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盛赞的中国经济巨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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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的话

近期有篇文章在经济圈刷屏，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珀金斯教授（Dwight H. Perkins），是他为《致敬邹至庄教授专辑》（Preface for Special Issue Honoring Gregory Chow）所写序言。

文中尤其介绍了邹至庄留学项目和福特班，强调邹至庄教授从始至终都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员。

至庄是谁？

邹至庄留学计划是什么？

这对中国改革有什么改变？

中国改革三十年，当然是集体力量，

但是知识尤其海外学者的力量不可小看，理念的伟大在此。

作为经济学家，邹至庄不仅对于中国大陆改革贡献不少，对于台湾也是，其实两岸改革历史还是很多可以值得挖掘的地方。

摘取一段以前写的过内容，来自我的一本书《凯恩斯的中国聚会》。

邹至庄是谁？

邹至庄英文名Gregory C. Chow 知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1951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因提出著名的“邹氏检验”而闻名国际经济学界。为了向他表示敬意，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研究项目”被命名为“邹至庄计量经济研究项目”。

邹至庄的贡献？

在经济学界的理论贡献主要是邹氏检测（Chow test），但不少中国人记住邹至庄却是另外一个（Chow test），这源于还有他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贡献。他举办”邹至庄留学计划”，亲自出题考试，这个测试就叫Chow test。选拔上的优秀的中国学生被举荐到美国学习现代经济学，种种示范效应使得经济学在内地成为显学。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班只举办了三期，但是有人说意义却堪比经济学界的“幼童留美计划”。

谁参加过邹计划？

除了方星海，杨小凯、李稻葵、周林、许小年、胡祖六、李山等人均受益于此。邹至庄改变了这些人当年的命运，这批人大多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邹至庄现在年纪蛮大，老人家看得比较开，他很多年前在上海对我就说过，这些人如果和他再说与一下去向，他会很高兴，但是如果不说一声，他也不介意。

对了，《凯恩斯的中国聚会》邹至庄老师也推荐了。

目前这本书好像买不到了，有人告诉我在淘宝，要差不多两百。

大家可以等一下，版权今年末后就快到期了。

目前已经有出版社接洽，如果合适的话，明年找机会修订重出吧。

邹至庄的中国往事

青年学者 徐瑾

半个世纪过去，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他觉得自己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在香港、台湾、内地都有很多朋友。

邹至庄经历可谓传奇，他层以政府顾问的身份亲历了台湾经济起飞与内地经济改革，参加多次政策建议的指定，他在回忆录中如实记录自己重大经历，对于大人物也直书褒贬，对于经济学以及历史学都极具价值。

1930年圣诞，有个男婴出生在广州郊区的东山槟园，他就是日后的邹至庄，对少时广州的记忆，邹至庄已经淡忘，只记得海屋旁边的珠江每年五月有赛龙船等小事。邹至庄的父亲从商，与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均有来往，后来邹家搬到香港。

邹至庄的教育从小就是中西并存，在念大学时候听从母亲建议学了政治，后来转向经济学，最终成为一代泰斗，因提出著名的”邹氏检验”而闻名国际经济学界。为了向他表示敬意，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研究项目”被命名为”邹至庄讲量经济研究项目”，

“当他们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他们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这就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暧昧不明，他们天生对公共政策充满热情自信。

随着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所谓经济系分析数量化时代日渐来临，经济学家几乎掌握了政策主流的话语权，侵入各个门类，经济学大师科斯也无可奈何地感叹”无论是否恰当，经济学家总是按捺不住，禁不住在一切公共政策上指手画脚”。这点在改革之后的内地更是过犹不及，不少经济学家自许主流，对于专业内外的事务都积极发表言论。

问题在于，经济学家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从计量模型到政策出台的隔阂如何抚平？

所谓公共政策，自然事关人人，而公共政策建议的差异性也来自单个个体的差异。自由主义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乐观地相信”在目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一般公民间存在著对于经济政策的不同主张，此一差异并非源自于人类所极力捍卫的基本价值存在著不同。

相反地，此差异主要来自于对不同作法所可能产生后果的不同预测，而此一差异基本上可透过实证经济学的进步来克服。”话虽如此，作为政策顾问，经济学家面对纷繁多变的经济现象与参差不齐的政府官员，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证经济学就足以包揽。作为弗里德曼的弟子，邹至庄则显得更加务实，强调天时地利人和。

邹至庄的经历，使得他对于政策建议首先强调政策的可行性，他认为经济学家们经常会过分迷恋于他们理想中的模式，即使这样的理想毫无实现的希望，他们也禁不住要对别人鼓吹卖弄，有可能失去政府官员的信任，进而使得建议受挫。

其次，邹至庄认为选择合适的官员合作也尤其重要，而来自经济学家自身良好的判断力。他认为能够理解政策建议，并有足够的领导力，能把好的建议提升到政策高度的人才是合适的政府官员，但实际上这样的领导往往可与而不可求。

第三就是时机问题，时机不对，再好的建议付诸东流。邹至庄最后强调，经济学加应该保持心态的开放，承认自己也可能犯错，与政策推行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学习关系。

邹至庄对于政策建议的敏锐感觉来自他复杂精彩的人生轨迹，邹至庄六十年代曾进入IBM公司数年，以研究者身份为管理层提供咨询；从60年代末，又与刘大中、蒋硕杰等人出任台湾地区经济顾问，与当时台湾主管经济的”五人决策小组”互动交流，解决各种经济问题，80年代则频繁回访内地，应约成为中国国家体改委的顾问，对双轨制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外汇改革等重要议题着力良多。

在他记忆中，体改委可谓八十年代中国风头最健部门之一，主任由总理兼任，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安志文负责，邹至庄也觉得在大陆”可以帮助中国搞好，所以很愿意回去做事。”他回忆当时体改委讨论颇为自由，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限制，有官员甚至对他表示中国愿意借鉴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有用的经济工具。

邹至庄在经济学界的理论贡献主要是邹氏检测（Chow test），但不少中国人记住邹至庄却是另外一个（Chow test），这源于还有他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贡献。他80年代就开创现代经济学培训，还举办“邹至庄留学计划”，亲自出题考试，这个测试就叫Chow test。选拔上的优秀的中国学生被举荐到美国学习现代经济学，种种示范效应使得经济学在内地成为显学。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班只举办了三期，但是意义却堪比经济学界的“幼童留美计划”，杨小凯、李稻葵、周林、方星海、许小年、胡祖六、李山等人均受益于此。邹至庄改变了这些人当年的命运，这批人大多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

邹至庄看得比较开，“他们毕业以后，或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或回中国服务，都任凭自己决定。有时候他们很客气，会对我说一声。他能想到要告诉我，我非常高兴，但是如果他不说一声，我也不会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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