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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为什么重要?

2014-07-09 徐瑾经济人


《经济人》点评:微信圈近期都在刷屏张维迎林毅夫的争论,《经济人》也在现场,两人当时发言时间有限,逻辑未能完整展开,还是观点之争。不过,两人都提到回到亚当斯密,那么这位死了两百多年的苏格兰百人,到底说了什么,还能一再让人重温?分工其实斯密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抑或二者之间。斯密奠定了分工的研究范式,杨小凯也曾感叹“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西人评价《国富论》不是为图书馆而写作的书,而是形成了今天整个生活环境。张维迎说今天的人未必比亚当斯密年代聪明,这我很赞同,社会科学的积累有时不是线性发展,而从“反脆弱”的角度来看,在变化的今天,越是存在已久的东西,越有反脆弱性,越值得研究。


话说回来,经典就是这样一类书,大家都宣称读过,其实没人去读的书。所以今天今天推送一篇关于亚当斯密谈分工的书,是多年前的作品,读书时候的笔记,收入即将出版的《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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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论分工

徐瑾


熊彼特说过“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研究经济---通过历史,通过理论或通过统计数字”,一切经济思想都基于现实之上,分工带来的工业变革给与了亚当斯密机缘将经济学自成一体。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这样描述十九世纪的英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而事实上十九世纪是一个资本的时代。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席卷了全球,带来第一波世界性的产业革命,财富与生产力双双向前,资本主义从此取得了历史的胜利。正当其时,脱胎于伦理学的经济学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傲立社会科学之林——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在书中他讨论一个国家财富何以积累的问题,涉及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区域。



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作品《经济分析史》谈起《国富论》中其经济思想不过“分工”而已,评价斯密“在他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语气有些不敬,颇为后世学者垢病,但是可能他们都没能重视到分工的非常意义。学科的建树往往来自大师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与高度概括力,面对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催化下迅速崛起的社会变革,斯密反思了其中原因,并把“分工”作为讨论的开篇,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或者说国家富裕的动因——也是就是全书讨论的核心总结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工业革命时候,英国已经是世界霸主,英国工场手工业已非常发达,精细的分工,使熟练工人重复简单重复操作,机器化大生产的年代已经来临。


斯密总结人类社会进步归结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同时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国家要发展,非分工不可,他分析分工带来的劳动进步时候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之所以说经典,因为即使在今天也被微软创始人盖茨在引用。他说得是微小的扣针制造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象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分工成为可能之后,劳动者的的专门化也成为自然“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


分工带来的效率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分工是如何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的呢?亚当斯密总结说:“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他把分工看作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他甚至认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的。



在第二章斯密讨论了对于分工产生的原意,斯密倾向于把它看作次序的自发演进:”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而分工的动机则在于人的自利之心,“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出于自利之心而建立的交换奠定了斯密的经济人本性的原则,他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利己主义,所以,每个人的利己主义又必然被其他人的利己主义所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他人的正当利益,由此而产生了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正是以个人利益为立脚点的。他论述“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相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从此,由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提出的自利有利于社会利益的观点被斯密体统而且合法化,同时也彻底奠定了理性人的基础。


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也就是交换必然受市场范围限制,所以在第三章斯密主要谈论市场。他认为,“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反之,当市场比较大,分工就多,生产力就高。分工与市场关系还受其他一些技术因素比如运输交换成本或者今天制度经济学所谓的交易成本等的影响,比如因为水运成本小于陆运,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一般沿海和沿河地区就更为发达,分工也都是从沿海和沿河地区开始,其实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十八世纪海洋文明大幅度甩开大陆文明,走向现代化。


凯恩斯尝云,“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思技术。”,熊彼特也说过“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研究经济---通过历史,通过理论或通过统计数字”,所以一切经济思想都基于现实之上,分工带来的工业变革给与了亚当斯密以机会将经济学自成一体。分工思想本质是一种管理,企业因分工而产生,交易组织结构已久看不见的手的结合让各种组织得到发展。而分工对于后代的影响也相当之大,比如分工引发的组织管理以及国家间分工引起的国际贸易理论今天都举足轻重,决定经济的走向。


斯密奠定了分工的研究范式,杨小凯感叹“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最后我们今天以亚当斯密载国富论的话作为结尾:“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想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本文节选自《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一书,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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