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E专栏 | 林毅夫：世界经济新动向
编者按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1月23日在2019腾讯冬季达沃斯论坛 “全球化4.0与中国包容性增长” 主题晚宴上以“世界经济新动向”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林毅夫在演讲中表示，今年达沃斯论坛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是由经济危机，逆全球化和中国这三个原因引起。林毅夫提出，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对世界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同时对于中国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内容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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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新动向
(图源：腾讯原子智库）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与前面几位的讲解一样，对今年的达沃斯论坛我的感觉和过去不太一样。
算起来，我到达沃斯论坛来不下十次，从天气来讲这是最好的一次，没有雪，阳光明媚，气温也不太低。但从气氛来讲，可以说是最清淡的一次，而且也从大家的交谈中，充满了焦虑的一次。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过来。
从历史数据来看，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危机之前长期以来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3.5%之间。现在来讲美国的复苏是最好的，而美国去年的增长速度，即使在特朗普那么大的减税幅度之下，也只有2.9%的增长，而且会持续乏力。按照现在的预测，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降到2.5%，后年剩下2%。欧洲国家从2008年以后就在1.5%上下增长，日本从1991年以后就在1%上下增长。
危机已经十年了，为什么发达国家没有复苏？因为发达国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在过去的十年，发达国家普遍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真实来讲降到零以下或是零的利率，来支撑经济。
本来这么低的资金成本是希望进入到实体经济去投资，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但是现实太苍白。发达国家把这些廉价的资金拿去做投机了，投资到股票市场，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2008年6月份我到世界银行去当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当时美国股票市场道琼斯指数12000点，世行的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还有其他从事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太高，泡沫太大。
现在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实体经济没有复苏，但是道琼斯指数高的时候可以达到26000点，现在还剩下24000多点。为什么呢？
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么低的利率政策，只不过鼓励把钱投机到股票市场去。实体经济没有恢复，股票市场翻了一番还多，那意味着什么？如果说2008年的时候泡沫已经很大了，那现在泡沫是不是更大？
我想这是在市场里面大家普遍的看法，因此市场会出现一些风吹草动，像惊弓之鸟一样，一下子跌个几百点，复苏一点，又跌个几百点。
在这次论坛上，我听到很多人讲，可能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可能在2019年，或是2020年发生，用调整这个词是不愿意危言耸听，用另外的话讲就是可能出现股市崩盘的危机，所以大家情绪上面比较低落，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逆全球化，达沃斯论坛本来是推动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来了很多跨国的大企业家，来了很多政府领导人，都在倡导全球化，但是现在全球化受挫了。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有它的原因。过去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推动的，现在，反全球化的推力又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为什么呢？是因为发达国家内部有不少问题。
一个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很多工人的工资，从真实工资来衡量的话，30年、40年没有增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在美国，在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的比重在下降，并且收入分配急剧恶化。
这些问题和全球化同时发生，不少人就认为发达国家出现这些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把它的罪魁祸首归结为全球化。
当然在座有很多经济学家，如果进行比较好的分析，都不会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比如说，发达国家像美国工资长期不增长，并不是说它那些工作被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抢走。
因为中国或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卖到美国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附加价值很低，发达国家早就不生产了。
现在工资水平没有上升不是因为工作机会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被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抢走，而是因为工人的工资水平高，发达国家的企业就用自动化替代工人，这是主要原因。
而且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全球化对一般家庭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的工资没有增长，但是他买的消费品的价格是下降的，真实生活水平应该是提高的。
那另外的，中产阶级比重下降跟收入分配恶化，这两个问题相关，它的原因主要是什么？主要是70年代金融自由化，很多财富利润集中到华尔街去，以及80年代以后高科技发展，创造了很多科技神话，让一些人转眼之间变成亿万富翁。
但一般人不在金融机构就业，一般人也不在高科技产业就业，这种情况下，一般人的工资没增长，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以及高科技的精英，他们的财富急剧增加，就造成了现在看到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重下降，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这些让人不满的问题。
可是一般人不是经济学家，他只是看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也感受到了财富分配不均，工资不增长的压力，有一些政客就煽风点火，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就造成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反全球化逆流。
它的结果大家也清楚，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新政，法国现在在闹黄马甲抗议，中美之间出现贸易摩擦。在这种状况之下，在达沃斯论坛，中国有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达沃斯是一个推动全球化的论坛，感受到这种全球化的逆流的压力也就特别大。
第三个，我觉得跟中国有关，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每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30%来自于中国，中国是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来源。而中国在去年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的压力。
这个下行是从2010年就开始了。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2016年的时候降到6.6%，2017年回升到6.8%。2018年上半年的时候还是维持6.8%的增长，但第三季度剩下6.6%，第四季度剩下6.4%。
面对这种下行的压力，有些学者就利用一些掌握到的局部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是不是掉到4%以下了。这种观点在媒体广泛传播，影响到人们的信心。
我们知道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2018年的增长是6.6%，确实比2017年的6.8%有所下降。
对这个6.6%的增长，我个人还是接受的，因为可以从其它指标来佐证，是相符合，造假不了的。比如说，外贸增长，去年增长14.2%，电力还在增长，交通运输都还在增长，固然第四个季度下滑的压力比较大，但全年6.6%的增长是可信的。
可是，前面讲，大家对国际经济、对发达国家经济没信心。如果中国这一辆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减速的话，就更增加大家这种悲观的情绪。
对中国来讲，前面讲的这些问题都存在，今天下午听了王岐山副主席的演讲，他指出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自己的事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对世界做了最大的贡献。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必须去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以及为什么去年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压力突然增加。
对此问题，学者有很多分析，有一派观点认为，是因为中国的体制的问题，比如国企的比重太高了，国企没有效率；一派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人口数量达到顶点，现在开始往下走了。
这些问题都有，但我不认为这是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因为那些都是老问题、长期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慢变量的问题，它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那么大的影响。
对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我做过不少分析，也在多个场合提到，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问题，在这里不赘述。那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何加速下滑？我认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主动地进行了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每个国家都在讲结构性改革，但真正推行的国家很少，中国是提出并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内容？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但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做得比较多的其实是前面三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而这些都是压缩性的，都是把经济增长往下压的。而且不止如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企业会感受到最大的压力。
去产能主要是属于上游部门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煤炭，这是上游部门，去产能去了以后，一个好的结果就是说，产能减少了，供给量减少了，价格上升了，所以上游部门的盈利状况在2018年是增加的，上游部门国有企业占多数，所以，2018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很好。但是，它的结果就是让下游部门承受到更大的成本压力。下游部门全部都是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承受了很大的成本增加的压力。
另外，去杠杆。去杠杆信贷资金减少，可贷资金减少了以后，民营企业本来就是比较小规模的，在借贷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紧缩信贷，第一个感受到的是民营企业。再加上现在银行以盈利为主，下游的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了，获利空间小了，那么银行给它的贷款也就更少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去年出现了很多人讨论是不是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国进民退的政策，对民营的前景感到悲观。其实中国政府没有这个政策。中国政府还是坚持发展国有和民营经济两个毫不动摇，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民营企业承受巨大的压力。
在这一点，我们还是必须佩服中国政府有这个勇气去推行收缩性的结构性改革，但是，附带的效果就是经济增长放缓，而且民营企业承受巨大的压力。
政策总是要调整的。展望2019年、2020年，我觉得状况会有所改变，也就像王岐山副主席讲的，做好中国的事情，对中国来讲是重要的。做好中国的事情里面有一点，稳增长，稳就业，这是必要的。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还会继续推行，但会有所调整，因为前面的“三去”，基本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需要的是巩固成果，不会继续加强。
然后，第四项降成本、第五项补短板，我觉得在2019年、2020年会在这上面下更大的力量。
降成本指的是政府的管理成本、税收成本，在这一点其实政府已经在去年年底给中小企业大幅度减税，一年的营业收入在300万以下的这些中小企业，它的所得税率降到了10%。在100万以下的，它的所得税率已经降到5%。这是非常显著的降税，会有利于这些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再者，补短板，中国还是有很多短板可以补的。我们有一些产业是产能过剩的，但是，这些产业是中低端的产业，中国还可以升级到中高端产业。我们基础设施还可以继续完善，尤其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是不足。我们环境绿色发展也要投资。中国还在城镇化的过程。这一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多投资啊，但发达国家，它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当它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不像我们发展中国家，好的投资机会到处都是。它的环境是好的，它的基础设施应该都有了，无非就比较老旧。再来，它城镇化已经完成了。
所以在投资这一点中国的回旋余地大。有回旋余地还必须有钱。中国相对来讲还是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我们还是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投资平台等等的负债都加在一起，也差不多就是GDP的60%，而且中国跟其它国家的财政赤字有很大的不同。其它国家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消费的，中国的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投资的，有净资产的，所以，如果净的财政赤字比前面讲的GDP 60%低多了。
在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出了一个报告讲，过去，在讲政府的财政赤字的时候，只看它名义的负债，但它现在讲，要看净负债。如果政府的投资创造了资产，那资产应该把它抵扣掉。
所以我想中国可以用的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是很大，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的余地。除此之外，中国的民间储蓄也高。有了投资，就会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长，消费也会增加。
所以，我觉得在2019年稳增长、稳就业，完全可以利用我们的回旋空间、我们可用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我相信中国在2019年达到6.5%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6.5%，要看国际，要看国内，但是，我相信不管国际形势怎么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实现这样一个增长，而且是高质量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如果能维持这样一个增长目标，那么就像2008年以后一样，中国每年对全世界的增长的贡献应该还是可以达到30%，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增长的来源。这是我在达沃斯这几天的感受和一些想法，和大家分享，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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