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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发展格局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Author 林毅夫

编者按

1月9日上午,“清华三农论坛2021”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举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整理,经本人确认并授权。

林毅夫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指导委员会委员


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我国发展战略又有了重新定位。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样一个新的发展定位,为什么要提出来?对乡村振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

(一)新发展格局缘何引起关注


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国内、国际引起高度关注。之所以被关注,关键在于国内外对我国发展模式的印象根深蒂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普遍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型。因此,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论断,似乎意味着传统的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发展模式有所转变。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更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又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因此,如果中国重新定位自己的发展模式,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国,更会影响世界。


(二)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原因


1. 短期原因


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对各个国家的经济都产生非常大的冲击,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冲击,中国是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种状况下,国际贸易一定会有所萎缩。中国作为最大的贸易国,也必然受到影响。在出口受限的同时,我国经济还在正增长。此时,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多只能在国内消化,实现国内循环。


2. 长期原因


新冠肺炎早晚会过去,但我们的战略定位是长期的。因此,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更有其长期原因。一是源于美国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一再增加关税,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打压政策。这种情况下,我国产品的出口,以及对国际资源尤其是国际技术资源的引进肯定受到限制,为了本国的发展,必须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要依赖力量。二是源于经济的基本规律。2006年以来,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减少了50%。出口占比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与经济规模有关,其二与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关。从经济规模看,制造业规模经济大,产品生产出来后,如果国内经济规模小,国际市场的比重就越大,国内经济体量越大,国内自己能消化的比重就越高。新加坡经济规模小,所以2019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04.9%,远超中国的35.4%[1]。另外,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7.6%和13.4%,均低于我国,原因是美国和日本都是高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分别占GDP的80%和70%,服务业中很多产品都是不可贸易,所以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高,出口占GDP的比重必然越低。


2006年,中国总体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为5.3%,同年我国服务业比重为41.8%;2019年,中国总体经济规模增加至全世界经济比重的16.4%,而服务业的比重则增加至53.6%。经济体量的扩大和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共同解释了缘何中国的出口比重会从35.4%下降至17.4%。从数值看,2019年国民经济有82.6%的国内循环,已经形成了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


(三)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必要性


从国内循环部分看,随着收入水平的继续提升、经济体量的继续扩大以及服务业比重的继续提升,国内循环的主体部分会更为加强,这已然是一个事实。当前,通过新发展格局的提出重新论述该事实,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


一是给自己提升信心。当今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大循环,且现在已经有80%多是国内大循环,将来更可能达到90%是国内大循环。这说明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搞好国内的经济,不管国际经济怎么风雨飘摇,中国都可以稳定发展。


二是避免政治上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议。中国长期被看作出口导向型模式,在中美的摩擦中,美国把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国际部均衡也被归罪于中国的出口导向。我们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事实论述好,让国际上能够理解,也可以避免国际上对我们不必要的误解,或者是不必要的归罪。

国际市场是否已不重要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原来讲的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定位不再重要?答案是否定的。经济要发展好,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很主要的立论支点。


(一)国际市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肯定要充分发展,且产出的产品也会尽量在国内消化吸收。然而,即便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6.4%,也许未来2030年、2040年还可以达到20%甚至25%,但从全球看也不过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要发挥比较优势,自然要通盘考虑整个国际市场。要发挥比较优势,就意味着有些产业我们没有比较优势。比如,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土地密集型产业就很难有比较优势。此外,随着中国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将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失去比较优势,未来也需要在有可能进口时尽量进口,让我们的发展成本更低、质量更高。因此,新发展格局里还要加上后面这一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二)卡脖子产品的讨论


当然,也要考虑到,在一些产业产品上会不会被卡脖子的问题。如果被卡脖子的话,没有这些产业,没有这些产品,经济就不可能稳定发展。对那些产业产品,我们自然必须利用举国优势来发展。


因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要分析一下哪些产品可能被卡脖子,以及谁会卡我们的脖子。劳动密集型产品,将来可能要进口,但将来应该不会被卡脖子。但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可能有卡脖子的风险,比如华为被断供,中国一些高科技产业被列入某国的实体清单,这个可能会被卡脖子。


再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例,进一步探讨是否会卡脖子以及谁会卡我们的脖子问题。绝大多数的高科技产品不只一个国家有,美国有,德国有,日本也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分析,日本会不会想卡我们的脖子,德国会不会想卡我们的脖子。分析的结果是,他们不会。企业角度看,高科技产品要取得技术优势,需要大量研发,成本很高。研发以后,该技术到底有多少回报,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利用国际大市场。当前看,中国是国际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如果放弃了中国市场,企业可能由巨大的盈利变成微薄的盈利,甚至是没有盈利。如果盈利少或者没有盈利,企业继续研发的投入就会不足,就难以继续维持自身的优势。在这样的考虑下,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他不会想卡中国的脖子。


卡中国脖子无非来自政治的考量,这就涉及到国家角度。那么,哪些国家会有这种考量?为了争霸、为了维持世界霸权,可能会为了政治利益牺牲经济利益。但是,德国、日本不可能去争世界霸权地位,而会更多以经济考量为主。


对自然资源产品大概也可以这么考虑,因为绝大多数的自然资源产品可能来源会有很多国家。分析清楚以后,不管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利用好国内大循环,就可以维持国内的稳定和相对快速的发展。


从2008年以后,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在未来新发展格局之下,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也会维持在30%或者更多。我国只要继续按照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30%的贡献率,以及每年扩张30%的全世界市场,这种情况下,即便个别国家想围堵中国,也很难在国际上形成联盟,因为其他国家不会牺牲本国的经济利益。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怎么发展

在总体的新发展格局之下,乡村振兴可以按照既定的道路继续发展。因为总体环境会好,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城市市场会不断扩大。这种情况下,唯一要考虑的是,我国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以后,比较优势的变化。农业是土地密集型的,也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人均耕地的劣势,外加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我国在很多农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会不断失掉。此时,必须考虑的事情是,哪些农产品会成为我国被卡脖子的产品?除了卡脖子农产品外的农产品,只要国际市场上价格更便宜,能买就买,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当前看,唯一可能被卡脖子的是粮食安全问题。粮食是土地密集型的,相对来讲,也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所以比较优势会不断变化。此时,我们在坚持国内粮食自给的同时,更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关注有粮食生产优势的国家,采取粮食进口多元化战略。此外,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和投资,把国外耕地多有粮食生产潜力的国家培养起来成为我国的粮食进口基地之一。当然,即便如此,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还是非常重要的,坚持耕地保护不放弃。在给定耕地的状况下,产出满足不断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农产品,技术也需要不断提升,以提高产量和质量。此外,从日本、韩国等其他土地稀缺的高收入经济体角度来看,粮食还必须有保护政策的支持。基于以上三点,相信我们在新发展格局之下,既能够给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总体环境,也能够为我们的粮食安全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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