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为何推荐钱穆

《经济人》点评：张维迎林毅夫争论涟漪还在继续，这其实也反映对公共领域的认知分歧。此前《经济人》推送《亚当斯密有多么重要》（可发送3获取）的文章也引发各种反馈。有朋友问林毅夫从斯密能学到什么，也不乏经济学的朋友表示，回到亚当斯密回到奥派就是退出“经济学界”的声明。

关于经典的意义不用多说，也无终极结果，毕竟哲学家说趣味无争辩，经济学家说歧视即价格。有多少人(甚至经济学家)认真读完《国富论》，这本身就有待推敲，更进一步，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于自身经济史又了解多少呢？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经济史亦是如此。中国经济史更是有待挖掘，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在国内出版可谓珍贵，值得推荐。钱穆才大如海自不待言，这本书的诞生，也是偶然。全书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开讲，涉及各代经济，并且专辟章节谈论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

观点立场不论，林毅夫在作序推荐《中国经济史》时表示“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林毅夫还认为钱穆先生一生耕耘讲坛，特别强调对本土文化同情的理解，“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其间对历史的反思却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那时的中国大都处于低谷期；而用现在的心态去回顾，应该与之前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这话不妨一听，钱穆也值得一读。钱穆曾说“作历史性的研究，最要在能划清时代界线”，时代风云变幻时，回顾历史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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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钱穆讲中国故事

徐瑾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经济史亦是如此。

经济史如此重要，可惜却一直重视不够，尤其中国经济史更是有待挖掘，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言，“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200年而已。”同样，对于学习经济学的人而言，经济史近些年步入低潮，状况可谓边缘，这导致经济史多少有点两边不靠的境地，在经济学界以及历史学界都难以得到主流的充分认可。

如此情况之下，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在国内出版可谓珍贵，值得推荐。这本书的诞生，也是偶然。钱穆先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众所周知，新亚书院由钱穆、唐君毅等人创立，宗旨在於“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后来经过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等历史，也诞生余英时等大家，而钱穆也在六十年代离开新亚书院前往台湾。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新亚书院校友往往用“偶然的无中生有”来形容其历史。也就是钱穆在新亚书院这十来年，政治风雨飘零之际，在香港这块“借来的城市借来的时间”甚至是借来的教室里，一位国学大师在近乎孤岛的殖民地讲述本国历史，这本来就是偶然，而叶龙先生刚好此时就读新亚书院，他不仅非常用心地做了笔记，而且刚好是浙江人，自称能完全听懂钱穆无锡国语，于是钱穆当年讲述的“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中国通史”等课程，也有了宝贵的笔记。

最早基于钱穆所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整理，在《信报》社长林行止慧眼赏识之下，叶龙在信报开设专栏，刊出之后颇受读者欢迎，偶有断档就有读者询问，最终也促成了这本《中国经济史》的产物。

正是一句老话无巧不成书，这本书来得巧，如果中间一个环节缺失，也总有遗憾，但冥冥之中，使人觉得总有隐形的逻辑之线在促成这本书，再到内地出版，多少暗合钱穆所言“温情与敬意”的旨趣。根据叶龙先生所言，钱穆对课程是有备而来，“宾四师开这门课，上讲堂时携带了笔记卡片，是作了有系统的备课的，有他不少新意在其中的”，而钱穆生前，叶龙也曾经将部分摘录的笔记用航空信请钱穆修改，钱穆也总是很热心很热心地改正后寄还。

因此而言，这本书并不是钱穆所写，但是熟悉钱穆作品的人也可看出，叶龙先生的整理可谓得力。全书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开讲，涉及各代经济，并且专辟章节谈论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

从某种意义而言，本书不是专著，是基于讲座而成，但是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看了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说中国文化，从黍与稷为中国最早农作物谈起，论及古人重黍稷轻稻粱，而黍稷均为高地农作物，总结而言，“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及之文化其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陵谷）文化，亦非河流文化。”

例如谈土地政策， 钱穆从以田产征税道“两税法”取代以人丁为主的 “租庸调制”，认为唐代“两税法”制度以前是涉及土地分配及所有权的问题，唐代之后则则不再讨论土地而是只谈赋税，“只是事情而非政制，成为一技术性的问题”。从历史关照现实，钱穆也关注当前土地变化，“今日台湾的平均地权政策或大陆的共产主义土地制度，可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已回复到两税制度以前所看重的土地问题上来了。” 问题在于，今天来看，最终内地土地改革到底在“政制”与“事情”之间打转，未必走出钱穆所谓的“技术性”层次。

钱穆对历史得失的评价，也大多平和，很多我们惯常教育中非黑即白好评价不同，而对于一些争议很大的改变也从结果来平衡解读。例如水利，欧洲人说黄河是中国之害，钱穆认为黄河最早有利，后期才对中国有害，而原因也在于割据分裂等因素导致黄河水道六次变迁，宋代之后黄河水患第一原因就是黄河正道被各种原因牺牲，人力控制黄河流向往往导致水患。南北意识在钱穆的论述也多次出现，他认为宋以前中国经济文化营养线是北方，宋之后则是三吴水利，而宋代变法背后的也有南非之争的暗涌，王安石代表了南人急进革新，而司马光代表北人传统饱受，但钱穆主张对两人都应报以同样尊敬。

如此案例，比比皆是，令人获益不少，不过也有遗憾之处。就章节比例而言，开篇宏达，谈秦汉魏晋经济可谓详略得当，而宋元尤其是明清经济则篇幅不足，略有头轻脚重之感，而明清恰恰是东西大分流的关键时刻，未能看到更多钱穆先生分析，颇为遗憾。但这种精简也只能视为一种残缺的美而接纳，正如叶龙先生引用师母胡美琦文中引述钱穆所言：“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能所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

《中国经济史》

作者：钱穆 讲授 / 叶龙 记录整理 / 林毅夫 序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年：2013-12

页数：312

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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