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张清源等：中国旅游研究的方法论批判
中国旅游研究的方法论批判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中国旅游研究正面临思想和理论创新滞后的窘境，对旅游哲学和方法论的忽视是主要原因。旅游研究的哲学困境有其历史根源，方法论层面缺乏深刻省思和批判争鸣是其关键原因。当前，中国旅游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过度”和三个“缺失”：研究主题过度政策和行业导向，研究范式过度实证主义倾向；对旅游问题的社会根源反思缺失，旅游研究的批判性思维缺失，旅游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缺失。需要对旅游、旅游业和旅游研究三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将旅游所涉及三个基本层面：个体性、社会性和经济性进行统合思考。基于旅游研究的跨学科特征以及旅游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重构旅游研究理论的路径有三个：首先，必须唤醒学科的理论意识，并重塑旅游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其次，需要注重旅游思想史研究，并鼓励方法论争鸣，形成旅游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谱系；最后，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转化，推进旅游、旅游业与旅游研究的辩证统一，实现精神的自由、社会的交流和学术的独立。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从外交性事业转变为经济性产业，旅游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及不断涌现的新现象，为中国旅游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也从中培育出大批优秀的科研与行业人才。经过40 余年的发展，在数量指标上，中国已经俨然成为旅游大国和旅游研究大国。然而，旅游研究成果丰硕的背后，也潜藏着理论创新乏力的危机[1]。中国旅游学界真正可以在学术史上留下印记的思想和理论相对贫乏[2-3]，对哲学和方法论问题的忽视是其重要原因。追溯哲学问题，并建立方法论体系，是一门学科走向独立和成熟的基础。批判是创造的前提，因此，有必要从方法论角度对当前国内旅游研究状况进行全面的审视。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4]，马克思明确指出，哲学要从时代精神和社会矛盾中提炼，而非单纯依靠抽象的理性辩证法。这种强调实践的方法论以及注重人的价值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要点[5-6]，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实践论转向”的核心[7-8]。这对于当前中国旅游学界进行理论反思和方法重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内学界对旅游哲学的探索与呼吁早已有之[9-11]，然而应者寥寥。为数不多的思辨性文章多集中于旅游的概念、本质、审美等相对狭义的本体论范畴[12-22]，对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更广义层面的哲学探讨明显不足，且存在“二元论”倾向：一方面，旅游科学与旅游哲学相割裂，“科学主义”（scientism）导向下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范式占据主导地位，对人文主义（human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等范式的探索仍处于萌芽状态[23]，反映出主观主义（subjectivism）与客观主义（objectivism）、价值中立（value-freedom）与价值关联（value-relevance）的分野[24-25]；另一方面，研究导向与社会实践相割裂，旅游研究的碎片化与功利化倾向凸显[26-27]，体现在过度的政策与行业导向，缺乏对旅游现象的社会根源省思和切实的“爱智慧”实践，反映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28]。对一个命题的认识需要明确其得以证实的方法[29]，价值问题更是方法论得以确立的基础[30]。因此，方法论是厘清认识论与价值论问题的关键，是破解中国旅游研究哲学困境的核心。鉴此，本文在分析旅游研究哲学困境的基础上，从方法论视角对当前中国旅游研究现状进行批判性反思，并对旅游、旅游业与旅游研究的关系进行透视，以期为旅游思想和理论创新提供思路。
1 旅游研究的哲学与方法论问题
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旅游研究须从哲学中汲取营养。从西方哲学的历史进程来看，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古代哲学侧重于本体论研究，从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一不执着于追问世界的本原（arche）；以笛卡尔和康德为首推动的“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发端，学者们开始探求主体的认识能力与客体的可知性，并发展了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进入现代哲学，价值论与价值问题日益成为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核心之一[31]，研究者发掘马克思与Hermann Lotze 价值哲学的思想遗产，强调哲学研究要对人类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进行关注，并为破解这些根本性问题提供价值理念[32]。尤其是20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兴起以来，紧密关注社会变革的“批判理论”及其对工具理性的猛烈批判，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33]。由此，西方哲学研究主题由外在于人的世界与客体逐渐转向主体和实践，形成了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连续谱系，而与之对应的方法论是区别于不同哲学流派的重要标志。旅游研究也受到这些哲学思潮的影响。
从旅游自身的演进历史来看，广义的旅游活动古已有之，在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等文明中，旅游与哲学、宗教、商业活动等关系密切[34-35]。历史时期，人们通过游历、迁徙、游牧、朝圣、探险乃至流浪等形式寻找和现实道路与精神意义的统一[36-37]。与人类早期其他领域的知识探索相似，彼时旅游活动中所产生的哲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相互交织，这一点从希罗多德的经历中即可得到印证。换言之，哲学与科学是旅游研究的两大传统，二者均从旅游实践中产生。现代旅游的兴起与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密切相关，自19 世纪中叶Thomas Cook开创近代旅游业以来，西方旅游研究开始表现出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经济学和数学统计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指导旅游行业发展[38]，广义的人文主义哲学在商业化浪潮下日渐式微，旅游哲学与旅游科学逐渐分离。在19 世纪末至20 世纪中叶的西方，旅游仍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现象[39]，旅游研究更多处在服务于市场与行业发展的被动地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缺失，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旅游研究。
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之后，新的旅游现象不断涌现，以体验为核心的“新旅游”日益受到旅游者和研究者重视，单一的经济学和功能导向已经难以适应新的旅游现象变化。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入旅游领域[40]，旅游研究逐渐受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生态学、教育学、法学等众多学科的支撑和辅助，表现出鲜明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特性[41-42]。这极大地扩充了旅游研究的方法与内容，却并未从根本上转变旅游哲学与旅游科学的长期分化态势。以John Tribe的《旅游哲学：从现象到本质》一书为例[36]，该书从哲学中的真、善、美3个基本命题出发，以论文集形式阐述了旅游的本质、旅游者、旅游学科、审美、艺术、伦理等话题，却并未以严密的逻辑建立起相对统一的旅游哲学及方法论体系。更准确地说，它将旅游哲学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而非方法论指导，探讨了与旅游科学相对应的若干旅游哲学命题。曹诗图的《旅游哲学引论》和续作《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是国内较早探讨旅游哲学的专著[10,43]，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的长期空白，但亦存在与Tribe 著作相似的特点，方法论层面的统摄性和系统性仍有缺失。
旅游哲学与哲学思潮演进的整体趋势仍存在较大偏差或差距。旅游研究的哲学困境受哲学、科学分野和近代旅游行业先导性的共同作用[44]，亦与当前旅游学界多学科交叉、理论体系驳杂的研究现状相关。但从根本上说，这一困境源于旅游研究缺乏对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系统认知，缺乏深入的方法论讨论和构建。目前，学界在旅游本体论问题上的分歧明显，争论可能仍将加剧[45]，但更应该重视的是旅游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问题，其中，方法论又是重中之重。无论从旅游研究还是从旅游活动、旅游业等实践的角度看，方法论都是旅游研究学科化的关键。
2 中国旅游研究的两个“过度”和三个“缺失”
方法论旨在明确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性质、范围和任务[46]，亦是摆脱哲学困境的关键。方法论为解决研究问题提供必要条件，而哲学则提供充分条件[47]。正如David Harvey所言：“哲学提供操舵机制，方法论提供动力使我们接近目的地。没有方法论我们将躺着不动，没有哲学我们会无目的乱转。”[47]批判性反思是哲学和方法论创新的前提，而批判和批判性理论均根植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具体语境中。对于中国旅游研究而言，走出哲学困境首先要对研究现状做出清醒的认知。当前，中国旅游研究哲学贫困的发生逻辑与国际旅游研究哲学困境相似，阶段性特征与结构性矛盾兼而有之。整体来看，旅游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主观与客观、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明显，并呈现出由研究范式、理论创新、方法体系向学科定位、人文关怀等方面的渗透与延伸，具体表现为两个“过度”和三个“缺失”。
2.1 旅游研究范式的过度实证主义倾向
方法论层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过度的实证主义倾向，旅游哲学与旅游科学分野严重。旅游研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分支，根据认识论的主观与客观[48]，以及价值论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立场[49]，可以将旅游研究范式大体上划分为4 种主要类型：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在旅游研究中，经验主义强调知觉经验和先验知识的重要性，多表现为研究者据经验对旅游现象及其前景进行研判[50]；实证主义具有基于经验的研究假设，严守客观和价值中立的科学程序[51-52]，在旅游研究中多表现为基于统计数据和问卷量表进行定量分析；人文主义深受现象学和诠释学等影响，考察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主观性，关注人的意识、思想、情感等[53]，譬如旅游者个体感知和地方意义等问题；结构主义与实证主义均从属于客观主义，结构主义侧重探索社会现象背后的“基础”和“本质”，强调整体之于部分在逻辑上的优先性，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是当代结构主义范式的主要代表，多关注权力、资本、阶级等结构性力量对旅游现象的作用[53]。4种研究范式的传承与批判并存，实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经验主义科学方法的重构[54]；人文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立场，结构主义关注同时作为结果与过程的结构或关系，二者均更加强调价值关联与哲学层面的思辨性（图1）。
图1 旅游研究的4种研究范式关系图式
Fig.1 The relationship schema of four paradigms in tourism research
根据上述界定，笔者在逐篇阅读《旅游学刊》2011—2020年文献（笔谈文章除外）基础上，对文献的研究范式类型进行统计。从统计结果来看，当前中国旅游学界以科学程序与定量化方法为主要特征的实证主义研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以阐发旅游社会意义的人文主义研究近年来呈现出上升趋势，以旅游先验知识为基础的经验主义研究逐渐减少，而以批判性视角探寻旅游现象背后社会根源及相互作用关系的结构主义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图2）。实证主义主张使用自然科学的模型与方法建立社会科学，具有可测量、可复制、可检验的特点，排斥知识创造的形而上和主观维度。与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相类似，实证主义在中国旅游研究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有效性具有明显局限[55-57]，其价值中立立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亦颇受争议[30]。一方面，实证主义将社会等同于自然，忽视人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判断，强调社会事实中的集体意识，无形中抹杀了旅游中的个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强调事物的外部可观察性，难以触及旅游现象背后的内在结构与本质。据此便不难理解西方学界对实证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而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实证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乃至价值论上的不足。我们不应否认实证主义对旅游研究的积极作用，但也应对人文主义、结构主义等范式予以应有重视。Thomas Kuhn 曾指出，所有类型的科学知识都应嵌入在更广泛的、非科学的社会概念和实践框架中[58]，未来的旅游研究应是多种研究范式兼容并存的，过度单一化的实证主义研究倾向易使旅游研究陷入哲学贫困和科学主义的陷阱。
图2 2011—2020年《旅游学刊》文献研究范式（统计不重复）
Fig.2 Paradigm of literatures in Tourism Tribune from 2011 to 2020(non-duplicate statistics)
2.2 旅游研究理论的批判性思维缺失
方法论层面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理论的忽视[59]，批判性缺失导致理论创新乏力[60]。在旅游研究中，不相信理论，不重视理论的批判功能，甚至是对批判性理论进行误用和滥用的问题突出。以工具理性思维套用理论，不重视理论提出与发展的语境和实践观，在实际运用中以科学主义的价值中立立场，抹杀理论原本价值关联的方法论原则等情况屡见不鲜。譬如，近年来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理论颇受关注，然而真正契合其精神内核的研究却不多。理论的提出与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紧密相连，Henri Lefebvre的学术活跃期集中在20 世纪50 至70 年代，彼时正值全球化扩张和都市资本快速积累的剧烈变革时期[61]。在此语境下，Lefebvre 对空间生产思想的阐发与都市革命、日常生活批判等均具有紧密关联[62-64]，其理论核心是对当代资本驱动下空间和城市问题的批判[65]。而在当前国内学界，一些学者和规划者将空间生产简单理解为旅游景观的更新和再造，或以实证主义范式套用“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和“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的三元辩证法，理论原有的批判性遭到削弱，此为理论的误用。更有甚者，是将空间生产概念直接用于旅游规划和景观设计中，原有的批判性理论沦为装点门面的工具，此为理论的滥用。国际旅游学界对批判性研究的呼吁早已有之[66-67]，批判性研究范式在国内学界也日益受到关注[68]。然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69]，旅游研究仅重视批判性理论和范式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将批判性理论运用于剖析旅游的现实问题当中，瞄准旅游空间正义、弱势群体和社区治理等亟待学界发声的重大问题，将知识贡献转化为现实溢出，介入并改变旅游的实践。
2.3 旅游研究思想史和方法论体系缺失
从根源上来看，旅游研究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欠缺，使得易于规范化操作的实证主义研究成为优先选择；对理论源头拷问与思辨的缺失，使得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失去立足之基[70]，进而制约了原创性理论发展。对于一门力争独立性与专业化发展的学科而言[71]，构建思想史和方法论体系意义重大，将直接影响学科理论、方法、教材和人才体系等建设。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思想史和方法论是从本科生到硕、博士研究生阶段人才培养的必修课程[72]，而中国旅游研究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专著和教材、教学科研人员和课程开设等均严重滞后。邹统钎的《旅游学术思想流派》[38]和谢彦君的《旅游研究方法》[24]对我国旅游研究理论思辨性和方法论的缺失进行了重要填补。然而独木不成林，任何学科思想史与方法论体系的建立都需要众多学者长期努力，当前学界距离形成系统性、多视角、批判性的思想史与方法论体系仍有相当长的道路。在研究实践上，国内旅游研究者很少关注方法背后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基础，简单模仿或套用西方叙事（Western narrative）的情况屡见不鲜[73]，反映出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充分联系全球与地方、兼具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旅游理论建构不足，对国际旅游学界的理论贡献和影响仍有待提升。上述状况进一步反映出国内学界旅游哲学的混乱，即旅游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分歧严重[74-77]，方法论层面往往陷入孰优孰劣的争论[78]，缺乏纵向延伸形成自洽的理论和学术流派体系[79]，致使更高层面的旅游哲学问题遭到忽视。
2.4 旅游研究主题的过度政策与行业导向
与西方19 世纪末情况相似，始于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旅游研究与旅游行业发展密不可分。近40年来，政策与行业导向下的旅游研究为资源开发和行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界的学术独立与创新能力。旅游知识生产呈现出工具理性凸显、价值理性式微的价值取向，对旅游社会现实热点问题的研究忽视且滞后，对旅游现象背后蕴藏的深层哲学问题思考匮乏。譬如，在现实热点问题的回应上，笔者基于Python对新浪微博2017年5月-2020年11月每日的热点话题进行爬取，提取旅游相关话题（2116 条），并通过逐条编码得到旅游热点关键词（32个）。结果显示，社会大众关注的旅游热点问题重点集中在旅游安全、游客行为（尤其是不文明行为）、景区管理等方面；而根据2017—2020 年中国旅游研究核心刊物（《旅游学刊》《旅游科学》）的关键词排序情况，近年国内旅游研究更多关注“旅游业”“乡村旅游”“国家公园”“旅游消费”等与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相关性较强的问题。研究导向与现实热点之间尚存在不匹配情况，研究者关注点与社会大众需求未能较好衔接，“自上而下”的整体视角与“自下而上”的个体视角存在分野（图3）。
图3 旅游现实热点与旅游研究热点对比
Fig.3 Comparison on hotspots between tourism re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0
注：同义和近义关键词有合并
在旅游研究主题总体导向上，基于CiteSpace软件和Web of Science、CNKI 数据库，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际旅游核心刊物（Tourism Managemen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和国内旅游核心刊物（《旅游学刊》《旅游科学》）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根据关键词共现分析，国际旅游研究更加关注旅游与人的交互关系，主题多 元 化 趋 势 明 显，其 中，“impact”“satisfaction”“experience”“perception”“management”“behavior”“attitude”等关键词受到广泛探讨。相比之下，国内旅游研究政策导向和行业导向特征鲜明，“旅游业”“旅游市场”“旅游饭店”“旅游开发”等主题受到持续关注，2015 年后“全域旅游”被集中探讨。同时，国内旅游研究更加关注旅游活动的经济主体，“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乡村旅游”“旅游者”“旅行社”等关键词出现频繁（图4）。综上可见，目前国内旅游研究总体上仍侧重于经济功能，倾向于旅游是一门以应用为导向的学科，对旅游的社会服务属性和个体解放意义缺乏关切。从根本上来说，过度政策与行业导向是关乎学科定位、学科理念的认识论与价值论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方法论问题，这些均亟待从旅游哲学层面进行重新定位。
图4 国内外旅游研究主题对比（1982—2020）
Fig.4 Comparison of tourism research theme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1982 to 2020
2.5 旅游研究现象的社会根源省思缺失
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旅游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追踪了社会前沿，但多停留在外在规律的描述与解释层面，缺乏对现象背后哲学与社会根源的省思。譬如，近年来中国大陆游客在境外免税店大批量购物，一时间中国爆买客“攻陷”东京、首尔、曼谷等地的新闻层出不穷。旅游学界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外部属性、购物情景、制度信任等旅游消费层面[80-82]，多为数量分析，并未真正触及其社会根源。受现代化、全球化和城市化影响，跨境旅游者愈发沉浸在由集体意识带来的消费主义狂欢当中，与Jean Baudrillard 笔下的消费社会（consuming society）特征不谋而合[83-84]，
这恰恰是当前旅游研究所欠缺的哲学视角。又如，近年来每逢黄金周、小长假呈现出“潮汐涌退”般的旅游流，各大知名景区旅游拥堵现象频发。但目前国内研究多集中在景区容量控制、环境承载力、旅游拥挤影响因素、游客满意度等偏向于管理实操的方面[85-86]，对旅游拥挤现象的内在驱动力思考不足。事实上，这或源于大众的闲暇受时空规训[87-88]，反映了制度框架对旅游者能动性的约束；在个体层面，旅游拥挤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短时间内由城市向特定旅游地的人流聚集，旅游者希望逃离都市以摆脱工作和生活的惯常环境，潜藏着马克思主义“异化”下的文化焦虑[89]，这些都是从哲学角度深入挖掘和透视旅游现象背后动因的典型案例。旅游研究与社会现实和个体精神生活密切关联，需要基于哲学的理论与思维方式在实践层面展开哲学应用，而这种哲学应用本质上是具有价值理性的。上述案例反映出的实际上是学界缺乏对旅游本真意义和价值的追寻，更疏于从现实重大问题中“自下而上”地发展旅游哲学，导致了研究导向与社会实践的割裂。
3 旅游、旅游业、旅游研究三者关系的重构
旅游哲学与方法论须遵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原则。正如Fred Schaefer所指出：“一门学科的方法论不是一个专门技术的工具包……是要明确一门学科在整体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范围以及学科概念的特征和本质。”[90]因此，针对目前我国学界在方法论层面存在的分化与割裂现状，需要对旅游、旅游业和旅游研究的三元辩证关系进行深入的透视，重视个体性、社会性和经济性的互动，推动旅游哲学与旅游科学、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进而为构建新的旅游研究方法论奠定基础（图5）。
图5 旅游、旅游业与旅游研究关系的概念图式
Fig.5 Conceptual diagram of tourism,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research
旅游作为个体自发行为，最初更加关注人的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等层面，即人的“存在”（being）。随着近现代商业旅游和大众旅游兴起，旅游的社会属性凸显，旅游业中的组织化和商业化愈发重要。从旅游向旅游业的转变对旅游者的影响是双向且辩证的：一方面，旅游业的经济导向促进了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刺激了个体旅游需求，进而促进了个体对精神解放的探寻；另一方面，旅游业的经济主导性强化了旅游研究的经济学和功能导向，旅游开发和旅游研究均重视模型构建和规律预测，研究者和运营者强化了对旅游过程的设计和对旅游者的规训，个体的主观感受和意识受到忽视。组织化使旅游研究偏向旅游管理学，商业化使其偏向旅游经济学，二者的共同点是追求效率和利益的工具理性导向，无形中制约了发展旅游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对这一现状，对于旅游而言，应当呼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倡导旅游者的身心自由和全面发展，以此作为逻辑原点发展旅游业和旅游研究。
中国旅游业目前总体上仍处于以商业和经济导向为主的阶段[91]。在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的经济导向下，旅游从业者不得不面临一个追求效率和效益的行业环境，标准化和快餐式的旅游规划设计成为常态，旅游目的地表现出千篇一律的发展窘境；对于旅游者而言，面对过度的商业化和组织化，旅游的个体意义探寻被淹没在“单向度”（onedimensional）的社会洪流之中[92]，旅游的社会交往和精神追求属性被削弱。社会变成了一个浮光掠影的社会，旅游则变成了一种微博微信打卡的表浅化行为，对深层的社会意义思考缺失。同时，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旅游业的专业化水平低、可进入性高，体现在旅游规划领域尤为明显，加剧了行业内部的混乱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并不可避免地渗透影响了旅游研究领域。在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的导向下，重复性、程式化和短平快的论文发表屡见不鲜[93]，与旅游行业发展形成呼应。整体上，无论是旅游业界还是旅游学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均存在严重失衡。因此，对旅游业而言，应当发挥旅游业的社会服务功能，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更关键的是要提升旅游行业的专业化水平，明确树立行业和学界各自的核心竞争力与不可替代性，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交叉与融合。
科学强调工具理性，哲学关注价值理性，旅游研究可以实现二者的调和与平衡，这与旅游和旅游业的属性相关。旅游由个体向社会、经济延伸，旅游业更加强调经济和社会属性，因此，个体性、社会性和经济性是旅游研究需要把握并统摄的3个重要向度。国内旅游研究在经济性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但对个体性与社会性向度探索不足。在个体性方面，研究应重视旅游者个体对精神解放的追求，这也是国际旅游学界正在致力的重要方向。在社会性方面，社会交往是旅游的重要功能之一[94]，旅游深刻改变旅游者与目的地社区的社会文化关系[95]，并在旅游业规模化效应的作用下引致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96]。其中，资本流动和主客互动下的居民权利、空间正义和旅游地治理等问题尤为值得关注，需要更加偏向于哲学的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进行阐释。近年来，“阿者科计划”正是我国旅游学者对于上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回应的典范。旅游研究对象的属性决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者的定位与立场决定了价值论。对旅游、旅游业和旅游研究的关系进行再思考，将有利于旅游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谱系的形成。在此谱系中，经济性主导下的实证主义及其价值中立立场，与侧重个体性、社会性的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及其价值关联兼容并蓄[97]，将真正实现旅游哲学与旅游科学的合流[1]。
对于旅游研究而言，找准“着眼点”和“立足点”尤为关键。抛开专属于某一学科的执念，才能理解学科的核心和特点；重新审视某一学科的现实根基，才能把握学科的未来走向。作为一门跨学科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旅游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在发生变化，其学科边界相对模糊，而其研究对象又相当具体。这就意味着，在旅游学科定位的“着眼点”上，需要保持充分的弹性，谨防学术研究陷入单一化和僵化的发展模式；在锁定研究对象和科学问题的“立足点”上，需要认清旅游和旅游业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现实，始终瞄准最前沿，与不断变化的旅游现象同呼吸、共命运，甚至提出开创性的理论思想引领未来的旅游发展。超流动社会下，旅游本身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旅游的本体论未来将迎来更多的可能性。实证主义对于一般性规律的执着追寻，将难以适应未来的特殊性和涌现性[98]，我们需要谨防旅游研究陷入“刻舟求剑”的逻辑陷阱。结合中外旅游现实和前沿来看，未来旅游研究主题是流动（mobilizing）、情境 化（contextualized）和 社 会 建 构 的（sociallyconstructed）。应当打破固有的学科枷锁，充分考察多维、多元要素的时空叠加与交错，使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融入旅游研究谱系中，厘清不同学科视阈下的旅游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99]，树立基于不同观点和流派的旅游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连续谱系，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格局。
作为一个领域或潜在学科，旅游研究的核心是保持充分的独立性和理论追求。尤其是在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旅游行业急剧紧缩的背景下，仅依靠经济导向和“以任务带学科”开展旅游研究，从学理和现实角度都将难以为继，这或为发展新的方法论体系提供契机。旅游、旅游业、旅游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既互相联动又彼此独立，旅游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旅游研究的繁荣，但切不可忽视旅游之于旅游研究的核心意义。面对新时代，旅游研究应当更加重视人文理念和价值理性导向，更加注重社会关切和个体解放，实现对行业本身的超越。旅游学者需要摆脱过度服务于政府部门和行业发展的桎梏，“向权力讲述真理”（speak truth to power），而非“为权力讲述真理”（speak truth for power）[2]，真正关切社会大众而非向社会大众空谈哲学理念。正如Abraham Flexner 所说：“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00]脱离群众根基、无视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旅游社会现实，将使研究者及其成果最终沦为麻痹大众的“奶嘴”和娱乐大众的“鸡汤”[101]，也势必难以真正赢得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的尊重。尤其是在Web 2.0后的自媒体时代背景下，信息、数据与知识的构建与传播方式均已发生极大改变，未来的旅游知识生产将变得更加多元与开放[45]。一篇网络游记、一个网络红人对社会大众产生的知识贡献度与社会影响力，可能将超过一篇学术论文、一位旅游学者。个体生动鲜活的知识创造力可能将对学科、集体和权威带来强烈冲击。面对一个“人人都是旅游家”的时代，专业的旅游研究者必须做好准备。哲学的人文关怀、批判省思与价值追求恰是一般旅游者难以达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哲学和方法论不但是现今旅游学科和理论创新的基石，也是未来旅游研究发展的关键。
4 结束语
马克思在撰写《哲学的贫困》一书后曾明确指出：“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决裂，这种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102]正如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和颠覆，建构新的旅游理论，需要对已有的旅游认知和方法进行批判和重构。目前，我国旅游研究范式单一、模式僵化、共享缺失等问题凸显，重大旅游现象和现实问题却层出不穷，旅游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面临着严峻形势，亟须旅游学界和更广阔的人文社科领域对我们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恰当回应[103]。面对目前学界哲学贫困的现状，中国学者们已经开始进行集体性反思，尝试重新确立旅游哲学的重要地位，并推动旅游哲学与旅游科学的合流，反映了旅游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和理论自觉[104]。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我们更应具有开拓精神。对此，概念的反复追究与调和式的方法改良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批判性的、大胆的思想变革对理论创建更具现实意义。
旅游哲学不是“玄学”，更不是形而上的概念游戏。事实上，旅游哲学既立足于现实的旅游问题，又指向旅游研究的根本理论。旅游研究需要对外部利益进行价值内化，以价值理性主导工具理性，构建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105]。面对剧变的新时代，中国旅游研究亟待关切重大的社会问题，加强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以重塑和创造兼具国际化和本土化效应的新理论。中国当前的旅游研究范式和议题深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影响，推进个体、行业和学术辩证统一的旅游研究方法论，也将对更广泛的国际旅游研究产生积极启示和推动。精神的自由、社会的交流、学术的独立，分别是当前旅游、旅游业、旅游研究需要倡导和追求的方向，三者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作用且辩证统一。旅游哲学不只是理念，更是实践和行动，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9]倡导和实践旅游哲学，关乎旅游、旅游业和旅游研究3 个重要却互相关联的问题或领域，也必须将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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