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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E方法论 | 王勇：以“常无”心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
这是一本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所谓“本体”，指的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和方法。所谓“常无”，指的是要直面现象，不为现有理论所羁绊。与第一版相比，本书主要有两个新的特色。
一是将原来两代师生之间的课堂对话变成三代师生间的对话。该书收录了加里·贝克尔教授对该书英文版的长篇评论，而贝克尔是林老师当年在芝大读书时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作为一代宗师的贝克尔教授在16分钟的视频中，谦逊地以学生提问的方式对林老师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评论或者批评，我将这段英文视频翻译成了中文。而林老师也对此专门写了一篇回应，一并收入在这本书中。
二是本书还新收入了八篇林老师的学生所写的对林老师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感悟与心得。这些文章是从学生的角度去讲述各自的亲身学习经历，还有很多描述与林老师交往的各种轶事，非常有趣味性。这些新添的内容不仅更好地展现了林老师如何“因材施教”，同时也生动地记录了各位学生“渐修”与“顿悟”的过程。相信这对于广大学子而言特别有针对性和亲切感。
作为林老师的学生和研究上的合作者，我对林老师一再强调的经济学方法论也一直在学习和领悟之中。在芝大博士二年级结束后的暑假期间，我读完林老师所赠的《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第一版），很有感慨，遂结合在芝大读书上课的经历写下《再读〈与林老师对话〉有感》；后来在2008年写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又通读了一遍林老师的这本书，情不自禁地又写下《研究中国问题是二流学术么》一文。这两篇文章也都有幸被收入这本书的“学生的感悟”这一部分。 如今我自己也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并从事与新结构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研究。本文希望再次总结一下自己对林老师所说的“本体”与“常无”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新体会，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经济学研究似乎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拓展，放松原有模型的理论假定，将原来外生的变量内生化；或者是对已有的理论假说做实证检验，以求比较准确地量化某些特定经济机制的重要性。另一种则是直面现象，从现实世界中归纳并抽象出一个具体的重要经济学问题，而这个问题必须是现有理论尚无法直接完全解释的，然后将该问题背后的真实的经济学机制以严密的逻辑形式阐述出来，并且严格审视该机制发生作用所需的各种前提条件并且推演出该机制所导致的各种结论与含义，对现实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解释或者预测。
当然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互补的，比如诺奖得主Prescott和Kydland当初最早提出真实周期理论（RBC）时，他们开始是按照当时解释经济波动的主流想法将货币等因素都考虑进来。但是他们惊奇地发现，如果将货币等名义变量剔除之后， 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等真实变量的变化就可以解释三分之二以上的波动。所以他们后来索性将货币等名义变量完全剔除掉，提出了真实周期理论这一崭新的框架。但是这种探索研究过程本身并没有体现在他们1982年那篇经典论文里，而是直接假定模型中没有货币因素。
经济学专业化分工发展到今天，不同领域和分支都有着各自的特点。林老师显然更加推崇第二种研究方法，即抛开现有理论的思维框架，直接根据重要的真实现象以规范的严谨的科学方式提出新的理论解释。也就是林老师常讲的要抱着“常无”的开放心态，坚持“经济理性”这一研究方法的“本体”，来从事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功能在于节约信息，以尽量简化的分析框架来揭示现实世界中貌似不同但是本质类似的很多具体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带有普遍性的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希望每一个模型和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越强越好，而模型和理论的数量则越少越好。如果每一个现象都需要一个不同的理论，那么理论便起不到节约信息的效果。
今年10月份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让我对林老师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列举几项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新的经济学见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后来我据此专门写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一文。之所以需要专文认真回答，是因为“常无”的背后必须是“知有”，即熟悉并且透彻地理解已有文献对于“新结构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的见解的“存量”。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准确地估量新的理论所带来的见解的“增量”：新在何处、为何重要。否则就容易无知者无畏。书中林老师讲到“学”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要学习现有的文献，“如果已经有现有的理论解释和自己的解释完全相同，那么，就不能认为自己有何新的理论发明” 。假使现在有一个天才自己不看文献独立地提出和证明了纳什均衡、理性预期、显示原则，那他对经济学科的边际贡献仍然是零，且无法发表。但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观察周围的现象时，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受到现有理论的制约，如果一切从现有的理论出发来观察问题，就成了现有理论的奴隶，必须时时谨记‘道可道、非常道’，抛开各种现有理论的束缚，直接分析、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引自该书第206页）。
是的，真正做到“常无”是需要智慧与勇气的。我们应该看到，不同的经济学家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因而提出的理论框架也往往是非常不同的。一旦这些经济学大家的理论被普遍接受以后，他们自然是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然是先天性地比较倾向于怀疑，严重的时候甚至敌视，后来者所提出的挑战性的新理论，有时候甚至索性忽略和淡化掉。所以一个新理论的提出到被普遍接受，往往需要克服很多现有的偏见和发表方面的额外困难。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科学理论中的任何一个成功的范式革命都带有两重性，一方面必须带有深刻的批判性和创新性，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显示出对传统理论的很强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具体到新结构经济学，它一方面批评现有的发展与增长理论中缺乏考虑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号召大家要以开放的“常无”心态来研究现实问题，但另一方面它又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是理性假设这一“本体”。贝克尔教授对此非常赞赏。
林老师常说，一个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的问题的重要性，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所以其问题也就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重要。而发生在中国的很多重要问题是全新的，尚未被已有理论很好地解释。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所以经济学现象就带有国别性和特殊性。发达国家中即使一流的经济学家也难免会囿于自己的视野和生活经历，无法及时注意发生在中国的一些重要现象问题并且把握现象背后的复杂逻辑机制。因此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我们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具体到“新结构经济学”，正因为它更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内生结构不一样，所以就更需要我们密切地关注发生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真实现象，从中汲取最直接的研究素材和灵感。
那么研究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研究当今发达国家的历史去了解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如果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具有特殊性，那究竟特殊在哪里？现有的理论存量对于发达国家的早期历史的重要经济现象都能够提供满意答案了么？
对于自然科学或者数学等纯粹的逻辑学科而言，因为自然现象和逻辑推理本身是没有国别制度差异性和历史阶段性的。甚至对于经济学中的某些分支，比如计量经济学理论或者博弈论以及决策理论(decision theory)等研究微观纯理论，亦几乎如此。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其他分支则远非如此显然。因为所研究问题的时域长短决定了哪些可以作为外生给定，哪些必须要内生地看待，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历史性，国别特殊性和发展阶段性。比如在当代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与美国经济有关的，但是当试图回答发展中国家的类似宏观问题时，却常常被归为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范畴。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与某位在美国任教的华裔学友一起吃晚饭时我和她之间激烈的争论。当我提到研究中国问题时常常发现现有的理论不适用时，她反问道“中国的现象真的就那么特殊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难道就没有经历过这些么？”我是这样回答的：“研究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历史在很多时候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问题，但是并非总是如此。因为美国60年前的GDP虽然远不及今天的中国，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国仍然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而今日的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很多时候也要看该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因为这些经济体不是封闭经济而是共存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并交互影响的。”
可能部分是因为我的这位学友着重于实证性研究而我偏于理论性研究的缘故，我们对现有的发展理论模型是否已经足够多产生了分歧。我认为现有理论无法足够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问题，并且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当时主流发展理论进行改革结果也常常差强人意。而她则认为现实中很多经济没有发展好，不是因为现有的发展理论不对或者不够好，而是因为现实中的经济政策没有正确按照理论去制定和实施，所以更多的是政客的错、执行的错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错、经济理论的错。当时我们争论的有些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现在回头想来，我朋友说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是我们必须要进一步问，如果真像她说的那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对同样的已知的主流理论，有些国家就能很好地照此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而在另外很多国家就不可以呢？是因为那些经济落后国家的政客系统性地更加愚蠢么？那为什么可以持续地愚蠢下去？是因为有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导致相关决策者理性地选择不按照已知的正确的经济理论去制定或者执行政策么？那么也应该是说明发展理论本身不够完善没有考虑到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因素。是因为国家政府太弱，以至于虽然知道如何按照已知的发展经济学的正确理论去正确制定和推行政策，但是却没有足够能力去这么做么？那么这也不正说明需要我们去研究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理论必要性么？不正是说明我们还需要从理论上研究如何让政客或者政府有能力有动力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于那些经济已经或者正在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难道所有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是完全严格按照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嘛？即便是，那么究竟是什么能够保证做到了这一点？难道是连续几十年的好运气么？难道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都已经有完美的理论答案了么？
固然，我们不应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败完全归咎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好坏，否则未免也过高估计了经济学家的能力和经济理论的作用。但是，如果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失败完全不是因为现有经济理论的不足，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则又完全是因为现有的经济理论被很好地转化成政策并被正确地执行了，那经济学家们未免也太避责贪功了吧？更何况，现实中有很多国家的经济都失败了，而且是持续的失败，而经济成功的国家则是少数，而且也不是持续的成功。
我们之间的争论也让我想起了在《本体与常无》一书中，林老师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要比作为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更加复杂。但是贝克尔教授在评论中说他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一个学科容易与否取决我们对这门学科理解有多么清楚，物理学是因为伟大的物理学家的出色工作使它显得容易，而不是因为它天然就必然比经济学容易。后来林老师在回复时辩解到，“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规律，不受不同的收入水平、政府的政策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但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则未必是，由于决策者的收入水平和面对的相对价格不同，实体经济的特性和制度环境有异，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即使在某一状况下对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也可能会因为条件的变化而被扬弃”。
对林老师“以休克疗法的失败为例说明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比较适用但是对于现在的中国却并不非常适用”这一观点，贝克尔教授表示了质疑。他说：“‘休克疗法’的确经常失败，但是这只是某一些经济学家的直觉性的信念，并不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得出来的，理由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理论。所以‘休克疗法’的失败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失败”。贝克尔教授甚至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甚至还没有满意的理论来解释很多西方国家的早期经济发展问题，比如关于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但与此同时，贝克尔教授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确存在一些具有根本性贡献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比如比较优势理论、人力资本等等。
对此，林老师回复到，他并非否定而是依然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但是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这一暗含前提有问题。
同时，林老师认同贝克尔教授关于“对经济发展问题缺乏一个合适的统一框架”的看法，并引用诺奖得主斯宾塞（Spence）在世行著名的《经济增长报告》中使用的比喻：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烧菜所需的“素材”（ingredients） ，但是却不知道“菜谱”（recipe）。林老师认为要掌握“菜谱”，就应该将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充分地引入发展经济学，即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方向。
是的，时代的发展召唤着更好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为此，我们必须一方面学习了解真实世界的现象，并努力掌握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必须尽力避免让已有理论成为自己的负担和变色眼镜。我们正在不断探知着一个未知的世界，而现有的理论只是一张陈旧的地图。甲说：有些新的游客之所以迷路，是因为这些游客没有正确地使用这张地图，而地图本身没有错，因为是按照以前游客的记忆画的。乙说：是因为这张地图本身就画错了。丙说：有些新的游客之所以迷路，不是因为原来画地图的游客的记忆错了，也不是因为地图的使用错了，而是因为路本身变了。而丁则抱怨说：有那么多张不同的地图，鬼才知道该用哪一张。戊却大笑一声，说：根本就不用管有没有什么地图，我的脚印就是地图……甲乙丙丁戊，究竟谁更有道理？相信各位读了《本体与常无》之后，会有自己更好的判断。就此搁笔。
本文2012年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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