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是南京江北新区打造创新策源地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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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在南京江北新区揭牌成立。中国经济信息社分析师在2020年南京创新周前夕，对话“新结构经济学”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深度解码新结构经济学，共同探讨世界经济的实践探索与道路经验。

新华财经南京5月21日电  日前，“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在南京江北新区揭牌成立。该研究院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和江苏大学四方共建。中国经济信息社分析师在2020年南京创新周前夕，对话“新结构经济学”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深度解码新结构经济学，共同探讨世界经济的实践探索与道路经验。

  新结构经济学破解区域发展难题

分析师:2020年4月，全国首家“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在江北新区揭牌成立。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创始人，您如何认识和理解您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哪些优势?

林毅夫:现阶段，我们国内经济理论的研究缺乏，现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新中国的经济现象。而新结构经济学的开创正是为了填补国内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研究上的空白。

不同于以发达国家作为理论参照系的传统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形成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特点和产业禀赋的自主理论创新体系。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总结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发展成败经验所形成的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体系。

此次落户南京江北新区的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则是我国首家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理论和政策实践研究为目的的专门机构。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

简单来说，如果要快速提高资本积累，最好的办法是经济体在每个时点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发展产业，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具有自生能力；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形成的竞争力最强，生产的剩余会最大，资本回报会最高，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会最强，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和收入增长也会最快。在此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根据产业和世界前沿的差异和技术研发的周期，新结构经济学将我国的产业划分为五种类型，即领先型产业、追赶型产业、换道超车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

当前，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全球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创新的方式必须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的比较优势相结合，才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论处于任何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的经济若要不断发展，需要有新技术和新产业不断涌现的创新来持续提高生产力水平才可实现；同时，创新必须跟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相结合才能够有最高的回报，最有效地贡献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分析师: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此番落户江北新区，创始团队有着怎样的考量?

林毅夫:把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放在江苏、放在南京江北新区，一方面得益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源自江苏作为产业大省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天然适配性。

研究院将秉承“开放研究、合作创新、优势互补、协作共赢”的原则，聚焦国家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以知识产权为特色方向，拓展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努力建成立足南京、辐射长三角、连通全球，具有较强国际学术影响力、决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的高水平决策咨询智库和人才培养基地，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破解区域经济发展难题提供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持，为全国乃至全球发展提供智慧和经验借鉴。

我期待研究院能够在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南京市人民政府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抓住时代机遇，深化新结构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研究，引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潮，践行“知成一体”，贡献于江苏省、长三角和全国的高质量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源

分析师:近年来，江北新区 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金融等领域，正着力打造“两城一中心” 。您如何评价江北新区近五年来的创新发展路径?

林毅夫:自2015年6月江北新区成立以来，新区聚焦“两城一中心”主导产业实施科技创新，加速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先导区。高端创新资源加速集聚，使得国内外顶尖高校的众多创新平台相继落户江北新区；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江北新区的备案新型研发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逐年增加，经济高质量发展驶入快车道。

在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态势下，江北新区依然跑出了连续8个季度GDP增速高于全市5个百分点的“加速度”。这些成绩的取得跟江北新区这五年来的创新发展战略密不可分。

自成立以来，南京江北新区从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管理能力等方面入手，加快知识产权整体规划。突破知识产权体制机制改革，建设省级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区，并通过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来充分发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要素的效能，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优化创新环境、扩容创新生态，推动了自主创新先导区高质量建设。

分析师:具体应用到实践中，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江北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该如何确立自己的定位与未来发展方向，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如何利用新结构经济学赋能新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请您谈谈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创新发展，积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对接近或已位于世界产业链前沿的产业，按发达国家的做法，在产品和技术创新上，政府应建立比较好的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是南京江北新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建设的核心竞争力。南京江北新区要积极调整产业政策，因势利导，发挥知识产权引领作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

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四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这种发展阶段的变化也意味着我国创新方式的调整。

对于江北新区而言，现阶段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开始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水平，甚至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产业，这些“领先型”产业的技术进步需要来自自主创新，例如集成电路；其次，在一些新的、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短研发周期“换道超车型”产业，江北新区有和发达国家直接进行竞争的比较优势，例如新能源汽车。对于上述几种类型产业的发展，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推动自主创新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

此外，对于那些现阶段仍处于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的“追赶型”产业(例如生物医药产业)，或者失去比较优势需要把产业转移出去的“转进型”产业(例如传统的纺织产业)，则需要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知识产权对这些不同类型产业的技术创新的不同作用。

分析师:在新一轮发展格局中，推动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是关键点，江北新区该如何把握?

林毅夫：未来，江北新区应该依托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以及新金融等主导产业，积极形成产业集群，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在一体化过程中，江北新区应该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长三角一体化使江北新区形成有效产业集群，将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进而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具体而言，江北新区应该坚持扩大总量与提升质量并举、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齐抓，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大“芯片之城”“基因之城”规模，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动能转换”；支持中车浦镇、南汽等骨干企业培育更多新增长点；以提高新材料产业占比为目标，加快实现“腾笼换鸟”；主动对接上海临港新片区，加速宁淮特别合作区建设；深化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发展，完善长三角软硬基础设施，实现与滁州、马鞍山等地的多点对接；以中车生产基地为纽带，建好顶山—汊河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积极打造先进制造业转型转移与跨区域发展合作典范。

  应对疫情挑战要为企业提供强支撑

分析师: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的迅速扩散，使其已经从一个区域性的传染病向全球大流行转变。在您看来，本次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林毅夫: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已经多次下调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就已经走软。而疫情带来的隔离或封城措施，对已经在下滑通道的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现在的利率已经是零利率或负利率，除了采用非常规的数量宽松外，没有多少其他货币政策手段可用，政府财政积累的负债率也已很高。

为了应对疫情期间失业的剧增，维持社会的稳定，有些国家不得不出台高达GDP10%甚至20%的超常规财政援助措施，但收效有限。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可能下滑5.9%，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7.9个百分点，欧元区今年经济下滑7.5%，比一月份的预测下调8.8个百分点，全球经济下滑3.0%，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6.3个百分点。回头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动荡，导致全球经济进入历时十多年的衰退调整，深刻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力量格局。今年由于疫情和油价等带来的经济下滑压力和不确定性，已经触发了发达国家由这十多年来宽松货币政策支撑起来的股市的崩盘。所以，往前看，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出口国，所以疫情在影响全球经济的同时，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也很大。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还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全球疫情爆发后，使得需求大幅萎缩。虽然线上购物和线上娱乐产业有较好增长，但线下产业受到了很大影响。疫情也冲击了供给端，对城市和农村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城市调查失业率从5.2%上升到6.2%，上升了100个基本点，3月份虽然开始复工复产，失业率仍然高达5.9%。相比之下，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时，处于最高点时的失业率从4.0%上升到4.3%，只提高了30个基本点。由于农产品外运和农民工外出的困难，农村就业不足的情形会加剧，这会连带导致农村家庭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影响。

另一方面，外贸确实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疫情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不利影响，而且下降程度会比较大。今年头两个月我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7.2%，三月份开始复产复工以后，除了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必要物资之外，许多外贸企业的出口订单被取消，出口下降幅度3.5%，整个一季度出口下降达11.4%，作为“自贸区”的江北新区难免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处在当前形势之下，中国的增长必须依赖国内市场和需求了。应对经济危机时，投资拉动是很重要的对策，但这次还需要同时保护家庭、保障消费，帮企业渡过难关。

分析师:您认为，对于中国和江北新区而言，应该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林毅夫:就中国和江北新区而言，一定要给予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更大力度的支持，比如减免租金、减免税收、减低税率、推迟社保医保缴费、推迟偿还贷款本息、提供新的贷款等。

我们认为，一定要重视中小微企业，提高中小企业生存发展能力。在中国，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同时中小企业也是很多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微企业的破产倒闭会带来失业的增加。保他们的生存就是保中国渡过难关后维持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必要举措。所以，保企业也就是保护我国的就业和维护我国经济的根基。此事宜急不宜缓，出手要快不能迟疑。

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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