源与变量界定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2016）。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是第一个以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跟踪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对劳动力个体和家庭的动态追踪调查，系统地监测城乡居民在就业、迁移、家庭结构等多个方面的变化，包括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3 个层面的调查数据。CLDS2016 数据的调查覆盖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其调查样本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本研究在外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的专项调查中，筛选出回答了回流意愿的个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踪这些个体在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数据，并建立了包含劳动力个体、家庭、迁入地社区和迁出地社区的数据集。经过数据清洗后，最终得到2309个样本。在这些样本中，迁出地社区发展了旅游、住宿产业的样本量为440，占总样本的比例约为19%。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截至2016 年年底，全国约有10万个村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活动①数据来自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 年中国乡村旅游市场发展前景研究报告》。，与全国范围内的行政村数量（约70万）相比，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村庄占比约为14%，因此，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基本符合全国范围内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
2.2 变量界定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研究中将其设置为二值变量，即：回流=1；不回流=0。在CLDS2016数据中，通过问题“您未来可能会在本地定居么”和“如果您不打算长期在本地定居，您将来愿意在哪里定居”②两个问题中的“本地”，均指外出劳动力目前的现居住地，即迁入地。来获取回流意愿数据。若被调查者选择了未来在“老家农村/乡镇”定居，则将其界定为“回流”；若被调查者选择了“很可能在本地定居”或“其他城市定居”，则界定为“不回流”。在筛选出的2309个样本中，选择回流的劳动力数量为1082 人，占比约为47%，表明将近半数的外出农村劳动力倾向于回流迁移。
（2）解释变量
本研究关注乡村旅游对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将家乡是否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解释变量。乡村旅游数据通过CLDS2016 的村居调查问卷获得，研究中将住宿餐饮业和旅游业都界定为乡村旅游范畴。在本研究中，家乡是否发展乡村旅游既是一个核心变量，又是划分乡村旅游样本和非乡村旅游样本的依据。本研究探讨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中的代际差异，代际也是实证研究中的重要变量。研究中将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群体界定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1980年之前出生的群体则界定为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在2309个样本中，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样本数量为1275，新生代的样本数量为1034。
根据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可从个体特征、家庭禀赋、在外务工收入和迁入地社会融入这4 个层面识别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在个体特征上，将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农业生产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其中，性别（男=1；女=0）、婚姻（有配偶=1；无配偶=0）以及农业生产经历（有=1；无=0）为二分变量；受教育程度（1=初中及以下；2=高中/中专；3=大专及以上）和职业类型（1=技术工人；2=企事业单位职工；3=个体经营者；4=其他）为分类变量。为确保研究对象均为劳动力群体，研究中将样本的年龄范围界定为18～60岁。家庭禀赋可通过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来衡量，本研究将子女数量、父母是否在家乡以及是否有宅基地作为解释变量。其中，父母是否在家乡（是=1；否=0）以及是否有宅基地（是=1；否=0）为二分变量。在外务工收入通过农村劳动力在外务工的年收入来衡量，并以对数形式纳入回归模型。外出劳动力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通过外出劳动力“对现居住地的熟悉度”（1=很不熟悉；2=不太熟悉；3=一般；4=比较熟悉；5=很熟悉）以及“现居住地的邻里互助”（1=非常少；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很多）进行测量。
表1对不同代际劳动力群体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在回流意愿上，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选择回流的比例为29%，略高于不回流的比例；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则更倾向于不回流，比例为26.9%，高于选择回流的比例（17.8%）。在性别上，样本中女性偏多，但总体上男女样本规模差距不大。在婚姻上，80.2%的样本都有配偶，第一代劳动力群体受年龄影响，绝大多数都处于已婚状态。在受教育程度上，外出劳动力群体的文化程度整体上偏低，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群体占比达到57.6%；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普遍更高，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样本数量明显高于第一代，表明两代人在文化水平上的差异。在职业类型上，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仍以技术工人为主；但相比较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新生代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数明显增加，而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人数有所减少，表明两代农村劳动力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在农业生产上，样本中有过农业生产经历的劳动力不足40%，且仅有5.6%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从事过农业生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群体对农村和农业的疏离。在家庭禀赋上，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大多已育有子女，家庭的人力资本更高，但其父母在家乡的比例也较高，家庭负担相对较重；两代人在宅基地上的情况相似，多数外出劳动力在家乡仍然保留着宅基地，他们在农村依然是有家可归的。
Tab.1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amples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3 实证研究
3.1 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将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统计分析，以识别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筛选出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样本，进一步探索旅游发展背景下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表2分别列出了应用全样本数据和乡村旅游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
全样本模型的准R2为0.528，LR统计量为651.1，表明回归方程的联合显著性较高。表2同时汇报了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标准误、几率比和显著性。其中，几率比指劳动力回流发生的可能性与不发生的可能性之比：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值，意味着劳动力回流发生的比率会增加，几率比值大于1；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则劳动力回流发生的比率会减少，几率比值小于1。结果显示，在个体层面上，男性、年长以及已婚的劳动力更倾向于发生回流迁移。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存在差异：初中及以下学历回流的可能性极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大专及以上）的劳动力更倾向于留在城镇。在职业类型上，技术工人更倾向于回流；而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群体，其回流意愿显著降低，回流发生的几率比仅为0.425。农业生产经历会对回流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有过农业生产经历的个体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也更乐于返乡定居。在家庭层面上，子女数量、父母是否在家乡都对回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了家庭结构在回流迁移中的作用；宅基地是外出劳动力与家乡最为直接的联系，若家中仍保留着宅基地，则个体的回流意愿会显著增强，回流发生的几率比为2.496。而个体在外务工的年收入则会对回流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外务工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留在城市。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上，个体对现居住地的熟悉度并未对回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邻里互助行为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回流意愿，即当个体感知到的邻里互助越强，越不倾向于回流。
Tab.2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s on determinants of return migration
注：***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下同；各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回流=1，不回流=0”，下同
本研究尝试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在全样本数据模型中，乡村旅游对个体回流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几率比为3.839，意味着若家乡发展了旅游产业，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几率将是不回流的3.839 倍，表明了旅游在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中的作用。进一步地，研究筛选出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样本数据，识别旅游发展背景下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发展了旅游产业的乡村社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更倾向于回流，而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则会降低其回流意愿，婚姻、性别等因素无显著影响；在家庭层面上，子女数量、父母是否在家乡以及家中是否有宅基地对个体回流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由于乡村旅游的经营活动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更好的家庭禀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劳动力在外务工收入对回流迁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劳动力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对其回流无显著影响，表明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经济因素仍然是劳动力回流的一个重要动因，劳动力在外收入越高，越不倾向于回流。全样本数据模型和乡村旅游样本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基本符合研究假设1。
3.2 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代际差异研究
为识别乡村旅游发展对不同代际的影响，研究中首先应用全样本数据构建了代际与旅游的交互模型。由于代际是根据个体年龄划分的，代际和年龄这两个变量高度相关，因此，全样本交互模型中去掉了年龄变量，并将代际作为解释变量。全样本交互模型结果（表3）显示，第一代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比较于新生代，第一代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回流。与此同时，代际与乡村旅游的交互项也会对回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且第一代与乡村旅游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乡村旅游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弱于新生代。交互模型显示了乡村旅游在不同代际中的差异化影响，对于新生代，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了更强的“拉力”作用，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新生代群体回流迁移。
交互模型验证了旅游在不同代际中存在异质性影响，然而，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在文化水平、职业类型、家庭结构以及对城市和农村的认同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代际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机制。研究中根据代际变量划分出第一代样本和新生代样本，并对两个样本分别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详见表3。
对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性别、年龄、婚姻等个体特征并不会对其回流迁移产生显著影响，但农业生产经历、家中是否有宅基地、父母是否在家乡以及子女数量等变量则会对其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大。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也会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学历越低，个体越倾向于回流迁移；若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在外从事技术工人相关工作，则更倾向于回流；若在企业事业单位工作或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则倾向于留城。此外，在外务工年收入、现居住地熟悉度以及现居住地邻里互助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无显著影响，表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受迁入地层面因素影响不大。
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性别和年龄仍然会对其回流迁移产生影响，但农业生产经历、父母是否在家乡以及子女数量等变量则对其回流意愿无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多数新生代群体仍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相对早期的阶段有关，他们在制定迁移决策时并未充分考虑家庭因素。相反，在外务工年收入、现居住地熟悉度以及现居住地邻里互助则会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新生代的迁移决策受迁入地层面因素的影响更大，当新生代群体在迁入地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他们返回家乡的意愿将显著降低。
Tab.3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s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农村人口由乡到城的大规模迁移是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流动性背景下最普遍的现象与最核心的社会特征之一。然而，农村劳动力在“强外流”的同时也一直伴随着“弱回流”。在乡村振兴战略和旅游业蓬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回流将越来越成为劳动力城乡迁移的新趋势。本研究以乡村产业转型为基础，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解析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机制，并识别乡村旅游在不同代际中的差异化影响作用。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若家乡发展了旅游产业，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几率将是不回流的3.839倍；第二，对于发展了旅游产业的乡村社区，家庭人口数、宅基地等衡量家庭禀赋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行为，若家庭禀赋越好，外出劳动力越倾向于回流迁移；第三，旅游发展背景下，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因素，若劳动力在外收入越高，他们越不倾向于发生回流迁移；第四，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存在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村劳动力与农村、农业的联系更为紧密，更倾向于发生回流迁移，但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了更强的“拉力”，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新生代群体的回流迁移；第五，个体特征、家庭结构以及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均会对回流迁移产生影响，但不同代际农村劳动力在回流迁移的影响机制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主要受个体、家庭等微观层面因素的影响，迁入地因素对其影响较小；新生代则恰恰相反，个体、家庭等微观因素对其回流迁移的影响不大，他们更容易受到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影响，当他们在迁入地无法获得高收入、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时，以及当家乡发展旅游等产业时，他们都更倾向于发生回流迁移。
本研究从乡村旅游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研究中的主要发现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首先，以往社会学、人口学对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大多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城市“挤出效应”等视角，忽视了乡村产业发展所产生的拉力。本研究突破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被动回流研究，将乡村地区旅游发展作为关键变量，从宏观层面探究旅游对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这是本文区别于以往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其次，本研究分析了旅游在不同代际中的差异化影响作用，即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在第一代和新生代两个群体中并不相同，相比较于第一代，旅游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新生代的回流，而以往研究中尚未关注到旅游与代际之间的交互作用。再次，本研究从代际视角解析了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机制，得出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主要受个体、家庭等微观因素的影响，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则更关注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变化，这是对既有劳动力迁移理论的重要补充。在实践层面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助于把握不同代际劳动力群体的差异化流动需求，这对制定更加合理的返乡政策，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以及实现城乡统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4.2 讨论
乡村振兴不仅要求产业兴旺，更要实现人的振兴，因此，如何引雁还巢，促进外出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本研究指出，两代农村劳动力在迁移动机和回流诉求上存在差异，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家庭责任意识更强，且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更倾向于回流迁移，但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返乡之后的再就业和社会保障是这部分群体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对乡村的认同感较低，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应当通过乡村发展来促进新生代劳动力回流迁移。乡村旅游能够显著提升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在乡村旅游地，新生代农村劳动力会更倾向于回流。因此，乡村地区应积极发展旅游等多元产业，增加乡村对人的吸引力，进而形成产业发展与人才回流的正向循环。
本研究应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个体、家庭、迁入地和迁出地4个层面识别了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然而，受样本数据限制，实证研究仅从宏观层面识别出旅游发展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未能对旅游引致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内外部动因进行系统分析。因此，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和具体案例进一步探讨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动机与机制是未来需要深入发掘的方向。此外，尽管本研究识别了乡村旅游在劳动力回流迁移中的作用，但研究中只是将旅游作为乡村产业的一种类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旅游与其他形式引致的劳动力回流迁移有何异同，这也是后续研究的一个可行方向。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1年第4期，参考文献略。
图片来源 || 吴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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