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批判启蒙批错了？|王前

经济人的话

每次推荐经济人书单，有朋友中觉得太多，

其实只是按图索骥的作用。

好了，今天重点有推荐精品深度文章，作者是经济人读书群的王前老师。

王前老师任职东京大学，对思想史可谓精通，写柏林更是心有戚戚。当然，文章得到授权，赞赏会转给王老师，记得给五毛咯。。。

每次经济人读书群谈到大师，王老师几乎都能推荐对应精彩传记。我深深地觉得，王老师读的大师传记比一般学者读的大师著作多得多，当然经典他更是信手拈来，早年下过功夫。他曾经谦虚地说，在困惑中前行，因此喜欢读点大学者思想家的传记，看看人家是怎么面对的。

部分经济人读书群群友评价，一窥王老师君子风范：

 林猛：@王 前 王老师学术以外的事知道一半，学术内的全都知道

 曹伟：@王 前 研究思想史真好。感觉您长文的字里行间除了学问，还有满满的多巴胺

苏琦：现在更充分理解蔡孟翰说你对欧洲思想家如数家珍的

维舟：时常觉@王 前 兄过谦，颇有以往时代读书人谦谦君子之风

伯林批判启蒙批错了？牛津伯林研讨会杂记

文|王前

因为研究以撒亚．伯林的关系，不时光顾他的编辑、著作管理人之一的亨利 35 43104 35 15232 0 0 3230 0 0:00:13 0:00:04 0:00:09 3230哈蒂主持的网站The Isaiah Berlin Virtual Library。一月份的一天，看到三月下旬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将举办研讨会讨论伯林啓蒙观的消息，于是立刻和哈蒂取得联繫，短短的十几分钟裡就办完了报名手续。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到欧洲去的签证手续等，虽然是在东京办理，仍须准备种种证明，忙得不亦乐乎，其中的苦乐唯有自知。

《伯林书信集》第一卷于2004年出版后不久，笔者就通过电邮告诉哈蒂日本有伯林的书信，从此便成了他在东瀛的耳目，帮他收集中国和日本的跟伯林有关的资讯。去年十月份有了这十年裡最大的收穫，就是在日本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也是伯林好友的丸山真男留下的大量资料中，找到了四封伯林写给他的信件。在东京女子大学丸山真男比较思想研究中心的鼎力相助下，我已将影本寄给哈蒂，有望在即将出版的书信集第四卷裡看到。哈蒂看到其中最长的一封后，马上发来邮件说写得精彩感人。此信丸山真男在致友人的信中摘译过，看得出伯林对那唯一的一次访日非常满意，对日本的文化和进步讚不绝口。

3月19日傍晚到达伦敦后，马上坐长途汽车前往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宿舍。放下行李给哈蒂去了封电邮，立刻收到回信叫去沃尔夫森学院共进晚餐。遗憾的是在去牛津的大巴上吃饱了三明治，无缘享受学院的晚餐了。虽然有点累，但还是很想马上见到这位通了十年电邮的「网友」，于是叫了计程车立刻前往。穿梭在牛津市区，初来乍到，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的一切都很新鲜。在夜幕中看到那些古色古香的校舍，感到中世纪就屹立在此的古老大学的魅力。计程车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哈蒂。当年自告奋勇提出给伯林编辑著作的年轻人，如今已是年逾花甲，不过看上去依然盛年风采，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左右。伯林去世后，经他之手编辑完成的著作隔几年就出一本，令原本以寡作著称的伯林变成了多产思想家，为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聊了一会儿以后，在哈蒂的陪同下去参观了放著伯林胸像和画像的图书馆和以伯林命名的走廊，然后去了他和助手编辑伯林著作的工作室。工作室的书架上放满各种版本的伯林著作和研究伯林的著作，一个个资料柜裡放著正在编辑的资料。承蒙主人的好意，拿了两本书留作纪念，然后回到宿舍准备第二天的研讨会。

这次会议是在牛津大学人文研究中心赞助下召开的跨学科研讨会，参加的学者中有好几位当今欧美学界重量级学者，如现任牛津大学社会政治理论Chichele 讲座教授的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研究德国文化的大家、牛津大学退休教授李德(James Reed)，以研究英国文学尤其是维吉尼亚．吴尔芙著称的现任沃尔夫森学院院长贺曼妮．李(Hermione Lee)，以及伯林的传记作者、前加拿大自由党党魁，现任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教授的伊格纳蒂耶夫。会议第一天做全体会议发言的就是现任Chichele讲座教授沃尔德伦(伯林在1957-1967期间也担任此职)，他的标题就让人感到火药味十足：〈论伯林对立宪啓蒙主义的漠视〉。

沃尔德伦这位当今欧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界的重要学者，在两年前的就任演讲〈政治的政治理论〉中就曾批评过伯林对民主制度缺乏兴趣，这次基本上可以说是老调重弹，但火力更猛。他的主要观点可以这样概括：18世纪欧洲啓蒙运动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立宪啓蒙主义，它建立在洛克、康德、西耶斯、卢梭、麦迪森等人的思想基础上，在18世纪末美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宪法，法国则扫除了君主制和贵族制，确立了宪政的观念，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人对政治的思考。可身为20世纪最著名的啓蒙运动阐释者之一的伯林，竟然对这麽重要的啓蒙成果基本上未曾关注。我们知道，伯林批判啓蒙主义时担心的是那种理性主义、化约主义的哲学会导致全能主义，他要挖出现代的极权主义跟啓蒙运动的内在联繫，所以儘管他是啓蒙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更多地研究啓蒙的批判者和「敌人」。正如他自己所言，研究「敌人」要比研究盟友更有意思，因为「敌人」知道己方防线的弱点[1]。在沃尔德伦看来，立宪啓蒙主义所设计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容纳人类相互衝突的各种政治观点，可以让那些多元观点在同一架构下争论，从而避免伯林所担心的那种问题。伯林曾经引用康德的那句「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来表明他对人性的悲观看法，沃尔德伦则倒过来说，正因为人性的不完美，所以要设计良好的宪政制度来包容不同的意见，并由此推动社会进步。基于这种认识，他高度讚美啓蒙主义最重要成果之一的立宪主义，将其比喻为设计精良的机器，在这架机器中权力被分散，让不同意见竞争，从而避免极权的祸害。

众所周知伯林是自由的坚定拥护者和辩护人，可是究竟如何才能捍卫自由，按照沃尔德伦的看法，保卫自由的当然是宪政制度，可是伯林竟然对此几乎没有著墨。这也是现任Chichele讲座教授所深为不满的。除了这些批评外，他还指责伯林对民主和参与自由有敌意，对政治哲学的理解过于偏重伦理层面而非政治层面。笔者虽然知道欧美学界讨论起问题大多不留情面，但目睹如此一连串的尖锐批评，还是有点惊讶。毕竟这场研讨会在伯林做过创院院长的沃尔夫森学院召开，纪念这位曾被誉为牛津大学象徵的大学者，参加者中有不少伯林的门生故旧。那沃尔德伦为何如此对老前辈不假颜色呢？他说由于伯林的示范作用，对英国的政治理论研究产生了不良后果。具体说来，因为伯林对自由民主社会的制度研究缺乏兴趣，所以徒子徒孙们也只研究正义和自由的意义，却不去关注两院制和分权等实际问题。可见沃尔德伦更加重视政治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要去解决现实问题，所以他希望现在的学生不要因为担心追求完美的制度设计会导致全能主义，从而放弃对宪政共和主义的理论基础的研究。

如此一番在伯林的追随者听来很不舒服的批判当然引起了反弹。哈蒂就引用哈佛大学年轻学者Joshua Cherniss的话，说伯林正是因为看到啓蒙以来制度设计的问题，才会去追究其思想根源。比如法国大革命、魏玛共和国和苏联的宪法设计，都有其理论上的独特之处，体现了啓蒙乃至人文主义精神，可在实践中却导致了重大问题。Cherniss这位年轻学者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研究伯林的思想及其时代关系的专著，颇受好评。对沃尔德伦的批评表示赞同的人也有，德国文化权威李德教授听了演讲后就指出，沃尔德伦用的容纳(house)这个词正是啓蒙时代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徵。按照这位对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啓蒙运动有深刻了解的学者的说法，啓蒙思想家并没有什麽完整的计画，他们喜欢不同的意见碰撞讨论(debate)，通过争论获得新的见解，而对这个重要特徵伯林竟然一点都没有谈及。第二个发表者就是这位牛津退休教授，他的演讲题目是〈同情与共鸣——伯林的悖论〉。

伯林在研究思想史时有一个大本领，就是深入对象的思想世界内部去探求，通过他的解说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精神世界。可在李德看来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他指出，因为伯林过于投入到他并不完全同意的研究对象的世界裡，有时把他自己的立场跟应该批判的对象混淆在一起了，从而对伯林本来应该支持的自由啓蒙主义造成误解。李德说1990年代他跟伯林打过三次交道，一次伯林曾通过李德的学生转告他说自己完全支持啓蒙，但是想通过啓蒙的敌人来研究，由此发现自己支持和喜欢的啓蒙思想的问题所在。据说伯林还批评过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尔、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对啓蒙的批判损害了自由啓蒙主义的声誉。可在李德看来，伯林做的事情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他拿伯林编的那本收集了洛克、休姆和伏尔泰等人文章的《啓蒙的时代——18世纪哲学家》做例子，说伯林的啓蒙理解存在很大偏颇。比如伯林说啓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为每一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发现客观的答案获得解决，在和谐的自然和社会中，这些答案对任何人都永远有效，但李德说这是伯林本人对啓蒙极端简单而误导的归纳，而我们知道这个观点却正是伯林的多元主义的根据之一。跟沃尔德伦一样，李德也火力全开，攻势甚猛，且都直接攻到伯林的主要观点上。例如伯林在晚年发表了研究康德的朋友和论敌、非理性主义代表人物哈曼的著作〈北方的博士〉，在熟读德语文献的李德看来，伯林在这本书裡也走过头了，还是老毛病：对哈曼有了太多的共鸣。伯林在书中说，如果没有哈曼对啓蒙所代表的理念的反叛，令人怀疑赫尔德、施莱格尔、席勒甚至歌德的世界能否形成，对此李德则毫不客气地说这只不过是对文学史的曲解而已！对德国文学史如数家珍的老学者的这番反驳令人大开眼界，不得不想跟他一起怀疑伯林对德国思想史的解读是否出了问题。
在《伯林访谈录》中，伯林说自己的哲学是建立在康德哲学和英国经验论基础上的，可见他对康德哲学是有足够深刻的了解的，而李德接下来批评的恰恰是伯林的康德解释。我们知道伯林的那本《扭曲的人性之材》书名出处就是先前引用过的康德的话。伯林年轻时听到这句话后一直难以忘怀，以至晚年出的书就用此做了标题。为了确认出处，他曾经托哈蒂请教过李德。笔者跟李德教授茶歇聊天时，他说自己喜欢康德，不太喜欢黑格尔，所以伯林找他是找对人了。可是对此句的理解两人却有分歧。从伯林的引用来看，似乎康德也跟伯林一样，对人性的幽暗一面非常绝望。李德则反驳说非也。根据他的理解，康德对人性有著非常清醒的认识，既认为人有道德上的潜能，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人性作恶的倾向。那麽康德究竟是如何看待人性的未来的呢？

李德说康德认为「自然只是要求我们不断接近这个目标」。什麽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完美的市民宪政」。在李德看来，这才是典型的啓蒙主义的思考方式：怀抱希望，但不过于乐观，树立阶段性目标，不把进步理解为一个事先给定的模式，而是在参与中主动去实现。这样的对啓蒙的理解，自然跟伯林的不太一样。在这点上，李德的观点跟沃尔德伦基本一致：啓蒙思想家认识到人性的不完美，因此决定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展开工作，去制定一套合理的制度包容不完美的人性。那麽为何伯林是如此理解并曲解了啓蒙运动呢？这也是在场的一位伯林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布莱恩．麦吉的疑问。这位四十多年前主持过BBC的著名节目《思想家》(后印成书)，跟伯林、蒯因和马尔库塞等大学者对谈过哲学的著述家今年已八十四高龄，连续三天参加研讨会，积极提问，其精力之矍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对这个问题，李德解释说，也许是因为幼时经历过的俄国革命给伯林在精神上留下了深刻创伤，而这个创伤成为了他日后思索的出发点。基于对伯林的啓蒙阐释的担忧，在演讲结束时李德强调拥护啓蒙的人们必须批判伯林对啓蒙敌人的过分「共鸣」。
两位当今世界重量级学者的发表，令笔者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其锋芒之锐利，用词之激烈，的确不得不叫人刮目，不过也很刺激批判性思考。接下来的十几位发表者，分别从伯林对赫尔德和马基雅维利的理解，赫尔岑研究以及跟马克思的关系等几乎所有伯林研究过的对象出发，来考察伯林的思想史研究的功过，各有精彩之处。不过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详细叙述。既然有批判，当然也有辩护者，这裡就介绍一下两位为伯林辩护的发言者，一位是伊格纳蒂耶夫，另一位是贺曼妮．李教授。他们在第三天发言，其内容也颇值得回味。

伊格纳季耶夫的演讲题目是〈传记作者的省思〉。他首先声明自己并不是已在天国的伯林的尘世代理人。但他说作为朋友，要为这位学者说几句。他认为沃尔德伦把对啓蒙的理解限定得太窄了，啓蒙不仅有立宪主义的啓蒙，也有其他形式的啓蒙，比如近年来有美国学者对激进啓蒙的卓越研究，甚至还有前一天发表者说的洛可哥式啓蒙。如果说伯林缩小了对啓蒙的理解，那麽沃尔德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到底是经历过全国性选战的前党魁，辩才无碍，一上来就来了记重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至于为什麽伯林没有去研究立宪主义的啓蒙，在这位伯林的传记作者看来，那是因为伯林生活在英国这样一个宪政制度最早确立的现代国家，所以对伯林来说这已经不是问题。那麽谁是伯林的「敌人」呢？在伊格纳季耶夫看来，像霍布斯鲍姆那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才是。顺便说一句，二十多年前伊格纳季耶夫在BBC做专访节目时採访过伯林的这位犹太裔同胞，对话有点不太投机，因为讲到史达林的大肃反的时候，霍氏并没有深刻的反省[2]。熟知伯林生平的伊格纳季耶夫当然没有忘记提到俄国革命对伯林的深刻影响，指出伯林要理解的是究竟是什麽导致了现代的那些暴政，所以追根究源到了啓蒙时代。

对沃尔德伦的立宪啓蒙主义这一定义本身，伊格纳季耶夫也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啓蒙并没有终结于1789年，而是跟后来一连串的历史连在一起的，不可切割开来。他也谈到了自己对伯林的评价，他认为伯林完美地体现了自由主义价值观，是位愿以他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理的真正的学者，甚至想说伯林的最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成就了他那样的自由主义的人格。对沃尔德伦说的伯林对民主和参与自由有敌意这一指责，伊格纳季耶夫也做出了回应。他举出了自己写传记跟随伯林左右时看到的一些轶事，证明伯林绝非反民主的人士，而是深爱民主社会的。所以总体上伊格纳季耶夫是从伯林所处的时代环境、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很多具体事实来为伯林辩护。在笔者看来，还是颇有说服力的。乍听起来沃尔德伦的批评确实很厉害，似乎击中了伯林的软肋。可是反过来想，伯林一生毕竟生活在英美自由民主制度之下，他本人就是随家人从俄国逃亡到英国，在他看来英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当然制度不是问题。所以他要集中精力批判20世纪的极权统治及其根源也就可以理解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沃尔德伦说伯林不重视制度的研究，这似乎也有点求全责备。一个政治哲学家不可能面面俱到，就像他自己在就职演讲裡所说，他的前任查理斯．泰勒和柯亨都偏重于哲学，而他自己要更加重视法学，可见各有所重。这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很难充当裁判官了。

本次研讨会最后一个发表的就是东道主贺曼妮．李教授。她的标题是〈伯林与传记写作〉，其实她本人就是著名传记作家，所写的吴尔芙传记被公认为杰作。这位沃尔夫森学院现任当家人首先回顾了二十多年前为了写吴尔芙的传记而採访伯林的一些轶事，说了一些初次见面的印象，不时引来听众的笑声。然后通过伯林对一些名人的描写，她向听众再现了一个对人生充满兴致的伯林。跟大多数发表者不一样，她还准备了稿子，但上面都是引用，有伯林对吴尔芙的回忆，也有伯林对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的评价，更有伯林写自己的偶像邱吉尔的名篇段落。讚美那些出色的人物，写出人性的光辉，在她看来这正是伯林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一个学养很高的著名学者，李教授并非没有意识到别的发表者谈的伯林的问题，但她还是从一个擅长描写人物的作者的角度来评价伯林，称伯林是自己一生中所遇见的最有魅力、最聪明的人物。

听完全部的报告，感觉这个研讨会的安排很像一盘佈局不错的棋，儘管大多数发表者都持批评的态度，但也有很有力的反击，从而很好地勾画出了思想家伯林的各个层面，饶有兴味。在总结研讨会时，对伯林的啓蒙理解做出了严厉批评的李德教授也对李教授的发表做出好评，称伯林这样一位大人物值得好好讨论，认真对待。

笔者虽非发表者，也因初来乍到没敢发言，只是静静地听了三天发表和讨论，但还是受益匪浅，觉得是场难得的思想盛宴。如何对待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认真继承他的思想遗产，这是我们都会碰到的问题。牛津研讨会与会者的处理方式，衬托出了李德教授所说的啓蒙主要特徵之一的讨论(debate)是有其价值的。不护短，不过誉，以问题为中心好好说理，肯定会有新的发现，有新的见解产生。沃尔德伦教授也说过，伯林老先生值得我们尊敬，他的声誉也能承受得了这些批评。诚哉斯言！

伯林作为牛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发起人之一，从年轻时起就身经无数论战，如果他也参加会议，肯定不会对晚辈的激烈言词介意吧。
在研讨会期间有幸跟几位与会者閒谈，也是极有意思的经历。除了跟李德教授有过几次閒聊外，在茶歇时还跟前面提到的布莱恩．麦吉先生聊了一会儿，告诉他曾经在大学时读过他编著的那本《思想家》的中译本，他对能在牛津偶遇一个中国读者感到既惊讶又高兴。我还告诉他在1980年代末国内介绍西方哲学的读物远不如今天多，三联书店出的《思想家》以其内容精彩，出场人物豪华(都是大师级)，为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很好的读物。也谈到此书查理斯．泰勒的那一章当初遭省略、最近已出现在新版裡(对此他说一无所知)。他还问起他那本写另一位好朋友、大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小书中译本出得如何等等。笔者正好也读过那本写得极其精要的评传，便一一做了答覆。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以色列、芬兰、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乃至律师(来自亚洲的除了本人，就是一位在剑桥留学的新加坡学生)，也有些简短交流，看得出对伯林的哲学感兴趣的人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哲学并没有过时。

在牛津期间承蒙哈蒂告知伯林旧居和墓地的所在地，利用间隙去看了看。座落在閒静的住宅区Headington的那座接待过无数名流的住宅，如今已託管，无法进去参观，即将迎来百岁的伯林夫人也已迁居伦敦(后于8月25日去世)。而Wolvercote 墓园的伯林墓，当然是谁都可以自由进入。十七年前在东京发行的英文报纸上读到他去世的消息那一刻起，就想哪一天要去给他扫扫墓，今番总算可以了却夙愿。比香港学者周保松幸运，进去很快就在犹太人墓区找到了伯林的墓，墓碑朴素至极，难以相信是一位20世纪大思想家的墓地。站在他的墓前除了拍照留念，难免胡思乱想了一番：伯林若地下有知，将如何回答他的那些批判者们呢？

自然，九泉之下的伯林已不可能再对那些问题进行讨论了，其实对伯林思想的各种质疑和批评，在他生前就没有停止过。平心而论，他已经为后来者留下了可观的精神遗产，他给出的答案未必正确，但极富啓示。就关于啓蒙这部分而言，对中国人来说也并非没有关系。译林出版社近年来大力译介伯林著作，速度已超过以翻译大国著称的扶桑，译作深受国内读者欢迎，可见其影响力。自从东方国家被卷进现代性的大潮之后，啓蒙已成了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无法置身度外。笔者客居东瀛二十年，对国内思想界的动向一直很关注，也知道近年来对啓蒙的各种批判。啓蒙当然可以批评，如前所述，争论本身就是啓蒙的一个重要内容。再说批评啓蒙早已不是新鲜事，当年批判啓蒙的急先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尔的《啓蒙辩证法》翻成中文也有不少年了。1990年代以后如潮水般介绍到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也可谓耳熟能详。但如果我们用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作为衡量某种理念是否过时的标准，那麽就如同牛津讨论会上李德教授所言，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都跟啓蒙理念未能完全实现有关(他的原话是「啓蒙还在挣扎」：struggle)。啓蒙的确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啓蒙所批判的问题都尚且没有解决，那麽是不是应该不要那麽著急地说超越啓蒙呢？在这方面，笔者很佩服已故欧洲学大家、深通国故传统的陈乐民先生关于啓蒙的看法。他在晚年重病中写下的那些《啓蒙札记》，实在是为国人留下的捍卫啓蒙的呕心沥血之作，其中的见解值得重视。

笔者听到过这样一种颇为耸听的说法：啓蒙本身是带著「毒液」进入中国的，中国的知识人没有弄清其渊源就把它当作救国的良方介绍进来了。这种说法既神秘又吓人，难道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优秀的头脑，都做出了戕害祖国的傻事？一直过了近百年才有绝顶聪明的学人看出来了？当然这种可能性在逻辑上无法否认，但真相是否如此呢？

无妨看看英国这样的事例。这个在啓蒙叙事中似乎一直被忽视的国家，近年来通过波特等学者的研究(Porter, Enlightenment: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我们清楚地看到，其实跟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比起来，啓蒙的价值观落实得非常彻底，也很少反复，似乎很难找到「中毒」迹象。另一个例子当然是美国了。不待沃尔德伦教授指出，很久以前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康马杰，就写过一本论述欧洲啓蒙的理念如何在美国得到近乎完美体现的书(Commager, The Empire of Reason)。如果像某些批评者说的那样,，啓蒙的后果之一就是虚无主义的话，那麽是否把啓蒙过后的世界重新「蒙」起来，回到古典世界，就能够避免问题的发生呢？更何况我们无法把虚无主义的责任归结到那些为了真理而奋不顾身的啓蒙思想家身上吧？
再说，如果啓蒙真的那麽不堪，为何像列奥．施特劳斯那样批判啓蒙的大学者，最终还是选择了按照沃尔德伦教授看来正是实现了啓蒙主义的那些宪政主张的美国呢？

当然，批评者也许会说，受近代啓蒙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人浅陋了，看不出西方近代以降思想变化的奥义。毋庸赘言，在这方面卡尔．施密特和海德格尔看得非常清楚，他们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对待，那些宏富的思想遗产不能因为跟纳粹的瓜葛而一笔抹杀。后起的学者如果愿意如同李德教授那样拥护啓蒙基本价值观，好好研究研究包括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思想传统，可能是避免浅薄的一种重要方法(虽然历史证明这并不是保证政治判断正确的不二法门)。但如果我们放眼西方古典学界，似乎也不是一种声音一个学派的天下。西方思想界的确不乏衝突，但也有很多传承。我们知道主张恢复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的列奥．施特劳斯最讚美的政治家之一正是邱吉尔，盛讚老邱是西元前5世纪存在过的伟大灵魂的现代版(见Heinrich Meier编辑的德文版全集第三卷书信部分)。如果我们听一下邱吉尔二战时发表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演讲，就可以知道他誓言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保卫的制度和价值，跟啓蒙所主张的大体一致。巧得很，邱吉尔也正是施特劳斯不太买帐的犹太同胞伯林的偶像。

啓蒙是否包含「毒液」，兹事体大，为了中国的前途，需要学人好好研究梳理，为此的确应该更加全面了解西方的大传统，而不仅仅只是看到啓蒙以后的西方思想的一隅。周作人一百年前在〈北大的支路〉一文裡就曾强调过研究希腊的意义，早就针砭过只重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文明的弊病。在这个意义上重新阅读西方，笔者认为是颇有意义的，因为这一直是我们荒疏了的领域。但一定要严谨，也不要走过头，拿古代的西方抨击现代的西方，彷彿两者之间真的只有断裂似的。译介工作尤其要慎重，不可重量不重质[3]。如果把显而易见的啓蒙的重要性统统以「毒液」一词否定，这究竟会带来何种严重后果，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醒。

若干年前，有1980年代青年导师之称的李泽厚先生说过，近来有些学人的所作所为简直是要把啓蒙变成「蒙啓」。到底是经历了1950年代以来无数思想争论的思想家，儘管并不熟悉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也不太懂西方古典语文，客居异国也久远，可是老先生对国内思想界动向判断精准，令人叹服。如果要问笔者参加的这次伯林啓蒙观研讨会跟我们自己有何关系，那就是对进一步思考啓蒙跟当代中国的关系不无参照作用吧。即便在我们承认是发达国家的国度裡，都有重量级学者指出啓蒙在当下的重要性，强调啓蒙还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那我们也许还没有到轻易说啓蒙已过时的阶段吧？当然，如果像二战时的日本京都学派那些为当时的权力作辩护、进行学理上化妆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坚信本国的世界史时刻已经到来，西方没落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有待扬弃的对象，啓蒙充其量只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那麽笔者上面所说的一切，大概也都是没有意义的。

王前，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副教授，研究政治哲学与思想史，著有《中国是如何阅读现代西方思想的？》(讲谈社，2011)，〈丸山真男的思想世界〉，以及《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日本ナカニシヤ，2014)中〈二十世纪的政治：林达夫与丸山真男〉部分。
[1] 其实伯林本人就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大热的公法学家、政治神学家卡尔·施密特的热心读者，曾在给丸山真男的信中称施密特为「杰出的敌人」(honorable enemy)。顺便说一句，丸山这位日本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从年轻时起就熟读施密特，对施密特的把握程度绝对不输专家。他也把施密米特当作终生的对话者。
[2] 对霍氏的批判窃以为最锐利的是托尼．朱特，见氏著《重估价值》。
[3] 笔者记得前几年德国希腊学大家维拉莫威兹的那本《古典学的历史》译成了中文，虽然是根据英国古典学大家Hugh Lloyd-Jones编定的英译本译出，却是错误百出，可为殷鉴。

近年我的主要著作:

《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岁末出版）

《有时》文艺随笔（2016）

《印钞者：中央银行如何制造与救赎金融危机》（2016）

《凯恩斯的中国聚会》（2015）

《中国经济怎么了》（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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