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拥军：脑血管病已成为我国居民的“第一杀手”
不管愿不愿意，三伏天于2017年7月12日正式到来了！
2017年三伏天（40天加长版）
初伏：7月12日-7月21日
中伏：7月22日-8月10日
末伏：8月11日-8月20日
每年夏天从6月开始，心脑血管疾病就进入了高发期，并且会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
三伏酷暑，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身体为了散热，会使体表的血管扩张，更多的血液循环到体表，心脏等脏器的供血就会相对减少；
高温天气，容易引起人体内循环紊乱，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冠状动脉收缩，从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夏天出汗多，人体的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造成血液黏稠度增高，容易出现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引发心肌梗死；
天气炎热，人的心情也容易烦躁，紧张，加上天气燥热，睡眠质量下降，容易导致交感神经兴奋，使心脏的耗氧量增加，万一再有过度劳累等因素，发病危险就更大了。
在我国，每年有新发脑血管病患者约270万，死亡患者约130万，该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第一杀手”。脑血管病以其高发病率、高复发率和高致残率的特点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疾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这一疾病负担日趋沉重。
《科学通报》2016年第18期“香山科学会议专栏”刊登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教授相关文章，对我国脑血管病的特点和脑血管病防治面临的特殊问题进行了剖析——
王拥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天坛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北京市脑血管病抢救治疗中心主任。世界卒中卒中组织(WSO)理事，中华预防医学会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
中国脑血管病防治面临着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问题: (1) 中国脑血管病患者的发病年龄低，比美国大约早发十年，对劳动力的影响大; (2) 中国脑出血患者所占比例比西方国家高，但我国脑出血研究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 (3) 与白种人不同，颅内动脉狭窄是我国缺血性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发病基础; (4) 亟需将非致残性脑血管病患者作为防治的主要窗口人群，但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相应的防治政策。
同时中国脑血管病的防治也面临着和全世界一样的问题，即高危非致残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病人群增加。因此，要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脑血管病综合防治策略，需要更进一步认识我国脑血管病的特点和防治面临的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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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年轻化，对劳动力人口影响大中国国家卒中登记 (CNSR)数据显示我国脑血管病平均发病年龄是65.5岁，而美国、加拿大、日本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其脑血管病患者发病年龄远晚于我国。中国脑血管病是否真的早发，还是与我国人群的整体预期寿命较低有关? 如果中国人群确实早发脑血管病，那原因又是什么?
CNSR1 (2011年)数据显示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为73.5岁，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8岁。虽然中国人群脑血管病绝对发病年龄早，但相对发病年龄并不早。尽管如此，这仍然无法解释中国人群为何早发脑血管病。种族不同被认为可能和此相关，另一方面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这不仅包括地理环境因素，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环境因素。来自中国的CNSR1数据表明，中国东部省份人均GDP高，其患者发病年龄稍大，北京的发病年龄非常接近美国。这提示，发病年龄的早晚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因此认识中国人群脑血管病发病年轻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中国人群和西方国家人群发病年龄存在不同特点，在使用欧美国家脑血管病研究结果时需要谨慎，我国需要有针对自己人群的研究数据；(2)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患者发病年龄可能将后移，根据人均GDP来预测患者发病年龄，将有望用于未来预测中国心脑血管病的下降和死亡拐点；(3) 脑血管病患者发病年轻化对整个中国劳动力有极大的影响。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发病人数将越来越多，脑血管病发病人数短期内不仅无法下降，还会继续上升。要推迟发病年龄，中国脑血管病防控需要重视改变环境因素，尤其是社会经济环境因素这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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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构成比远远高于西方国家CNSR1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住院患者中脑出血占23.4%，进一步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脑出血患者数量远远高于西方国家，这是环境因素还是遗传因素所致，尚不明确。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香港)和西方国家脑出血发病率类似，综合目前数据，环境因素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社会发展之后脑出血比例可能有所下降。
脑出血主要有三类治疗靶点，第一类是治疗原发损伤，抑制血肿扩大；第二类治疗是在避免继发损伤；第三类主要是控制血糖、贫血、降低体温、控制癫痫，预防DVT等一般处理措施。目前国际上针对脑出血治疗的大型研究多集中于这几类靶点。中国脑血管病存在和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中国人群脑出血发病率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三倍，我们呼吁在将来的研究中，国家能够加强脑出血研究的投入，中国可以有自己发起的大型脑出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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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动脉狭窄是华人缺血性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发病基础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缺血性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发病机制是颅内动脉狭窄。相反，白种人超过1/3会有颈部血管病变，而中国人颈部血管病变比例相对较低。美国黑种人则呈现出和中国人相似的发病趋势，这可能和黑人与中国人基因相似有关。这提示种族差异是中国人颅内动脉狭窄的部分原因。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进行的中国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研究显示，参与研究的患者颈部血管病变远较颅内血管病变的比例低。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通过不同机制导致卒中，可以分成两大类机制: 第一个是血流动力学障碍，未来的研究应该着眼于跟脑血流储备相关的研究；第二个是斑块脱落导致栓塞，未来则要加强易损斑块的研究。另一方面，未来方法学的进步还体现在把有创检查变为无创，这将依赖于计算机技术——超大运算量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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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将非致残性脑血管病患者作为防治的主要窗口人群近20年来中国各地区平均寿命在延长的同时，死因谱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3年有27个省级行政单位以脑血管病作为首要死因。中国脑血管病疾病负担越来越重，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并且切实有效的脑血管病防控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一级预防来看，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群具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因素，要对7亿人口进行所有危险因素的控制，医疗负担是极其沉重的，从目前来讲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如何找到中国的防控策略?从美国的研究数据来看，在过去的100年间，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在1960年开始出现拐点，而脑血管病直到2009年才开始下降，下降的原因并不清楚。为此，研究者们对过去10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发现仅血压这一因素对脑血管病死亡率下降有贡献。因此，在一级预防方面，管理好血压，也许是我们可以做、能够做和带来显著社会效应的防控手段。
在二级预防方面，致残性脑血管病有效治疗手段有限，而对于非致残性患者，如果给予合适治疗，可以避免残疾和死亡的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轻型脑血管病所占的比例将增加。把防治工作的重点放在轻型卒中和高危TIA患者，即高危非致残缺血性脑血管病(HR-NICE)上，患者依从性好，同时又降低了成本。把HR-NICE作为中国未来防治的重点人群，是有数据支撑、切实可行的。
近年来全世界脑血管病相关研究集中的HR-NICE这一领域，既是全球脑血管病防治的大趋势，也是我国脑血管病防治的大战略。HR-NICE防治研究要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必须把它作为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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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防治战略中国脑血管病防治具有和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针对中国特有的脑血管病问题，应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开展研究工作，一个中心就是“以降低我国脑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一级预防控制好高血压患病人群的血压水平”和“二级预防管理好高危非致残性缺血性脑血管病(HR-NICE)患者”。HR-NICE防治具有高效、低成本的特点，应成为国家优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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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拥军. 中国脑血管病防治面临的特殊问题. 科学通报, 2016, 61: 202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