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E新闻｜我院林毅夫与王勇两位老师合作发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转型升级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我院林毅夫与王勇两位老师合作的论文《Structural Change, Industrial Upgrading，and Middle-Income Trap》（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近日正式发表于英文学术期刊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2020年6月第二期。这一期是“负责任的全球化之下的产业政策” 专辑（Special Issue on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Responsible Globalization），由Karl Aiginger和Dani Rodrik组织，一共收录了九篇论文，作者中包括 Ricardo Hausmann，Mariana Mazzucato等多位在产业政策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

林毅夫与王勇的论文构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的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转型升级。该文认为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现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健康的结构转型，和从基础制造业向高质量制造业的顺利的产业升级。而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非常关键。只有充分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并且面对上下游产业之间存在的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和企业之间存在的协调失灵问题时，需要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的作用，解决协调失灵，才能更好地防止在自由放任市场中所出现的过早的“去工业化”和“脱实向虚”，或是产业升级过慢与结构转型滞后的现象，才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该文将制造业分为基础制造业和高质量制造业，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电信、专业服务（例如创新研发）等，为高质量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提供生产所必需的中间服务，但是基础制造业却并不特别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性不同。在低收入阶段，主要发展比较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基础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即使不太发展也并不构成制约瓶颈。但是当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根据恩格尔定律（Engle’s Law），由于高质量制造业产品和消费性服务的消费需求弹性很高，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两者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份额会越来越高。因此，当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就会导致国内对于高质量制造业产品和消费性服务的生产与需求不匹配，从而抑制经济增长。此外，由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不同，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上述这种国内生产与需求的不匹配会加剧导致本国容易陷在专业化生产基础制造业，无法进行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不利状态。

此外，该理论模型中会存在多重均衡。这是因为如果人们预期未来市场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中间品的需求很高，企业就会进入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产品将会因为竞争加强而变得更加便宜，下游高质量制造业产品和消费性服务的价格相对于基础制造业产品也变得更便宜，因此无论是收入还是替代效应，都会使居民对于高质量制造业产品和消费性服务的需求增加，对于下游产业的需求增加反过来刺激了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而完成了之前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市场高需求这一个预期的自我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顺利进行，这样的经济体处在“好的”均衡中。相反，如果人们对于未来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持悲观态度，经济体也会因为预期的自我实现陷入到“坏的”均衡中。此外，虽然“好的”均衡帕累托优于“坏的”均衡，却仍不是社会最优的状态。因为每一个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企业都只关心自身利润，而没有考虑其生产经营决策对于该部门其他企业以及下游部门的影响。

因此，如果政府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不作为，既可能会阻碍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进程，也可能会导致过早地“去工业化”。模型的政策含义是，一方面，政府应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应政策支持、鼓励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进入合适的新产业，避免经济增长停滞。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对投机性投资保持警惕，这些投机性投资可能会形成羊群效应，导致某些“过热”领域（例如房地产市场）吸收大量资源，造成资源从制造业部门被配置到低附加值的服务业部门，使得“去工业化”过早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

该文的第五节分还专门讨论了这个模型对于中国的含义，认为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当务之急是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行政壁垒，促进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这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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