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E 2018 | 徐佳君：我与新结构

编者按

本文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宣传部门对常务副院长徐佳君博士专访整理。以下为内容全文。

您是怎样与新结构经济学结缘的？

我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发展，一直是研究和实践两条腿走路。我会回顾国际发展的历史，从发展实践出发去反思主流国际发展思潮的弊端，思考它需要哪些创新。

在国际发展这个领域里，批评的声音历来很多。不论是二战后的强调政府主导的旧结构主义思潮，以自由市场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是后来以满足基础教育和卫生等基本需求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都存在着诸多局限性，是很多人批评的对象。但我自己深切感受到，无论是学术思潮还是发展实践，只去“破”是不行的，还要“立”，要提出自主创新的理论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才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帮助它们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我从读本科起就开始反思国际发展思潮，寻求立足中国发展经验做出原创性理论贡献。记得当时参加清华的挑战杯，我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证经验出发反思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试图跳出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关系，重新思考政府在市场培育中的作用。硕士阶段我读的是国际发展，班上有八、九个非洲国家来的学生，他们说他们的国家长期接受西方国家援助，接受援助资金比例占他们国家GDP的10%甚至更高，严重依赖输血，但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整个硕士阶段我都在思考发展融资如何从“输血”转换成“造血”。带着这个问题我选择到牛津攻读博士学位。

后来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我对主流新自由主义所影响的发展政策的弊病感触很深。世行主流的发展政策有两个明显特点：首先，它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给发展中国家提出政策建议，甚至通过援助的附加条件来推行这些政策改革，比如“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就是用一套普世标准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忽视了发展阶段的重要性。我当时也接触了执董会的非洲代表，他们认为这些建议并不适合他们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但是他们在世行的影响力很弱。其次，我觉得世行特别避讳谈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就是一个守夜人，认为产业政策是不可取的。但那些二战后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证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后来我在联合国从事发展融资的研究期间有机会和林毅夫老师合作和交流，很幸运收到林老师的邀请回国同他一起创办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当时“新结构经济学”这一理论体系刚刚由林老师在世行正式提出。当我深入了解到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后，我深切的感到我对主流思潮的反思和新结构经济学背后的理念是暗合的，像是殊途同归。我觉得新结构经济学像一个灯塔，为我们超越现有国际发展思潮开展新的理论建构指明了方向。它强调“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发展中国家要立足自身的要素禀赋，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采用符合其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和制度设计。而且，它强调政府和市场要形成合力。这和我个人的反思非常契合，于是决定选择回国同林老师一起创业。

所以，我自己这样一路走来，我个人的反思和摸索出的建议和新结构经济学是殊途同归。新结构经济学让我可以不仅仅去批判一个主流思潮的局限性，而是找到一个可以“立”的点，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您与新结构经济学结缘后，

有哪些新的认识和感悟？

第一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用林毅夫老师的话讲，是要用初生婴儿的眼睛去看世界。比如我的主攻方向是开发性金融，研究国开行、亚投行和世界银行这类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金融中介。这个领域在主流经济学里是被忽略的，相关研究不多，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开发性金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必然会导致资源错配。但是，我自己观察了欧洲国家工业化历程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后发现，发展银行在提供中长期融资、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往往扮演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是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抓手。现实中发展银行既有成功的典范也是失败的案例，它能不能发挥好作用取决于很多因素，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所以，要从发展实践中发现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以此为切入口去深入自己的研究，这是我的第一个心得。

第二点，新结构经济学仍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体系，需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去夯实学科基础，深入现实，深入发展实践，从鲜活的案例和数据中深化我们的理论体系。我们要特别避免“从书本到书本”，要有反思的精神，而反思来源于对现实中问题的深入把握。回到我自己研究工作的话，我正在做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要建立一个全球400多家开发性金融的数据库，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一个小语种团队共同完成。可能找现成的数据库做回归分析会更容易发表，但要想在理论上做出一点点突破和创新，就需要沉下心来，付出卓绝的努力。

第三点，我觉得是“知成一体”，这也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国际发展学科以现实中的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切入口，以政策抓手作为最后落脚点，这就需要研究站得住脚，对现实中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可行的洞见。比如我研究发现，全球很多国家，像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都在建发展银行。发展银行在历史上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决定它成败的因素是什么？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让发展银行的这一轮再度复兴不重蹈覆辙，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知成一体”这一点让我反复地把自己的研究放到现实中做检验，看能不能为发展实践提供洞见。

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新的理论体系，部分公众和媒体可能对它还不太了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新结构得到社会上的关注是好事，任何新的理论在开创之初都是革新性，不可能马上就能取得共识。新结构经济学尚处于草创期，我们要练好内功，抱着开放的心态采纳有建设性的建议，完善、拓展、夯实我们的理论体系。

比如我们研究院现在和杜克大学的高柏老师合作，高老师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做得非常好，而经济社会学强调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一开始他对新结构经济学可能有些误解，认为新结构经济学不强调这一点。但我们沟通后发现我们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比如我们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补齐软硬基础设施，把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做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澄清一些误解，更好地采纳有益的建议，夯实我们的理论体系。

您对您个人和研究院

未来几年的工作有哪些展望？

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最基本的数据库的建设开始，推进理论建模、实证检验和政策研究。如林毅夫老师所言，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金矿，可以做出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我希望在未来2-3年里，能在开发性金融这个领域里做出一些奠基性的学术研究。

从研究院角度来讲，我一直在说，我们是在创业。“创业”对我来说，不仅是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院，搭建一个新平台，组建一支新队伍，或者推出一些新的管理制度，拓展新的业务链……；创业更重要的内涵是，我们能不能把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学派立起来。外界很多人把新结构经济学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分支，在我看来，它不限于发展经济学，而是把“结构”这个维度引入了现代经济学，可以为各个经济学的子学科提供新的洞见。

新结构经济学是在推动现代经济学的新一轮革命，这不仅是我们研究院一个团队的事情。所以研究院从一开始就强调“小机构，大网络”，我们要建一个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需要把更多和我一样，认为现有发展思潮和实践存在弊端、有待革新的人聚合起来。未来在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也要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取得合力。

我认为创业的根本在于，我们的学科体系能够立得起来，同时能构建起学术研究和发展实践的共同体。这是我对未来的期许。

成立大会预热系列

邀请 | INSE 2018 |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大会诚邀莅临

简介 | INSE 2018 |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简介

团队 | INSE 2018 |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团队介绍

大事记 | INSE 2018 |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三年历程总结回顾（一）：大事记

学术 | INSE 2018 |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三年历程总结回顾（二）：研究教学

实践 | INSE 2018 |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三年历程总结回顾（三）：发展政策实践

- 我与新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