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下的万达：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前有万科，后有万达，
正好应验，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今天万科新闻未定，朋友圈已经被万达新闻刷屏。
市场传言，部分银行应要求清仓大连万达有关债券，万达系公司大跌，22日上午万达电影股价跌幅达到9.9%。
万达对此则是严正声明，表示网上炒作属于谣言，并称“万达集团经营一切良好。”
然而根据财新最新报道，“银监会于6月中旬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海航集团、复星、浙江罗森内里在内数家企业的授信及风险分析，排查对象多是近年来海外投资比较凶猛、在银行业敞口较大的民营企业集团。”
没有很多人注意到，王健林前段时间接受FT总编莱昂内尔•巴伯采访中，也提到了海外收购美国电视制作公司迪克•克拉克制片公司交易告吹。
王健林解释是两边的政策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放弃，“两个国家的有关政策都发生变化，美国也有人不同意我们收购，中国这边的一些有关的政策也有变化”，“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海外自己融资解决，只是不愿意成为一个不守规矩的公司。”
有人打趣，没人注意到王思聪从5月17日就没有更新微博么，这不是风险预警么？
真真假假之间，大家多数一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表情。
昨天公号文章谈王石退出万科董事会，王石退出，偶像黄昏，枭雄末日，小丑狂欢，提到万科和万达模式，一直是很有意思的对比。
土地财政之下，权力浸润着房地产业方方面面。
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之最大动力，政治与商业结合成为企业做大做强通行证，不知多少企业对此食髓知味。
万科和万达，一时瑜亮。
万科早年博得头筹，万达则后来居上，涉及商业、文化、金融三大产业，王健林本人，也以2050亿元的财富蝉联胡润排行榜中国首富，多年来历经无数形势变化而不倒。
对了，春江水暖鸭先知。
除了万达，没多少人注意到复星也有反映，在香港上市的复星国下午盘交易中下跌幅度一度达到9.6%，上海复星医药也一度下跌了8.9%。
出来混，真的都会还么？
不说当下，我谈谈历史。
我写中国货币史《白银帝国》时候，曾经提出一个问题，
中国早于西欧数百年发明最早的纸币，
唐代也诞生飞钱等汇兑业务，后来也有中国华尔街之称的山西票号，
为什么最终没有发展出银行系统？中国传统金融体系为何受限?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金融业作为商业的附庸， 可以说是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然而就历史处境而言，商业在中国一直作为政治附庸存在，金融业也就是附庸的附庸，这使得中国的金融纵然 在技术层面有交子、钱庄、票号等零星创新，在系统以及制度层面却缺 乏建树。
对比西方同侪，当中国明朝还在进行皇家纸币试验之时，欧洲已经诞生了最成功的银行家，如“美第奇家族”(Mèdici family)。
这一 家族在 14 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曾被看作流氓，却掌握了佛罗伦萨三个世 纪，其家族产生了三位教皇、两位法国王后、多位王侯与大公，也资助了很多天才，如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
他们的最大客户是君主与教皇，其影响力展到了政治领域，这是中国商人难以匹敌的高度。
而遥远的中国，当产权保护与人身安全都无从谈起时，何必考虑更曲折的银行模式呢？春秋时代尚且有立主定国的吕不韦，而明清只有满门抄斩的沈万三。
说完历史，回顾一下2013年企业家谈不谈政治的文章吧，回顾一下曾成杰。
权力与生意，到底是兄弟还是陌路？政治与企业家，到底关联还是绝缘？
别忘了，大连还有徐明呢。
小时代的柳传志和曾成杰
徐瑾 首发于FT 图片来自网络
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在中国，懂政治是妥协，不谈政治也是妥协。如无程序正义与司法公正，曾成杰及柳传志，或都难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又成一时热点。
据《南方周末》报道，有“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据说这番发言在企业家云集的社交网站“正和岛”（柳传志本人也是“岛民”）上引发诸多争论，甚至引发另一位岛民王瑛“退岛”，这一事件也进而演化为舆论焦点。
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尤其是当下的关头？年初笔者曾经参加过一次题为“转型时代企业家选择”的讨论会。巧合的是，召集人之一即是王瑛女士，她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立场并没变化，也就是企业家最大责任就是盈利，即使是在一个变化的社会中。我此前专栏《变动时代中的中国企业家》中，亦强调所谓企业家的责任，是做好其本职工作，办好一家企业，有利于其顾客、员工与股东，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家，这是其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
换而言之，柳传志的话并不离谱。事实上，即使联想这样的大型企业总被诟病其背景以及出身，但无可否认，正是这样的企业构建了今天所谓“中国奇迹”的基石。柳传志等企业家的最大贡献，确实在于经营好一家企业。对于他们的言论，社会应该宽容。
反过来说，对于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大家有更高的期待，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一个人掌握了越多荣誉，也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用经济学的话说，柳传志作为明星企业家，其发言外部性举足轻重，往往会成为一时风向标。对其发言有所要求，并不为过，这也是不少人的不满之处，“不说话行吗？！没人要求你做什么，不说话行吗？”（王瑛语）
也正因此，判断柳传志的发言，还应该立足一个基本原点，那就是私域与公域的区别。如果是私人领域发言，无论如何发言，旁人无从苛责，如果是公共领域发言，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就不得不考虑其巨大的外部性，发言作为公共事件被讨论甚至放大自然也难以避免。这次事件的模糊之处在于，一个小范围座谈，介于公私之间，又因为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传播而放大，各种观点见仁见智。
总结而言，我主张对柳传志们的言论秉持宽容态度，但几乎与这次“退岛”事件同时发生的曾成杰事件，似也说明，王瑛们的坚守有其理由。
曾成杰，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近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执行死刑，其女儿称执行死刑当天没有接到通知，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曾成杰案情复杂，既有中国民间金融幽微侧影，也折射地方政府的多面角色。个中曲折，仍待有心人挖掘，也期待法律专业人士关注。目前从记者刘建锋等人披露的材料来看，地方人事变动，导致政策对非法集资从鼓励转向收紧，曾成杰于是成了“吓猴的鸡、要被一脚踩死”。
回看历史，中国素有“红顶商人”的传统，从陶朱公、沈万三到胡雪岩、盛宣怀，无论流连五湖还是富甲天下，无论善终还是恶报，他们的发家与衰落往往都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搞政治或者懂政治也成为不少企业家津津乐道之物。与此同时，“不谈政治”也是一种强大话语存在。这看似怪异，实则是必然，不谈政治是妥协，而懂政治也是妥协，与高贵或逐利无沾，制度环境使然而已。
政治和货币一样，都是重要的东西，所以皆不能轻易交给别人。换而言之，政治是每个人的第二职业。现实生活之中，你谈不谈政治，政治都在那里，从办公室到卧室，从公共空间到个人生活。曾成杰大抵也不会如何“谈政治”，但他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显然既成就了他的生意，也断送了他的性命。就本质而言，在强大而无约束的权力面前，曾成杰这样的小商人和柳传志这样的大企业家，或许并无本质区别。如果没有程序正义与司法公正，曾成杰以及柳传志，可能都难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从国际比较来看企业家群体，也有一些微妙而戏剧性的差别。在关注新兴市场的《一炮走红的国家》中，作者发现中国富翁一个有趣现象：没有人财富净值超过100亿美元，类似级别的富豪俄罗斯有11位，印度有6位，对比之下，这两国经济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他认为“政府似乎在极度富有的人群中制造竞争，同时限制他们的财富上限。”
这一判断正确与否无法评价，不过从每年富豪榜上人头频换，甚至被媒体呼为“杀猪榜”来看，这些猜想不完全是笑话。企业家中以思想著称的冯仑近期谈到一个细节，一群中国企业家去欧洲见政要时，总统坐着说话，企业家“无一例外”都站着说话，以至于对方感叹“哎呀，你们这么有纪律”。冯仑认为这说明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在国际上受到礼遇，但在权力面前还是不太自信——岂止是不自信，这是长期压抑之下的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
权力与生意，到底是兄弟还是陌路？政治与企业家，到底关联还是绝缘？经济学除了告诉我们企业家最大责任是盈利，也告诉我们另一条朴素的真理：不要看人们怎么说，要看人们怎么做。
不谈桌面之上的政治，如果仅仅是为了桌面之下的交易铺路或嘘声，那么即使短时间有所成就，长期来看风险仍旧存在，犹如大连徐明之流。甚至，如果最终桌子也被抽走，大抵也只能站着回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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