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中国像一个在艰难转向公司体制的“单位”
好几天没推送，今天推送维舟的一则书评，
评论我的《印钞者》，原刊于《书城》。
维舟是老朋友，也是《经济人读书群》成员，《印钞者》在定稿之前，也请他帮忙看过。他来评论，角度也许和经济学不一样，但是也有其深刻的一面，
他认为，如果说世界经济史上早先的那些领先者如威尼斯、荷兰、英国、美国，其运作方式都更像是一个个公司，那么当下的中国大概最多只是像一个在艰难转向公司体制的“单位”。说到底，这最终不完全是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与政治和社会转型不可分割的整体问题。
我这些年兴趣都在经济史尤其是金融史，《印钞者》是一个尝试，我写书更多是为自己思考留下一个脚印，如果大家觉得还有点用，那么就够了。
预告一下，下面会出版一本《白银帝国》，以白银为主线写一千年中国货币历史，大概年末上市。
这是我最花心思写的一本书，前后花了四五年时候，今年都在改；写完再想，如果当时知道要花那么时间，大概没勇气动笔写。。。
一次金融危机常常就像是一场地震，无论是其隐蔽性、突然性、破坏性，还是它们同样如此难以预见。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深层而错综复杂的力量在我们无法看清的地方持续冲突的结果，区别只是：地震是人力不可能控制的地壳运动，而金融危机终究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自然期望人类也能阻止它。
就此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不值得十分惊讶。从历史来看，现代资本市场每4-8年就会爆发一次动荡，而美国经济在2008年之前的十多年里却一直太平无事。就像地震一样，长期无震感也未必是好事，因为不间断的小震有助于将破坏性的能量分批散发，而多年的平静却可能意味着破坏力将积蓄到一起之后来一次大爆发。
不过，一个或许令人不快的事实是：金融危机也许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存在。它不是变异，而是常态。现代经济始终与“风险”并存，因为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负债经营，身处一个复杂多变市场上的任何一个理性人，所能做的只是根据自己所得到的有限信息和资本，通过使自己面临的风险变得可控而使利益最大化。尽管市场规则会在长期演变之后逐渐确立，但市场的规律又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这意味着始终会存在投机风潮失控而引发危机的可能。从个人的角度而言，你当然可以像在赌场里一样赚了一票就走，但如果你想要在这里获得长久的收益，那最好的办法还是树立自己的个人信用；而从整个市场和国家的角度来说则更是了：破坏巨大的金融危机，一次都嫌多。
在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时代是不可能有金融危机的，金属货币时代偶尔会有通货膨胀或流动性紧缩（“钱荒”），但也很少遇上什么经济危机，只有在货币抽象价值与投资产品脱离的纸币时代，这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与之前的金属货币不同，纸币本身几乎不具有价值，完全依靠发行货币的国家信用和储备金来作为担保，否则无法确保一张纸可以兑换的价值稳定不变。
在中国史上，金朝、元朝都曾因滥发纸币引起恶性通胀而灭亡，而明朝虽然严令使用纸币，但政府对自身又不加约束，导致民众谁都不想使用，相比起来，英国史上稳定的主权信用则长期担保英镑成为最可靠的货币——这说到底还是因为英格兰作为君主立宪的国家，君主不会滥用自己的信用，而必须在宪法框架下行事作为国家行为的权力，私有产权由此得到了良好的保护。
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于君主立宪制度完全确立之后的1694年（1689年《权利法案》正式以法律形式限制王权），这并非偶然。当把作为个人的国王与作为制度的国王区分开来之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便自此不再会成为不可控的因素，从而国家可以提供稳定的信用担保，中央银行遂可以确保纸币转换为黄金。稳定的主权信用又自然带来了正面效益，因为这使得投资人更愿意将钱借给国家，政府的金融需要于是得以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来获得满足。
不难看出，这其中的良性循环依赖于一系列制度性保障，而这又是敏感和脆弱的——一旦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投资人的恐慌，从而使整个链条崩溃。
在那个时代，只有英国能做到这一点，这同样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只有英国真正把君权“关进了笼子”，而完全依照市场规律，像运营一家公司一样在管理一个国家。如果帝王的心血来潮随时可以毁坏主权信用（话说回来，英国国王赖账导致投资人破产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不过那是在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那自然会导致市场的波动和恐慌。至于美国，它倒是没有突发奇想的君王，但它却出于对君主制和大政府的过分反感，因而迟迟不肯设立一家中央银行来进行有效管理——直至一场金融危机迫使美国各界达成妥协，美联储才得以在1913年诞生。
这也许是每个现代国家迟早都要上的一课：随着现代经济在一个国家内蓬勃发展，这一经济形态本身所蕴含的波动也会随之出现。世界史上最早的金融泡沫是1636年荷兰爆发的郁金香热，随后英国在1720年出现南海泡沫，这本身就具有指示性意义，标志着这些经济体在当时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市场化时期，否则都“不够资格”爆发金融危机，因而这些“坏事”也可以说是“好事”。 正如本书前言中所说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富贵病’，或者说是‘现代病’，往往只有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之类的国家才会出现这类症状”。1929年的大萧条之所以爆发在美国，无疑也是因为当时美国已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之后影响全球最深的金融危机都来自美国；只是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的债务危机，也意味着这些新兴市场开始进入这个临界状态。
金融危机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为消除它将伴随着我们难以承受的代价：它本身就与现代经济共生，彻底消除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消除现代经济生存的土壤。从这一点上来说，的确如熊彼得所言，资本主义是“创造性毁灭”，它集创造和毁灭于一身；而各国中央银行也是，它们既是金融危机的制造者，又是监管者。因为经济的繁荣、国家为经济扩张而发行国债，都需要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只是当人群的投机热情进入狂欢状态时，除了央行之外再无其它角色能适当地扮演好踩刹车的角色，以免落得更不可收拾的凄凉场面。
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除了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外，大多数人并不怀疑市场应有一定的监管，毕竟在经济利益面前，寄望于人的自发秩序是不现实的。问题不在于“监管”本身好不好，而在于在具体技术细节上它监管得好不好。更严格的监管未必就是更好的监管，如果没有对历史和金融问题的深入了解，那很可能是“宽严皆误”。大概也正因其中每次具体情况的复杂多变，各国央行在说明自己的应对举措时，也常常刻意使用一种含糊的语气，以免市场单一解读而引发波荡，因而无论实际政策力度是松是紧，都会被称之为“稳健”。
从历史来看，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基本是一条不归路，它只能被继续深化和完善——大概也很少有人愿意退回去。由于中国当下所处的发展中阶段，情势常呈现为某种吊诡的意味：一方面各种市场规范不完善，存在大量混合的经济体制状况和非市场化的行为，以致问题丛生；但另一面，在某种程度上又正是因为这样才使中国避免了像东南亚和墨西哥那样爆发金融危机。如果说世界经济史上早先的那些领先者如威尼斯、荷兰、英国、美国，其运作方式都更像是一个个公司，那么当下的中国大概最多只是像一个在艰难转向公司体制的“单位”。说到底，这最终不完全是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与政治和社会转型不可分割的整体问题。
《印钞者：中央银行如何制造与救赎金融危机》作者 ：徐瑾中信出版社 2016
近年我的主要著作:
《危机与转型——对话思想者》（2009）《中国经济怎么了》（2013）《凯恩斯的中国聚会》（2015）《印钞者：中央银行如何制造与救赎金融危机》（2016）《有时》文艺随笔（2016）《白银帝国》（1000年中国货币史）（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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